丨关键词：公共意识 
“当下，我们真的缺失了公共性吗”

观点：我们常常会有这么一种感觉：社区里有的人可能缺失主人翁的意识以及公共性，在一些公共的事情上，可能会觉得不关自己的事，而是街道居委的事，是公益组织的事，大家习惯了有人包办一切，帮忙解决问题。但我们现在不是“计划经济时代”，而是“市场经济时代”，我们获得了更多的生活选择权利，同时，也对应着更多的责任。

观点：从管理者的角度来看，如今社区的需求日益多元，管理者是没办法全部“自己包办”。当管理者没有清晰的定位，也没有清晰的社区治理规则，有的公共问题是居民自费众筹，有的是社会来买单的时候，有可能出现一种现象——“自费解决问题的人事后找到管理者，要求‘还钱’”。“会哭的孩子有奶喝”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长久之计。

什么时候才应该链接社会外部资源，什么时候是众筹自费来解决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和规则。

贾蔚（广州市越秀区捌零柒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

观点：我们是否真的公共意识不足？对于“我们可能不太有公共意识或公共意识不足”这一观点，我持保留态度。因为我见过很多人，他们其实很有责任感和公共精神，但只是没有平台，有时即便有了平台，也不一定能做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需要思考的是：我们需要创造怎样的条件，才能让一些社区能人在社区层面，真正地发挥作用。

观点：如今，我们在社区里面其实有很多表达自己意见的渠道，也不缺议事小组之类的平台。但问题在于，这个平台会不会不自觉地用了管理的理念去做治理，以及管理者是不是真的信任居民去推动社区的议题。我们的社会上有很多能人，我们在谈论社区治理时不仅要思考居民有无公共意识，同时也要思考另一端是否足够开放、多元和接纳。

陈志君（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及总干事）

观点：社区治理的一个难点，是参与社区议题的居民如何和街道社区形成有效的对话。如果只是作为松散的个体，大家七嘴八舌，显然是没办法与组织形成有效的讨论，大家也很难为了社区团结起来。所以，这时候特别需要培育社区社会组织或队伍。

观点：我们在做基层治理的过程中，会发现有的人其实不愿意自己出头，一个人自己去参与社区治理，会遇到甚至产生很多的问题。但像加装电梯一样，它会组建一个团体，一个人管账户，一个人管密码。我觉得社区治理同样需要思考如何推动居民共治小组的组建以及一线落地。尽管目前的社区议事协商机制相对明确，但具体推动中仍面临一些挑战。

其中，在社区街坊组成的共治小组的合法性等方面还有待深入研究和完善。

董沛兴（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总监）

丨关键词：信任空间 
“信任是社区治理中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本”

观点：在社区治理中，信任是一个很重要的社会资本。好比一家企业要鼓励员工创新，当老板能够站出来并表示对有价值的想法兜底买单，员工的积极性也就会随之激发出来。我们觉得，社区同样需要这样的空间，需要管理者认可、支持以及执行居民参与的结果，这样才能为社区参与奠定核心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要学会怎样去容忍风险。

社区居民、公益组织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等众多主体都可以承担风险。管理者应给予这些组织一定的信任，让它们处理风险，而非将所有风险都集中在管理者身上，设置过于严格的事前审核。如果我们不去容错，大部分创新都难以开展。

观点：社区治理中，很重要的一点是尊重街坊在社区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当参与推动社区公共议题的人越多，大家资源和能力越强，越容易解决问题。管理者或是资助者一定要相信公众，给公众开放参与推动社区议题的平台和空间，让公众解决自己的事情，这个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但人的意识就是这样提升的，没有这一步，再想着怎么管都是没用的。

很多时候，去相信大家，去给试错的空间，即便一开始得摸着石头过河，很难找到对应的规范，但依旧抱着信任，陪伴着大家一起探索。

社区治理需要这样的一个信任空间去做创新和探索。

段鹏飞（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

观点：如今社区治理很火，但一线实践中可能缺少了“如何进行善治”的系统性思考和基层指引。当我们以推动人人参与、人人为善、人人互助为目标时，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但如果我们没有政策保障，难以以目标倒推行动，很多探索便会被条条框框限制住。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有的居民和专业公益组织并不知道怎么参与到社区议题讨论中去。

当一个居民发现一个社区需求并想行动起来时，他/她不知道可以找谁，不知道谁会支持自己。

当然，不仅居民和公益组织不知道，有的一线工作者也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大家便会选择不做。

观点：如果我们整个基层要做好善治工作，就要对其进行褒奖、激励、保护和支持。参与公共事务，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要投入很大的心力，当一个人受挫太多，积极性就会降低，也就会减少做这件事的频率，这是很自然的。任何人都有趋利避害的本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基层善治是一个系统工程，我们要思考资源如何筹措，组织如何培育起来。

