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2016年电影《驴得水》热映之际，《南风窗》杂志社记者李少威向任素汐发出了专访邀约 。采访前，记者提出想带摄影师一同前往，她拒绝了，因为“出门不想化妆”。于是记者和素颜的任素汐谈了一整个下午。后来，这次对话化为一篇名为《素颜任素汐》的文章，刊登在《南风窗》2016年第24期。

任素汐收到杂志的当晚，给记者打来了电话。她在抽泣：“李老师，谢谢您写出了真实的我，我读得泪流满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这本杂志。”

八年后，2024年春晚，任素汐在观众席唱了《枕着光的她》。被任素汐的歌声感动，上文中的记者给她发了条微信，记者本以为她不会在当晚回复，毕竟春晚舞台这般热闹。但不久，任素汐回了一段“真诚的语音”。记者于是写了那篇 《这是任素汐们的时代》。文章里写道：“这是一个真诚的演员。 ”

2026年夏天，任素汐“一日即日日”巡演，从深圳到北京再到成都，她没请嘉宾、没搞花哨舞美，一人一支话筒唱了20多首歌。歌声就像从她身体里长出来，穿透人心。三场演唱会下来，从现场观众到社交平台，所有人说得最多的，还是这个词——真诚。

从2016年到2026年，十年了，真诚这个词，从没离开过她。

深圳场，唱《亲爱的你啊》时，她把自己唱哭了。后来她哽咽说，以前看别的歌手在演唱会上哭，心想有什么好哭的，可当自己站上那个舞台，她才发现“控制不住，这个很难控制住”。

北京场，门票被黄牛炒到近万。她站在台上坦诚地说：“我知道今天其实很多人没有买票进来，因为买不到了……贵的票不值得，我不值得，我觉得不值得花那么多钱。”她反复叮嘱粉丝只买原价票，承诺以后尽量多开几场。这番“劝退”的话，比任何舞台特效都更打动人。

成都收官场，她唱《夜灯》时声音颤抖，对全场说：“今天有点过于激动了。没事儿，我能控制住，我是个专业演员。”可刚说完没多久，唱到《岁岁》那句“那时我半米高，翻不了院墙”时，她还是没忍住，掩面而泣。那一刻，她或许是想到了曾经“半米高”的自己，又或许是想到了这十年——从话剧舞台上的张一曼，到如今站在万人中央，她一次次翻过了心中也是人生中那一道道高高的院墙。

十年前，《素颜任素汐》里形容她，“戏通透了，人也就通透了”。

十年后，她在万人体育馆里边唱边哭、边哭边笑，把最真实的自己毫无保留地摊开给所有人看。

十年了，她还是那个“素颜”的任素汐。

以下是十年前的那篇旧文

献给十年前那个

“出门不想化妆”的她

献给十年后在舞台上

真诚到让人心疼的她

也献给所有一路

看着她、喜欢着她的你们

《素颜任素汐》

原载于《南风窗》2016年第24期

作者：李少威

（本文略有删改）

电影《驴得水》上映之后，女主角任素汐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变化。在话剧圈子里，她早已颇有声名，被称为“小剧场女王”，但演戏十几年，从未在公共场所被陌生人认出。而在我们见面的咖啡馆，她虽然裹着大衣，戴着棒球帽，但很快就被邻座的青年男女“发现”。

张一曼这个角色，她已经在舞台上演了5年，一共收获六七千微博粉丝，而电影上映10天，数字变成了7万。话剧，电影，都是演戏，但结果大不同。

我在现场看过她的一些话剧，多年前就很赞赏她的表现力和感染力，但对她的相貌，从未建立清晰的图像。剧场上白晃晃的追光打在一个演员身上，便如一束X光，穿透皮肉直抵骨头，好与孬都原形毕露。那光太强，以至于演员成了一个反射着毛茸茸的光环的灵魂，是丰盈还是干瘪，一目无遗，而相貌的细节无法显示，舞台似乎在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这就是很多影视演员不敢尝试话剧舞台的原因，在这里无处可躲，无物可藏。而且，既然剧场的外貌传播功能很弱，那么在这里也几乎听不到点钞机翻动钞票的声音，本身缺乏吸引力。

一些媒体已经预测任素汐会“红”，但我认为，即便她真的成了“明星”，也不会在主流大众中“当红”。最切近的一个例子是，我费了不少口舌，依旧无法说服她接受摄影师在场，她不想化妆，也厌恶镜头，更多地考虑自己是否感觉舒适。

也好，我们就来和素颜的任素汐谈谈。

“匠人”

我们约好在A咖啡厅见面，但我提前到达后发现那里的环境并不适合谈话，于是又在电话中约定改为B咖啡厅。让我有点惊讶的是，她依然先去A咖啡厅买了咖啡，带着过来。

“这是个有趣的人。”我心想，“一般人为了避免可能的尴尬，大多会选择将就。”

