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公司法务吴女士没想到,自己会因为AI辅助办公差点丢了工作。
根据央视财经报道,北京朝阳区法院公布一则案例:2024年7月,吴女士在领导推荐下,将自行整理加工后的稽核问题数据表上传至第三方AI平台辅助制作PPT,一个月后被公司以“严重违反信息安全规定”解除劳动合同。但经法院审理认定,该公司以“严重泄密”为由解雇法务吴女士的行为违法,判决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公司支付工资损失、年终奖差额等共计四万余元。
裁判逻辑指向三个关键:吴女士上传目的是提升效率,且系领导推荐使用,无泄密主观故意;公司虽有保密制度,但未明确禁止使用第三方AI工具,也未开展专项培训;公司未能证明上传文件属于核心保密信息或造成实际损害。
判决生效后,引发大众热议:当AI工具已经深度嵌入日常办公,员工究竟如何判断一份文件能不能传给AI?企业又该如何划定边界,而不是等到出事后再追责?
一位用户正在使用AI软件办公
律师体会:
“来咨询的,大多是‘出了事’的”
对于“AI办公边界”这一话题,广东金桥百信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冯宇平颇有感触。
“近两年,关于AI办公泄密侵权的诉讼虽不多,但相关咨询确实增加不少。”他表示。在自己所接触的咨询者中,大多是员工本人或企业出现潜在侵权问题后才找上门——“如员工自己上传了某些文件后怕,询问是否造成侵权;或企业发现员工将重要文件上传给AI,询问是否构成泄密。”冯宇平补了一句:“很少有企业会提前来问。”
广东海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袁帅,近期也收到一家企业的前置咨询。
该公司计划为员工购入某款AI大模型账号和一定额度的Token,企业主却产生多重顾虑:Token作为企业数字资产,如何界定员工是否有合理使用;员工使用AI上传文件,是否会造成商业机密或公司数据泄露;若员工无法掌握AI技能,能否合理辞退,或将“会应用AI”写入招聘条例是否构成就业歧视。
这些咨询指向同一个现实——一方面,企业和员工均想要通过AI提升工作效率;另一方面,企业的保密和信息安全制度尚未建立完全,甚至部分企业还暂无相关安全意识,直到事后才发现无规则追责难,“如同裸奔”。
案例盘点:
AI办公数据外泄频发
回到判例上,吴女士案显然并非关于AI办公边界的首例热点事件。
早在2023年AI办公兴起之初,三星半导体部门在引入ChatGPT不到20天内接连发生3起数据外泄事故,事后调查发现系员工在整理会议记录、优化代码时,将包含芯片制程细节、设备测量数据、产品良率等核心机密内容直接粘贴进对话框。随后,三星禁止在公司设备上使用ChatGPT等生成式AI工具。同一年,迪士尼一名员工在家用电脑上下载了一款“免费AI图像生成工具”,黑客借此登录其内部账户,盗取财务、员工信息等核心资产。
国内类似事件近年也在增多。
2026年9月,字节跳动通报一起典型泄密案例:某业务员工利用AI工具整理业务信息,生成百余份包含内部保密信息的文档,随后违规备份至个人飞书账号,最终被辞退并实名通报。
这些案件的共同点是造成了严重后果,当事人均受到处罚。但吴女士案之所以走向不同,两位律师均表示,关键在于数据密级评定、工具准入和行为结果三个变量。
“吴女士个案中,企业之所以败诉,核心就是在于公司虽有保密制度,但未明确禁止使用第三方AI工具,公司更未能证明上传文件属于核心保密信息。”冯宇平解释。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构成“商业机密”的要件在于非公开性、价值性、保密性——多数企业恰恰在“保密性”这一环上留下了空白。“很多企业以为只要签订保密协定了,公司的东西就都是机密。但实际上企业如果没有对文件定级、对人员定级,没有采取针对商业机密的保护措施和规章制度,你无法界定泄密行为。”冯宇平解释。
