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春天来了，我们计划在这里种上更多植物……”2024年初，社区规划师芮光晔对自己家门口的社区花园，又有了更多的想象和期待。

2016年以来，芮光晔在许多地方开展过参与式规划设计和社区营造项目。荔湾泮塘五约、顺德东风村、顺德碧江……在这些引入了社区营造理念的社区里，个体的声音和价值得以显现。当发展和变化到来，这些社区的每个人都可以发出各自的声音，决定这个社区怎么变，变成什么样。

这些探索处处体现了人本精神，但其成功离不开委托方和资助方的推动。

而过去九个多月，芮光晔作为两个小朋友的妈妈，开始尝试把参与式规划设计带回自己生活的社区。她与广州市荔湾区翻屋企营造社区促进中心发起倡议，联合多方组建社区花园共建小组，在社区里和街坊邻里一起自发地定场地、做设计，众筹共建，两百多人一起打造一个儿童友好社区花园。

这个社区花园仍在不断生长，但更多的难题和挑战也在悄然显现。

它真的可复制吗？一个居民可以多大程度推动一个公共议题，有哪些难点必须解决？

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 挑战一：谁找钱，怎么找
 社区慈善基金这时也该用起来 

当社区需要儿童友好空间时，一个妈妈可以做些什么？

在芮光晔看来，每个人都可以推动社区的改变。

2012年至2016年，她在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学习。当时兴起的“参与式规划设计”和“社区营造”强调设计对人以及空间使用者的关注，深深吸引了芮光晔，并成为她日后的主要事业。2016年，她到了广州，嫁到现在居住的社区。

也是从那一年起，芮光晔开始尝试以第三方社区规划师身份，推动多个地方的社区营造工作，并为推广社区营造，注册了名为“翻屋企”的社会组织。

无论是荔湾泮塘五约（具体故事可点击此处了解），还是在其他地方，这些探索都有明确的委托方和资助方，是由政府相关部门或社区村居的管理者发起，有明确的资金支持或经费预算，在推动某些事情时，透过寻求第三方社区规划师的合作，引导公众参与，一同解决一个问题。

但如果居民自己发现需求，自己想推动改变，又可以怎么办？

九个多月前，芮光晔偶然发现自己小区缺少儿童公共空间的问题。她决定用参与式的方法，和街坊邻里一起共建一个儿童友好社区花园。

但在没有委托方和资助方的情况下，最明显的问题就是“钱”。

通过一系列活动落地推动大家“参与式”选址和设计，一般要找到专业的社区规划师在活动策划、意见汇集、分析提炼、设计支持等协作工作方面提供支持。

“一个居民是做不了这么多事的。”芮光晔说，“但谁来引入专业组织提供支持？专业人员的费用和设计费从哪里出？”在这个问题上，芮光晔和街坊邻里一起打造的儿童友好社区花园并没有找到答案。

按理说，她可以就着这个事找基金会或公益组织资助或支持，或是寻求创投活动的资助，“但作为一个公益领域的‘圈外人’，我完全不知道可以找谁，一个普通居民很难对接上资源。”

为了依旧促成儿童友好社区花园这件事，她把“翻屋企”的专业团队伙伴李一淼请了进来，“活动筹备、信息推广、意见汇总等工作全都是她协助完成的，完全是基于认可而过来支持。”

另外，当花园的设计出来了，花园的建设费用又该谁来出，如果要众筹，怎么筹？

有一段时间，芮光晔四处找钱，好不容易找到广州市越秀区社区设计师和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的小额支持，一方面不足以为花园“买单”，另一方面，人员经费支持有限，“翻屋企”的专业团队伙伴依旧得“捱义气”“靠情怀”办事。

“我们想到了众筹，但问过基金会，咨询过社区工作者，都没有便捷、低门槛的筹款渠道。”

芮光晔说，如果是和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合作上线筹款项目，首先要以社会组织的名义合作，而提款的流程和要求都比较繁琐，有的花园建设“开不了发票”就没办法提款报销，个人冠名基金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当时只得由三个街坊代表自愿组成‘会计-出纳-监管’小组，一起来做社区众筹”。

后来，大家通过办二手市集众筹6000余元，居委为社区花园系列活动提供物资经费赞助，帮忙协调街道商会支持10000元，两个社区机构企业赞助两个游乐设施。但可不可以申请创投资助引入专业团队、街道有没有社区慈善基金搭筹款渠道？芮光晔没有渠道获取这些信息。

