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一座因海而兴、因商而盛的城市。千百年来，来自世界各地的商船在此停泊，不同文明在这里相遇交融，把广州推向了一个又一个新的历史高度。作为中国与世界交往的桥头堡，广州在跨文化贸易中孕育出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无论是贸易制度、城市生活，还是对外交往，都呈现出鲜明的历史性特征。

10月17日上午，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山大学广州口岸史研究基地主任江滢河做客羊城学堂，以《机会之窗与世界之城：漫谈广州跨文化贸易与世界性》为题，带领读者从大量历史文献、海外文博与档案出发，解读广州作为千年商都的海洋贸易与文明交融往事。

千载不衰：内河与海贸交汇的“世界之城”

荷兰学者包乐史曾在《看得见的城市》中将港口城市概括为 “联系分离之地，机会之窗，跨文化贸易的经营地”。广州就是这类城市的典型代表。江滢河谈到，广州身处内河航道与海贸商路的交汇点，商业文明与海洋文明于此碰撞交汇。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肤色的人群在这里短暂集聚，办完事便离开，正是这种流动催生了新的行业与制度，成了广州持续创新的源泉。

当然，广州成为机会之窗与世界之城的过程也并非一蹴而就。从南海航线起点到海上丝绸之路节点，再到十七、十八世纪全球贸易体系形成时的中心城市，广州的贸易网络一步步从区域不断拓展至全球版图，这种影响力持久深远、绵延至今。江滢河引用蔡鸿生的话指出，“只有南海之滨的广州，自汉、唐、明、清延续到现代，上下两千年，历久不衰。这个现象，不仅在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非常罕见的。”

东西交汇：从唐宋番坊到清代十三行

得益于枕山襟海、东西交汇的地理位势，广州历来是万商汇聚的繁华都会、文明交融的前沿窗口。唐宋时期，“广州通海夷道” 联通四海、商贾辐辏，唐代广州设市舶司，番舶云集，《重修南海庙记》中亦有记载当时“珍异之货、不可缕数”的景象。宋代官府在如今光塔路一带划定蕃坊，供阿拉伯、波斯、东南亚外商聚居生活，还设立蕃学接纳外商子弟读书，一时之间番坊烟火繁盛。文献记载，蒲、李等大批蕃姓海商往来广州，客商来自大食、三佛齐、占城、埃及、阿曼等东南亚、南亚、西亚乃至非洲各地。

明朝时期，广州的海上贸易愈发兴盛。汤显祖笔下 “临江喧万井，立地涌千艘，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描绘的便是晚明时期广州客商云集的盛况。江滢河介绍，当时葡萄牙商人一年两次赴广州开展交易，被视作古代版本的 “广交会”：春季采购丝绸瓷器运往日本换取白银，再携白银再度来到广州采买商品运回欧洲，由此形成了澳门‑广州联动的贸易格局。到了清代，贸易空间进一步扩展至整个珠江三角洲。以十三行为核心，从澳门、虎门、黄埔到广州城，构成庞大多元的贸易社会网络。行商、通事、买办、引水人、外销工匠，欧洲东印度公司、港脚私商、美国代理商行，水手船员，不同身份、不同国籍的人群在此交汇，形成了一道别具特色的风景线。

链接全球：散落世界的广州印记

每一件器物、每一帧图像皆是对历史的深情回望，也镌刻下了广州在跨文化交流、交往中的足迹。江滢河举例表示，宋代西村窑是典型外销窑口，窑址出产器物大量销往菲律宾、印尼、阿曼、等国，是广州经贸的鲜活见证。至18 世纪，茶叶、丝绸、广彩瓷器、外销玻璃画、漆器、通草画等大量 “广货” 漂洋过海、红极一时，成为了欧洲上流社会彰显身份的奢侈品。

与世界相连的，从来不止名商巨贾，还有无数普通小人物。藏于荷兰国家文化博物馆的“罗也画册”是外销画的成熟之作，也见证了普通人参与跨文化交流的历程。江滢河介绍道，荷兰律师罗也从未踏足中国，却委托广州人王嘉禄采购外销画和工艺品，这些外销画所描绘的中国社会市井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是欧洲认识中国社会的珍贵图像资料。再往深一层看，罗也画册的产生本就汇集了多元的世界性因素，这个过程生动反映了普通人在中西文化交流、贸易往来中所做出的贡献。

回溯过往，广州无疑是最早站在全球化潮头，感知世界风云的城市之一。 江滢河最后总结道：“广州的底气源自积淀已久的商业传统与与多元文化底蕴，这里孕育了成熟完善的贸易体制、重信守诺的商人组织，这份兼容开放的城市精神，至今活力不减，并将持续浸润当下、泽及未来。”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付迎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高鹤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丁钰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