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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越国宫苑曲流石渠遗址。图/赵小满

隔着一条马路，往南行至教育路，药洲遗址的九曜石仍在，一千年前南汉皇帝在此凿湖建洲，炼丹求仙，留下了明代羊城八景之一的“药洲春晓”。

△ 药洲遗址。图/赵小满

这两处园林，一为宫苑，一为御园，皆为帝王所有。然而，真正塑造了岭南庭园独特品格的并非皇家，而是一群商人。也是他们，创造了广州曾经最美的会客厅。

△ 水彩版画《潘长耀花园的喷泉庭院》。图/广州博物馆

著名建筑大师莫伯治在《岭南庭园》中提出了“行商庭园”的概念，用以概括十三行商人建造的潘家花园、伍家花园及海山仙馆等园林集群。这一概念精准地揭示了岭南庭园区别于北方皇家园林与江南文人园林的核心内涵：它以商人为主人，以实用为旨归，以建筑为主体，山水花木皆退居其次。“岭南建筑”的提出者——夏昌世将“岭南庭园”定义为“规模较小且与居住建筑结合，水石花木从属建筑空间”。与江南园林“赏玩为主”的文人意趣不同，岭南庭园是“实用”的园子：它首先要满足主人起居、会客、经商、宴饮的日常需要。就是在这样的园子里，广州十三行商人建立起了自己的商业版图。

△ 清末水彩画《浩官花园》中伍秉鉴修建的庭园。图/广州博物馆

江南园林和岭南庭园形成差异的根源在于造园者身份的不同。江南园林的主人多为致仕官员与退隐文人，他们有足够的闲暇与田产，将园林视为精神退守的天地。岭南庭园的主人则多为商人，尤其是清中晚期广州十三行的行商。他们的园林多建在人口稠密、地价高昂的西关与荔枝湾一带，用地局促，不容铺张。商人重利，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要用在有用的地方，因此，园子的首要功能不是“隐”，而是“用”。

海山仙馆是这一理念宏大的实践。清道光十年（1830年），巨商潘仕成购得荔枝湾方圆数百亩的地块，修建了号称“岭南第一名园”的私家园林。宣统《番禺县续志》这样描述这座园子：“池广园宽，红掌万柄，风廊烟激，迤逾十余里，为岭南园林之冠”。当时有诗人也有记录：“四面荷花开世界，几湾杨柳拥楼台”。潘仕成是十三行首届行商潘启的族亲，虽不是行商，但沾了潘氏的光，他的生意也做得很大。他的园子首先是一座巨大的社交空间：园中荔枝遍布，亭台楼阁、廊桥曲径之间，圈养奇鸟异兽，引来无数文人雅客吟诗作画、聚会饮宴。潘仕成甚至在宜兴定制专属紫砂壶，自用之余馈赠宾客，成为紫砂一大名品“潘壶”。一座园林，同时是商会、沙龙、藏书楼与茶室。这种“以园为业”的品格和功能，和江南园林形成了天然的区别。

△ 荔湾湖公园展出的清末版画中的海山仙馆原貌。原图见《广东十三行考》，广东人民出版社。图/赵小满

然而，商人的园子天生脆弱。广州的十三行制度从乾隆22年到鸦片战争后实施“五口通商”，仅仅存在了85年。随着潘仕成去世，海山仙馆存世仅40余年即被抄没，园址湮灭。1998年，莫伯治亲自操刀，在荔湾湖公园内根据历史文献与图片设计仿建了海山仙馆。重建的海山仙馆位于五秀湖畔，配以水亭与展览大厅，展出丛书、丛帖、碑刻，成为荔湾湖公园的文化景观之一。潘仕成的园子曾只为少数人开放，如今它属于每一位走进荔湾湖的市民。

△ 荔湾湖公园内重建的海山仙馆。图/赵小满

岭南庭园存世不多，广州番禺余荫山房、东莞可园、佛山顺德清晖园‌、‌佛山禅城梁园为现存四大名园，还有潮州颐园、汕头澄海西塘都保存较为完整。主人身份各异，但共享着相同的空间逻辑：以小见大，用理性在有限的空间里发挥最大的审美优势，达到舒适、实用的目的。无论是点缀园林的岭南蔬果植物，还是令内外空间别有洞天的满洲窗，抑或是通透的回廊与庭阁，都极具岭南特色。