居民和公益慈善资源之间必然存在信息壁垒，但问题的核心在于，这中间缺了协作者的角色。

广州市政协委员、广州市善城社区公益基金会理事长郑子殷告诉记者，实际上，广州已在镇街层面全面铺开社区慈善基金（点击此处可了解社区慈善基金相关信息），“每个镇街的社区慈善基金，基金管委会成员由居民代表、社工、街道工作人员等组成，可以筹款，用于社区公益项目，既包括扶弱济困，也涵盖了社区治理。理论上，儿童友好社区花园也可以申请作为社区慈善基金的项目之一筹款和用款。”

“其实社区慈善基金不应当仅仅做困难兜底对象服务的资金流，也不仅仅服务于机构或管理者已有的项目，大家观念是时候要转变了。”郑子殷表示，虽然要完善一个街坊提出来的项目方案，往往很费功夫，但社区慈善基金或街道社区一级的慈善平台本身就要推动社区治理，需要介入居民共同关注的议题，调动多元主体参与，大家需要帮街坊自己把社区慈善基金用起来。

在他看来，只有以居民为主导，寻找街坊提出的好项目，引入资助型公益组织支持，社区慈善才能“活”起来。

| 挑战二：街坊队伍如何组织起来
 社工也要“落力”推一把 

除了要解决筹钱、筹资源的问题，如何把居民找出来、然后聚起来则是贯穿了整个社区营造全过程的核心议题。

从写共建策划书，到获得居委会支持；从组建微信群组，到线上线下拉人筹建社区花园共建小组；再到组织人线下召开第一次社区花园筹办会议……

作为社区规划师，芮光晔认为自己可以很好地使用参与式规划设计方法推动儿童友好社区花园这一公共议题。但这些方法都建立在“把街坊聚到一起”的基础上，而一个人不可能同时既找人，又做事。

“这时我的身份是一个居民，我同样需要有人在‘找人’和‘聚人’方面提供支持。”芮光晔说，现实中，“我们全是凭着一股劲，把两件事同时扛了下来。”

芮光晔回忆道：2023年3月，建设儿童友好社区花园的想法得到居委会同意后，紧接着，自己就开始找居民，通过居委的信息转发，建了一个接近200人的微信群。

“我们在微信群招募到五名愿意深度参与的居民代表，和居委会、社工以及各个社区机构代表一起组成了核心共建小组”。

芮光晔等人把每一个经历都记录了下来，2023年4月11日，大家便开了第一次社区花园筹办会议；2023年6月组织大家画“我心中的梦花园”，一起为接下来的设计出主意。

但“把人组织起来”这个事情，并不是找到了人并拉进群这么简单。

大家都是有工作的人，社区花园建设事事要商量，怎么办？

彼时，芮光晔等人建了活跃居民小群，一个个聊，一个个倡导，有时还得跟居民单独开居民会，整个过程也特别累，既要把人组织起来，又要找钱，还要做活动推进。她告诉记者，“我们这个事情没有甲方，也没有时间压力，很多时候就是得靠单打独斗，有的人觉得，不过是搞了几场活动、一起画了个想象中的花园，它能变成现实吗？有的核心成员也心生退意，直到看到变化发生，转折点出现了。”

这群街坊组成“会计-出纳-监管”小组，举办二手市集，在社区众筹6000余元，接着，邀请街坊邻里一起用筹到的钱在选好的社区花园地点开工，加固平整红砖墙、粉刷和墙绘、轮胎编制改造……从观望、试探，再到参与，大家逐渐看见了一个社区花园成形，并进入了参与和改变的良性循环中。“那时候大家的热情是最高涨的，其实也应该在那时候孵化出一个组织化的共建小组。”芮光晔说。

“我们是一个松散型的队伍，当热情褪去，很容易就会淡出。”芮光晔说，社区花园需要这么一个组织化的团队，形成一支稳定的力量，不断完善社区花园，而且持续用活它。

但成立一个共建组织，实在是超出了一个街坊的能力范围了。

成立志愿者团队或社区社会组织该找谁，要在i志愿注册发布机构时有没有业务主管单位“认领”，形成组织后如何建构运作机制……这些都是问题。

芮光晔说，“我们还在做社区花园，但组织化直接卡在了第一步，我们志愿时记录是找社工帮忙发布的，社工是帮了，也就帮了这一步，我们想成立一支志愿者队伍，但找不到归属单位。”

人已经聚拢在一起，但大家同样需要组织化的支持。

理论上，从对接资源、建群拉人，再到组织化，这些都是社工专业所在。

现实中，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已有相关政策支持，但为什么依旧很难找到人帮忙筹款、帮忙建群拉人、协助组织化？

