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期伊始，教辅发下，却是咄咄怪事——原先定好的教辅怎换了一种？待了解，才知有新政策出台，要求校内教辅只能选用“共享目录”内的品种，且教师不得向学生推荐。如今，一学期已过，我认为，这一政策或与“因材施教”这一核心教育理念有所出入，其似有可改进空间。

诚然，这一政策响应“减负”需要，的确规避一些业内乱象，帮助学生脱离“无效题海”，也避免一些学校和教辅企业可能的利益勾结，家长学生的反馈也普遍积极。但根据笔者及身边同学的反馈，辅以笔者的一些调查，认为这一政策有以下两点问题。

其一，作为一名学生，笔者体会最深、最有发言权的便是教辅选用问题。业内普遍承认，“目录”中教辅的特点是维持“平均标准”：难度适中、题量适中。但在班上，有同学需要一定量的刷题巩固，有同学需要钻研难题加深认知，还有同学希望用更多简单题打牢基础，这些多元化需求是“平均”教辅难以应对的，甚至于有报纸报道有中学还要偷偷加印“目录外教辅”。总的来说，这是用所谓“平均标准”掩盖了实际教学中的“复杂分层”，这一点，是让“因材施教”失去了辅导材料的支撑。

其二，便是教师教学时的主观能动性问题。或许有人发问：“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应由教师来微观控制，而非政策宏观调控呀。”但这恰恰是第二个问题：教师被禁止提供任何关于“目录外教辅”的信息。教师无法为每一个学生编适应他们的题册，只能为他们在现成教辅上选题，但是——不行，老师只能三缄其口、爱莫能助。这便是关于教师的放权问题。

事实上，教师的权责在教育改革中应占重要一环。我们可以梳理一下逻辑链条：“减负”减的是什么？自然不是减学习，社会的竞争又没减弱，高考难度也没减小——所以，“减负”减的是“无效刷题”。那么，谁来定义“无效题”呢？我认为，一线教师应有很大定义权。我自然不是说教育部的教研员脱离教学、罔顾实际，我只是想陈述：对不同的学生，“无效题”是不一样的，这是教育中微观的事。可现在，“因材施教”的主语——一线教师，却面临失语。

除此之外，也有专家指出，这一政策或会加剧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问题，而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朱永新教授更是指出此政策成为官方教辅“利益护城河”的可能，但对于这些，笔者并没有深入调查，故不再展开。不过，单就学生视角，我认为现阶段可扩大“目录”范围，可收录从基础到提高的多个教辅，让教师能灵活搭配，并平衡好宏观统一监督和微观自由教学的关系。

这当然是一件小事，但更是一件大事。教育是强国之基，而国家的“减负”便是它的一次淬火。广州的教辅政策无疑在全国“减负”中具有试点意义，是关系全国的一小步，最开始出现偏颇在所难免。笔者可能学识不精、逻辑错漏，但也希望能发出学生的声音，愿我国的教育事业能延续“因材施教”之优良传统，更上层楼！

学校：广州市铁一中学 番禺校区

班级：高一（11）

作者：饶潇

指导老师：龙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