我们要思考如何让基层每个人有责任、有动力去做公共服务或公益服务。如果激励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还是一盘散沙，社区治理还是会出问题。我们需要有担当的人，但如果社区没有保护激励机制，缺乏充分信任的话，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少。

兰姐是江南中街的一位街坊，特别积极的社区行动者。怎么让更多的普通人可以像兰姐一样参与社区公共议题的推动，是当天研讨的聚焦点之一。

观点：在老旧社区里，大家都特别关注老旧楼栋的维修。正是因为没有管理主体，许多楼栋的公共事务都难以开展。而江南中街选择了在全街范围鼓励居民建立“善治先锋”居民团体，配套以“善治微光”微创投平台。居民团体自己筹70%的钱，一切都是由街坊邻里做主，“善治微光”微创投平台则为居民修缮公共设施提供30%部分维修资金和社工协助。

观点：善治微光项目，其实是从加装电梯这件事中得到的启发。我们发现，那些进行过加装电梯的楼栋往往能建立起相对完善的组织架构，而这种以激励为导向、而非单纯补贴的机制，能有效激发居民组建楼栋管理组织的积极性。善治微光不仅是要解决居民区具体问题，更重要的是要撬动楼栋自治，推动每个参与项目的楼栋都能形成自己的管理小组。

该项目每年都会举办总结会，可以发现，当大家相信居民能力，并给大家平台空间，有公共意识的人会用滚雪球的方式，影响更多的人。

我们也希望这种街坊组成的共治小组，未来能有一定的社区信任背书渠道。

点击图片可查看《一个广州社区的治理实验：当社区有了“老年病”，谁来治，怎么治？》报道，了解善治微光项目背后的探索。

丨关键词：资源归口 
“居民发起的公共议题，都有归口支持吗”

观点：居民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会面临一个具体的难点。一些具有公共意识的居民在发现一个社区议题时，其实需要资源支持以推动具体的议题。但当大家想要自下而上申请筹措社会资源时，会发现自己不知道渠道在哪里——一方面不知道怎么筹钱；另一方面，一些社会资助是基于已有工作计划和条线来安排资源，而自下而上的需求有时很难找到对应的归口。

江南中街有“善治微光”微创投平台，但从全国看，这样的开放资助模式，并不多见。

观点：社区治理需要资金资源支持，这个支持其实有三方面。一方面是做活动以及空间改造时，需要物料资金支持；另一方面，街坊作为志愿者推动一个社区议题没有问题，但这个过程中，一些具体执行工作如果需要专业人士推动，也会产生人力成本；最后，在推动社区治理过程中，需要有人用专业的方法去培育协作和引导，这时，协作者也需要资金支持。

芮光晔（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曾在泮塘五约和自家社区探索社区治理，在这个过程中，既有经验，也有思考，点击“泮塘五约”或“81号大院”可查看相关报道。

观点：居委会在社区里是很好的社区治理推动角色。如果一个具有公共意识的人进到社区里，居委会能给人家的感觉，让大家快速了解社区全貌，支持其推进社区议题，并且上传下达，整合上下左右的社会资源时，社区治理便能推动起来。但这个前提是居委会避免过度的行政性，避免全包全揽，进而提高服务性，对想推动社区的人报以热情，串联资源。

观点：在一些实践中，其实街道社区乃至外部的基金会也很想支持，但找不到资金归口，不知道怎么给钱。还有一次，街道管理者也很困惑，说如果居民推的是养老服务议题，还可以对接资源，但如果居民做的是一个很创新的事情，其实管理者也要找归口。

梁焕娣（广州市青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

观点：目前，我们看到一些地方的政府部门和基金会采用了开放式的资金支持模式，即设立专项资金池，供各社区根据自身需求提出议题和方案，经评审通过后即可获得相应的经费支持。这方面其实可以有所借鉴。其中，在顺德，地方社区慈善基金会定期向社区开放申请机会，并将社区参与度作为评审的重要标准之一，此外，定期组织一线社区工作者培训。

这是一种很值得参考的良性发展模式。

观点：江南中街在善治微光项目中，除了运用党建服务群众专项经费，拎出一笔公共资金“配资”，很重要的一点是，也拎出了一部分资金购买专业服务作为协作者参与到社区治理的推进中，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哪怕是很少的钱，但是街道在引进机构、社区组织或自治组织时，能信任多元主体勇敢地去做这件事，接纳专业也接受建议，这是最重要的。

丨关键词：协作赋能 
“我们为什么需要专业机构参与进来”