实际上，包括社工在内的支持者也受限于自己的服务考核指标。

一位专业人士说，“大家优先做自己的项目，帮自己机构找资源，居民的创意和想法则很难顾及支持，不在年度计划之内的事一般不插手。这时，其实需要的是优化考核指标，调整指挥棒，比如，考核上留点空间出来，指引社工在专业赋能方面做更多事情。”

| 挑战三：如何把这场行动延续下去
 社区需要把这些成果用起来 

有时，这些社会创新也可能不在传统的社区公益范式中。

但在这些社会创新中，形式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此前，中国慈善联合会常务副秘书长刘佑平也曾接受采访表示，“社区组织的形式倒是次要的，自组织、志愿组织、非法人组织都行。”

他认为，在参与公共事务、解决社区问题过程中，大家可以形成有情感联系的共同体，而专业机构能否为社区行动者提供支持才是关键。

如果一个社区的街坊都可以共建一个社区花园了，那他们同样可以自发地推动更多公益议题。

但这些需要经验积累，也需要包容，需要允许不同的意见乃至张力存在。

芮光晔还记得，居委一开始对这事就一个要求：最好不要有投诉。不过，当儿童友好社区花园建好后，真的出现了一个投诉反馈。那时，居委没有立即叫停，而是让大家沟通——居民的事，就让居民商量着办。

记者在一次走访中，便偶遇了一位对社区花园持不同看法的街坊。

她认为，社区花园建设是好事，“好多年前，那块地也是一群街坊从远处运泥土过来，种上了一些花花草草”，但儿童游乐设施的出现让孩子在中午和晚上也喧哗了起来，“会干扰想休息的人”。

“我们核心小组的成员当时也立刻组织开会，制定儿童友好梦花园的使用公约，又发动志愿者管理，倡导和呼吁。”

芮光晔回忆道，“我们一开始想的是中午和晚上让孩子回家，但有人提出来，这个花园本来就是不设玩耍时限的，为什么建了后反而设限，或许可以只限制滑梯的开放，这时，大家的不同观点找到了协调的可能。”

大家讨论的公约也在不同的意见中不断完善。

芮光晔说，“还有一个持不同意见的街坊，他认为这里有了滑梯，聚集了儿童，所以吵闹声增加，因此提出反对建议，目前也进行了沟通，初步同意社区花园后续铺垫子、种花的行动。”

但协调和沟通仍会是一个长期伴随儿童友好社区花园建设的事情，通过哪些行动找到平衡点，回应彼此的诉求，这也是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之一。

这一点，芮光晔心里也清楚，因为参与共建的背后，其实是理解和尊重每个个体，包括持有不同意见的人们。

与此同时，参与共建的意义，又不仅限于此。

在走访建好的儿童友好社区花园时，有街坊告诉记者，“以前这里的小孩去玩，要去到附近的公园才行，家门口没地方溜达。”有的街坊说，“过去觉得这是政府的事情，没想到可以自己也可以发起。”

也有街坊以为芮光晔是街道居委工作人员，说“帮我们把另一栋墙也画一画吧”，而芮光晔底气十足地说，“我不是，我是大院的一员，我们可以一起做画呀。”

那一刻，共建是什么意思，参与的内涵又是什么？

在芮光晔看来，至少在社区里，意思是每一个社区居民，都可以推动社区的改变。

虽然目前社区公共参与的意识需要生态培育，也需要时间沉淀。但这个社区花园的出现，的确带来了一些不一样。

如今，社区的另一侧也开始以墙绘进行美化，这个老旧小区开始多了几分活力。而建设社区花园的过程中，通过定向越野选址那天仅未成年人便有百余人次参与，花园彩绘那天现场约有一百人，现场不断有人加入，最近的“一起铺软垫”参与式共建活动也有几十人一起行动。“每次活动到最后，都能看到原本不认识的家庭拿出微信互加好友，也许这就是这些社区参与集体行动过程的意义：用‘爱’链接原本陌生的邻里，重塑熟人社群网络。”

接下来，这个社区花园的建设和运维还要继续下去。而芮光晔等人计划，下一件事，就是在今年春天邀请孩子大人一起种花。

与此同时，这个社区花园的出现，也让这个社区有了更多的社区工作议题等待回应——比如社区共建的花销很杂碎，社区慈善基金能不能提供支持，有无支持者全程协作，提款手续如何适配实际；未来社区支持者（社工、机构、居委、公益组织）是否愿意将自己项目的优先性往后挪一挪，为街坊提出的社区好项目及引入专业机构链接资源。

此外，谁愿意支持孵化他们成为一个社区社会组织；未来怎么让街坊各自认养，自发维护花园；以及社区花园共建过程中，街坊们发现了新的议题，像附近楼栋污水管漏了无人修，这些新的议题超出了原有共建小组的议题范围，这时，社工等力量是否应该入场，推动下一个参与式的社区行动同时进行……

这些都是摆在眼前，需要不断回答的问题。

广州日报新花城 民生频道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林琳 实习生：侯天泽、王可依 （皮俊对本文亦有帮助）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