袁帅也直言,如今AI工具创造出了一条绕开传统防线的新通道,比技术失效更棘手的是举证难题:“‘是否造成了泄密’‘是谁泄密的’很难举证,最好的就是风控前置。”
——律师建议——
企业端:
本地化部署与事前定级更重要
在AI辅助办公开始普遍化的情况下,企业应如何开展防泄密路径?对此,两位律师给出较为一致的建议:第一道防线应当是企业事前划定技术防控,包括本地化部署或做好密级评定。
袁帅从AI技术原理出发,给出了一个清晰的界定:“员工上传的信息最终都是归入大模型开发方留存,因此只有本地化部署可以解决绝大多数泄密问题。”但他同时承认,本地化部署对中小企业来说“没有太大可能”,只有小微企业或大型企业,可以通过购入储存卡或花费财力来部署。
当没有本地化部署时,袁帅建议企业对内部资料进行商业秘密分级:“比如分为‘绝密’‘秘密’‘非秘密’,‘绝密’信息明确不能喂给AI,‘秘密’信息喂给AI时需要进行去标识或脱密处理,‘非秘密信息’则可不纳入管理。”
与文件分级同步的是人员管控分级——如通过纯物理限制措施(划分账号登录权限)、使用加密办公软件或签订具体的保密条款等进行约定。
员工端:
厘清红线,主动留痕
倘若企业未明确保密分级,员工能否上传文档辅助办公?近期,冯宇平也遇到一位客户咨询:当事人所在企业为节省人力成本,让员工自行做标书,该员工将标书发给多款AI大模型鉴别问题,事后却担忧是否造成侵权。
类似困惑并不少见。对此,记者采访不同从业人员。从事保险经纪的小鹏会将脱敏后的客户信息和预算方案发给AI匹配保险方案,“脱敏处理之后能算泄露客户隐私吗?”他疑惑;从事教育工作的小文偶尔通过AI处理学生档案,尽管学校未明确规定不允许,她仍表达出担忧;甚至记者本人也困惑,“如果我将采访对象的录音发给AI写稿,但稿件最终未能发布,这类情况算泄密吗?”
“这种疑惑是每一个会用AI辅助办公的打工人都存在的。”冯宇平表示。对此他的建议是:越是使用AI辅助办公,反而越该留痕。“很多人使用AI办公时会抱有侥幸心理,甚至会在与AI对话后删除聊天框。这样一旦进入诉讼就会很被动。”他表示。
因此,他建议若员工想要避免侵权纠纷,应当主动承担起“使用者自律”——第一,要向企业主动了解涉密机制,确定行为的正当性;第二,要定时汇报产品进度等,证明自己的善意。“如果公司未明确禁止使用AI或禁止上传某类文件,员工留存‘领导推荐’‘已询问合规性’‘定期汇报’等记录,在后续争议中可能成为证明自身‘无故意’的重要依据。”
但留痕能提供的保护是有限度的。袁帅也补充了一个容易被忽略的操作细节:“例如企业约定了不得上传包含客户个人信息的文件,当事人对客户名字的相关字段进行了脱敏,但保留了客户公司的地址。那么通过约定俗成可以识别出客户信息,这也可以判定为‘泄密’。”一旦红线已经存在,抗辩空间会急剧收窄。

由此,两位律师的建议最终指向同一个方向:企业应事前完成数据分类分级和权限管理,而非依赖事后追责来划定边界;员工则应在使用AI工具时厘清红线、主动留痕。当AI办公成为常态,与其事后追责,不如事前定级。
回到吴女士的官司,她的胜诉恰恰暴露了目前许多企业的处境:法院保护她,并非是因为她没有做什么,而是因为公司什么都没做,即没有禁止使用AI、没有相关培训、没有事前定级。
技术从不等待制度准备好,因此,该案无疑提醒了目前仍在AI面前“裸奔”的企业:在AI办公成为常态之前,不妨先把红线画出来。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程依伦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肖欢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