观点：当前社区自组织的培育工作中可能会存在一个现象：我们成功培育了许多文艺或兴趣类型的组织。然而，要将这些兴趣导向的组织转变为具有公共性、真正关注社区事务的组织，其中存在着相当大的挑战。这一转变涉及多个关键环节，包括组织领导者的培养、适当的组织参与机制，此外也要在社区营造空间，为自组织提供探讨公共议题的平台和机制。

观点：推动社区组织共同参与社区事务讨论，必然存在不确定性，但如果能够提高风险容忍度，或通过适当的技术手段化解不确定性，这些自组织就有望获得认可，成为社区参与体系中的重要一环。

观点：在当前社区组织的实践中，不可否认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组织往往由社区中的能人、闲暇人士或掌握资源的人士主导。然而，如果这些组织能够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运行机制，特别是健全的换届制度，就有可能转变为连接个人与社区的重要纽带，实现从少数积极分子到带动整个社区广泛参与的渐进式发展模式，进而构建更广泛的社会参与的可行路径。

张华桂（广州市人大代表）

观点：公益组织在社区中的关键作用是创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信任，回应公共问题的同时凝聚大家向上向善的共同愿景。

观点：从技术层面来看，不同的问题表达方式会引导出不同的社区参与效果。若直接询问居民"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往往会得到零散的问题清单；如果将问题具体化为"一个月内亟待解决的问题"，则能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反馈；而当引导居民思考"五年后理想中的社区面貌"时，则能激发他们对未来的思考，并反思自身可以为社区作出的贡献。

提出与愿景相关的问题，正是社会组织的长处。通过凝聚大家对社会发展的愿望，公益组织能够激发居民投入资源和能力，在社区中扮演积极的角色。

观点：困难群众遇到困难，我们会义无反顾对接各种资源。但社区治理方面，主张社会工作要做的是培育和激活，也就是助人自助，用生命影响生命。像无物业小区里，大家没出钱请物业负责公共运维，这时核心工作不是向外求资源，而是激活街坊主体意识，一起解决社区问题。但培育和协作，是需要管理者另外掏钱购买专业服务的。

我们要思考的是，当大家都说推动社区治理时，有没有人愿意真的掏钱引入协作和培育的角色。

林琳（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区治理服务主任）

丨关键词：灵活开放 
“社区慈善是宝贵的资源，但需要更加灵活开放”

观点：我们都说社区慈善是巨大的宝库。但社区里，怎么把慈善资金用活是一件很考人的事情。普通人其实不一定能适应太过“专业化”“职业化”的“游戏规则”。很多时候，社区服务都是很零碎，同时时效性很强的，但如果说申请两千元资助首先要开几次会讨论，然后一系列报销请款，其实当这些规则普通人玩不转的时候，大家就不会玩下去了。

观点：社区慈善想要激活，首先必须摸索出一套既适合社区街坊参与又符合规定的方法。这些钱本都是社区街坊基于对具体行动的认可，从自己口袋掏出来的，想要有活力，就得在保障公益用途的基础上，让“用起来”和“掏出来”一样容易。

观点：在做社区治理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是合理合规地达成目标，而不是为了做好过程。我们现在有的时候觉得一旦涉及社区公共议题筹措资源，就只有社区慈善基金一条路，不经过它什么都做不成。但我们应该意识到，社区慈善基金是手段而非目的，我们最终要做大的应该是社区公益慈善。我们推动社区治理不能被基金一条路给局限了。

慈善会等枢纽型平台未来能否开拓一个支持大众去做社区共治的软性平台，为社区打通公众灵活参与的渠道？这点值得思考。

观点：在一个私域（比如一座楼栋）里，大家围绕一个公共的事情筹集资源，并通过灵活方式对资金进行管理——这个事情是不是一定要放在慈善的范畴去管理和界定？在接下来的社区治理工作推进上，我们必须想清楚这个问题。如果一个社区的事情，涉及向社区之外的企业以及其他外部主题筹集资源，这个事情应当纳入公益慈善的范畴，但如果不涉及其他外部主体，有没有更灵活的方式操作？

郑子殷（广州市政协委员）

观点：近年来广州推动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居民也没有走慈善基金渠道，只需要建立专项资金账户、自费众筹。它只是一个私域内的管理，楼栋居民操作简单便捷。而公益慈善可以在此基础上做些什么，这才是公益慈善应该思考的问题。

观点：无物业老旧楼栋改造也可以参照“政府补一点、企业让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四个一”模式。在社区治理中，我们首先要解决“后面三个一”，接着才能顺理成章推动“第一个一（政府补一点）”。先要把规则确立好，比如街坊怎样才能申请到三成的资助，同时，街道社区通过商会等渠道链接企业薄利参与其中。