任素汐几乎每天都会去A咖啡厅买一杯咖啡，然后拿着去剧场或排练场，久而久之，她就无法再接受其他咖啡厅了。为了这一种味道，她甚至去店里应聘周末兼职，学习做咖啡，现在给她必要的原料，她就能做出店里的味道。

一个细节，足可窥豹一斑。这是个心无旁骛的人，她在表演上的专业，来自对表演的专一。职业生涯已有10年，但她所过着的，更像放大版的校园生活：家里—剧场（或排练厅），就这样双空间轮转，完成着晨昏的循环。

对话剧导演们而言，请任素汐出演主角是一笔很划算的“生意”，因为她乐于在戏里花更多的时间，费更多的心思。排练厅里，别人都离开了，她仍在默戏，或者和导演、编剧讨论关于角色的细节。

“小剧场女王”，并不主要依靠天赋或运气来成就。任素汐认为自己是一个“匠人”，而不是艺术家。在她山东莱州老家，爷爷是当地有名的木雕手艺人，专门帮人在床头雕花，而她父亲是一名琴师，也算是一个手艺人。“我多少遗传了一点这个基因，一件东西到了自己手上，就想慢工出细活地把它做好，我本身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有工匠精神的人。”

祖父、父亲、任素汐各执一门“手艺”，“手艺”的标准化评价越来越困难，离“行活”越来越远，而对个人灵性和创造性的依赖则越来越强。最终，手艺与艺术，其实“同出而异名”。

不过，慢工细活只是工匠精神的表面，耐得住清贫与寂寞才是其中的核心。对大多数演员而言，话剧只是跃向影视的跳板，因为前者的收入在后者面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一般的话剧演员，一场戏只有几百元酬劳，一个月也没有几场戏，在北京这座昂贵的城市里根本“活不起”。那些从话剧跳出去的影视演员，常把偶尔回头演话剧称为“回炉”或“充电”，话语背后暗示着一种集体心理：话剧只是一个工具，影视才是目标。

《驴得水》话剧演了5年，观众数量加起来仅相当于电影上映一天，这一组数字对比，足以解释话剧演员的“跳跃”冲动。任素汐迎来了实现那多数人期待的一跳的最佳机会，谁知，她却说很可能以后都不再演电影，这一次只是导演要将话剧拍成电影，她这个资深女主角顺理成章继续担纲，就其本心而言，“演舞台剧才感觉舒服”。

体验

这是她第二次被认出来，我想，次数本可以更多的。

原因很简单—她很少出现在公共场所。从家里出来，买一杯咖啡，前往排练厅，忙完回家，这就是她内容有限的日常。到达排练厅，上台演戏，从现实进入戏剧，对于任素汐而言，其中不需经过刻意的转换，因为戏从生活里来，和生活一体，角色也从生活里来，和演员一体。

一个名字在脑子里跳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

《驴得水》的导演周申、刘露，都是体验派的严谨继承者，在长期的合作中，任素汐也成了斯氏体系的忠实追随者。

在体验派主张中浸淫，她自己也总结出一个“大圈套小圈”表演理念：任素汐是一个大圈，角色是一个小圈，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就把身上所有能够服务于这个角色的那一部分自我，全部聚集到这个小圈，其他的部分一定要完全扔掉，演别的角色，亦复如是。

这需要对生活极其敏感，对自我的认识也必须特别清醒。前者相对容易，形成一种捕捉、思考和记忆储存的习惯即可。而后者则十分艰难，迷失自我几乎就是一种常态，而要把自我完完整整地拎出来，还要切成一块一块，这就需要时刻保持敏锐的痛觉。

“我要完全吃透自己。”任素汐说，“有时候做了某一件事情，一瞬间自己都会感到惊讶，这就是我潜在的东西，我就要把它记住，这样的瞬间越多，就发现自己变得丰富了。”

痛的时候，是在挖掘自己“丑恶的一面”。

“每个人身体里都有丑恶的部分，人性本身包含的丑恶，你一定要去认知，而不能躲过去。比如我这个人有时就很自私，朋友让我一起去做什么，我会考虑如果去了会怎么样，一种下意识的权衡。我那时的心理状态，会被我运用到角色身上去，这样她才显得真实。真实不是说你在舞台上能哭能笑，能脱了裤子拉屎，而是勇于把你平常不愿意示人的不堪的那一面展示给观众，这样才能让观众相信这个人物的存在。舞台上，但凡你有一点隐藏，都骗不了台下的人，每个人都有社交圈子，如果你觉得一个人哪儿都好，那只能说明你还没有透彻地了解他。”