△ 清晖园。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李波

岭南庭园在历史上大量消失，战乱焚毁是一个原因，但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商人园林的功能依附于商业的兴衰，一旦商路中断、家道败落，园子便失去了存在的基础。它们不像皇家园林那样有国库支撑，也不像士绅园林那样有宗族维系。这是“商人的园子”的宿命，也是其珍贵之处：它们是一座城市商业活力的直接产物。

所幸，并非所有园子都归于尘土。广州城西荔湾区内的荔枝湾畔，一座小巧的园林式宅院至今犹存。这是华侨富商黄亚福（或写作黄福）于1902年从南洋归来后买地兴建的“小画舫斋”，并将长子送回国内读书。小画舫斋的原址是广州十三行时期富商叶上林归隐时的居所“小田园居”。在小田园居的基础上，黄亚福进行了扩建，平面因地形限制而极不规整，建造者匠心独具地根据地形地物和不同的用途安排了住宅、书斋、戏台、庭园等建筑。一时间，广州城内的名士富贾曾为这里的座上宾，主人以礼相待，尾楼的“船厅”成为议事与雅集的场所。莫伯治所言岭南庭园“规模较小且与居住建筑结合”的特征，在小画舫斋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 小画舫斋内园。图/赵小满

黄氏后人于1956年将小画舫斋捐献给政府，1993年它被列为广州市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这座园子被活化为文化体验空间，免费向公众开放，不定期举办国学工作坊，公众可以在此体验清末民初岭南文人的日常。一座商人的私家宅园，就这样走入了公共生活。

这种“为人民所用”的转化，并非仅仅发生在历史园林的活化中，它更深刻地塑造了新中国成立后岭南建筑的方向。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广州涌现出一批将岭南庭园精神融入现代公共建筑的杰作：泮溪酒家、北园酒家、白天鹅宾馆、中国大酒店、东方宾馆、白云山双溪别墅等。这些建筑不再是私人的园子，而是面向公众的餐厅、酒店与宾馆。

泮溪酒家坐落于荔湾湖畔，莫伯治将庭园手法运用于餐饮空间，溪畔画舫、亭台廊榭与用餐功能融为一体，食客在园林中就餐，园林在烟火气中延续生命。白天鹅宾馆矗立于珠江之畔，是中国首家五星级涉外酒店，其内部园林与外部江景相呼应，岭南庭园的“虚实荫翳”与“障景”手法被转化为现代空间的层次语言。这些建筑证明了商人的园子所蕴含的实用精神与空间智慧，完全可以脱离“私家”的边界，成为公共建筑的养分。

△ 泮溪酒家内园山景。图/赵小满

这份“人民性”更早的源头还可以追溯得再远一些。药洲遗址在宋代以后成为士大夫泛舟吟诗、避暑游览的胜地，周敦颐曾寓居湖畔，米芾曾慕名而来。皇家园林尚且能够向士大夫开放，商人的园子走入公众生活就不稀奇了，这体现了岭南园林一以贯之的“用世”品格。

从南汉药洲到十三行的行商庭园，从黄亚福的小画舫斋到莫伯治主持设计的白天鹅宾馆，岭南庭园走过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它曾经的辉煌映照着商人的实用主义，它的底色是供人居住的建筑，它的精神是“用”而非“玩”。正因如此，当私家园林的围墙被拆除，当园子的功能从宴客转为公共性，它不需要经历根本性的改造，因为它本来就是为“实用”而生的。

△ 白天鹅宾馆内“故乡水”园景。图/白天鹅宾馆

一座为商人宴饮而建的园子，如今为每一位走进它的普通人提供歇脚之处；一座为皇帝炼丹而凿的湖泊，如今为市民提供一片可以凭栏怀古的水面；一座爱国华侨修葺的宅院，不仅让家族留住了自己的根，如今更帮助一座城市巩固了自己的记忆。也许，这就是千年商都园林的深层品格，它是世俗的，最终落脚于“为人民所用”，这是对岭南庭园内在精神最彻底的实现。

△ 傍晚的琶洲。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廖雪明

今天，广州新的城市会客厅纷纷崛起，它们和广州旧时的庭园一起，正在欢迎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

参考

[1]《岭南庭园》，莫伯治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广东十三行考》，梁嘉彬著，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