丨关键词：时间空间 
“推动社区治理，需要给一线以时间和空间”

观点：我们遇到过一位想支持社区做社区花园的规划师，对方说自己同时给六个街道书记打了电话，咨询对方意向，但最后只有一个街道回应了。后来，这个社区在规划师的支持下，很快就将社区一块可以活化的地方做成了社区花园。后来大家复盘发现，其实街道管理者对社会工作的理解和情感认同，对于链接外部资源做灵活的社区治理尤为重要。

在一线实践中，其实还有一些人不了解怎么用好社会工作专业，不知道把他们放在什么位置，所以有的地方没有开放到社会治理，探索社区新议题的空间。

观点：居委会的很多工作人员大半辈子扎根在社区里，他们是有使命和愿景的，只要有空间和机会，他们是愿意探索社区治理的更多可能。街道要有足够的耐心、时间和空间陪伴社区的成长，持续地支持社区和街坊。作为街道工作者，我们应该成为社区居委会的支持者和赋能者，当他们有意愿开展工作时，能够及时地提供必要的资源和能力支持。

观点：当一个地方要推动社区治理而非管理时，它的“指挥棒”，也就是考核指标也需要相应的调整和变化。当考核指标可以从“步骤过程”的考核转化为“社区发展结果”的考核，并将社区治理的长周期以及变化性考虑在内，用更长的时间周期来评估时，街道便可以空出探索社区治理的精力，推动社区治理。否则，人们很难抽出身来，推动真正的社区治理。

卢志芳（广州市慈善会筹募部部长）

观点：要给街道时间和空间，要有耐心，因为社会治理不可能一蹴而就。居民意识的改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需要持续的陪伴。这种改变可能需要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显现。按月甚至是按日考核的高密度节奏与社区治理的长期性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张力，当一线工作者从繁琐的过程性指标中解放出来，才能投入更多精力进行长远规划，社区治理可能获得更广阔的推广空间。

观点：其实人都不喜欢被管理，但我们今天在一些场景里谈的其实还是管理。我觉得社区治理仅仅有激励机制还不够，我们必须深入理解其本质特征。借鉴雅斯贝尔的教育理念："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社区工作者与居民之间应是互为师生的关系，在互动中实现共同成长。这种理念也应当适用于社区治理，因为它强调的也是治理而非管理。

我们今天有些场景只是以“项目制”来做社区治理，今年一个项目，明年换个项目，如何做到全程的陪伴，这个问题值得大家去深思。

何志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

观点：我觉得社区治理的核心是如何让不同的人，尤其是更容易被忽视的人都能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在这个过程中，了解个体真实的需求十分重要，可能涉及心理学、人类学、空间设计等多学科知识。有时我们连自己家人的需求都看不出来，更别说陌生人了。那些已经在社区治理中站出来的人其实特别优秀，但他/她们也要看见没发出声音的人。

我们的社区里还有一些人，或是缺乏表达的能力，或是觉得说了也没用。社区治理的关键在于如何将这些不同的群体凝聚在一起，而不是只关注较高社区参与能力的人。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或许有一天，那些已经在社区治理中站出来的人会看到“反对”的人，“沉默”的人，他们也进入到对话之中，构成真实、复杂但彼此看见的社区。

社区往往是人们寻求情感支持的最后庇护所。在这个社区里，那些长期参与社区讨论的街坊可以为摊贩、保安、外卖小哥转达需求，大家一起做社区创新，回应一些需求。当这些群体能够真诚地表达需求，主动寻求帮助时，说明社区真正成为了大家的依托。此外，很多时候，我们在做社区治理之前，首先要重新理解“社区”的定义，什么是社区。

*感谢中共广州市委社会工作部、中共广州市海珠区委社会工作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中街道党工委相关负责人的支持以及张华桂（广州市人大代表）、郑子殷（广州市政协委员）、段鹏飞（广州市社会工作协会秘书长）、卢志芳（广州市慈善会筹募部部长）、彭柳（华南师范大学教育信息技术学院教授）、何志森（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芮光晔（广东工业大学艺术与设计学院讲师、广州市荔湾区翻屋企营造社区促进中心联合发起人及执行长）、董沛兴（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执行总监）、林琳（广州市启创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社区治理服务主任）、梁焕娣（广州市青藤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总干事）、贾蔚（广州市越秀区捌零柒社会服务中心理事长）、陈志君（广州善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联合创始人及总干事）、兰姐（街坊）等专家学者以及街坊代表的真挚分享。

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林琳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俊杰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