然而这里面是有悖论的：简单的生活，稀缺的社会活动，都不能支持一个人拥有丰富的人生体验。

任素汐说，要演一个吸毒者，不见得要去吸毒。

她把角色想象成自己，在舞台之外持续地丰富角色的血肉，就像这个人真的存在一般，通过剧本对人物的情景设定，不断延伸：她此前经历了什么？她小时候是怎么成长的？她这样行事是出于什么外部性的原因？比如，为了演好张一曼，任素汐坚持按照张一曼的角色特点写“一曼日记”，至今已写了数万字，剧中的张一曼和日记里的张一曼统合起来，就是一个立体的人生。

虽然她并未自觉，但这是一种典型的社会学视角。这一说，我觉得悖论部分解除了。

通透

没错，只是部分解除，除非能认识到个人的局限性。

她的认识跟着就来了。“假设我身体里有4个很大的种子，那么我就能把4类人掌握得很好，但再多就掌握不来了。我到现在都不相信一个演员能演好1000个角色，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从不强迫自己去塑造无数个鲜活的人物。”任素汐说，“导演就像一个厨师，他要做一盘牛肉，找到了我，而我恰好就是牛肉，那一定给他奉上最好的美味，但如果他想做鸡肉，那抱歉，请您找鸡肉去，那样是对您负责。”

无疑，这是她自我提高，不断在剧场里积累口碑的重要前提，而认知自我的天赋也在明确地提醒她，这就是她的存在方式。

《驴得水》的男主角之一裴魁山也是一名话剧演员，但他是另一种人，除了演戏，还当导演，自己写小说、写剧本。“我和老裴不一样，我只会演戏，什么也不会干，只能在这一条路上用尽自己。现实点说，演戏是我唯一的收入来源，如果演不好，我也活不起。”

毕业两年后，某次演一个都市话剧的女配角，在那个戏里，任素汐感觉到一种极致的松弛，就像没有在演戏一样。周申特意走到化妆间敲了敲门说：“任素汐，你现在表演开窍了啊。”一经提醒，任素汐恍如触电：自己是否感到舒服，是否戏里戏外如一，直接对应着表演的好坏。

2013年，任素汐已经演了四五十场《驴得水》，在北京东方先锋剧场的那一轮，连续几场，她明显感觉到自己不一样了。

“演出完以后有一种死过一遍的感觉，人仿佛生活在舞台上，无法从戏里出来。”她说，“那个体验非常奇妙，就像我真的是她了，我是张一曼了。那一轮演完之后我就想，我这样塑造人物是对的，几年来的实践都印证了，很通透，很爽。”

今年，《驴得水》电影拍完，去看尚未调色的样片前，任素汐就想，“我就看膈应不膈应，如果感到膈应，那一定是假的；如果我都能看进去了，就说明自己表演还挺真实”。结果她完全被故事吸引，竟忘记了电影是自己演的，发表意见时，不自觉地用了“我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这一句式开头，引得满堂大笑。

在话剧演员中，任素汐是“最贵的那拨”，却也是最受导演欢迎的演员之一。这也是一种烦恼，她必须远离一些不好的剧本，以保护观众们对“任素汐”这个名字的信任。

“人与人建立信任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如果我演一次，观众们觉得真好，下次还会冲着我来。它就像品牌一样，建立起来很不容易，辛辛苦苦几年打拼，几个烂戏就搞没了，所以我一定不能选一个糟糕的东西。宁可演得少点，也希望自己演出来的起码是一个东西，让人家进来剧场别骂人。”

有时她只能黑着脸回绝：“不行就是不行。”对方常常是她的朋友，至少有过一面之缘，于是，朋友也就散了。“现在想来，能留到最后的，都是志同道合的，所以也没关系。”

戏通透了，人也通透了。

蚀骨的悲伤

任素汐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她的完美童年戛然而止。

她乐观爽朗的性格并未因此发生转折，但潜意识里有一种蚀骨的悲伤。这种深藏的悲伤形塑了她表演中最动人的部分—无论演什么戏，什么角色，她身上总有一种令人心疼的感觉。在《驴得水》中，张一曼的悲剧色彩让这一感觉更显浓郁。

“戏剧这种艺术形式，源头是祭祀，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一种敬畏之心。我一进入剧场，浑身就会起鸡皮疙瘩。”在她看来，戏剧承载着某种庄重的意义。

然而，社会变得越来越娱乐化，文艺作品往往只负责提供短暂的快乐，而这种片段式的、无根的快乐，集合起来只是一剂麻药，让人感觉不到痛，但痛并未消除。任素汐觉得，“这其实就是骗人”。

“一个孤立的角色可能负担不了价值表达的功能，但一部作品必须可以负担。” 任素汐说，“很简单，哪怕理解能力很差的一个人，你看了这个作品，这个人你觉得讨厌，你觉得他是坏人，那你就别做那样的人，另一个是好人，你就做这样的人。”

文/龙成柳
海报/陈湫林
图片来源/任素汐工作室、南风窗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陈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