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

应邀参加“城脉千年——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学术研讨会”，因而得以提前阅读“城脉千年”专题展文案，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我对于广州的了解，很大程度受制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切身感受。北上工作后，虽时常回来探亲或讲学，但都步履匆匆，偶尔观看新开放的名胜古迹，比如被朋友领着在北京路观赏那叠压唐、南汉、宋元、明清、民国共11层路面的千年古道遗址，获悉从秦代开始，广州城市中心始终围绕越秀山与北京路一带发展。这当然很震撼，可说实话，如此零敲碎打，不足以重建我对广州城的整体认知。

我不做考古研究，硬要从新石器时代某处遗址，说到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发掘，或者“广州”得名之由来，只能鹦鹉学舌，经不起再三叩问。这回的专题展，起码让我这样的门外汉，有了补课的好机会。举个例子，我曾在某次演讲中提及越秀山上的镇海楼，那时照本宣科，称此乃明洪武年间永嘉侯朱亮祖拆去中城与东、西城之间的城墙时所建，将三城合为一体。看“城脉千年”专题展提供的示意图，再追溯到宋代为保境安民而大规模修建城池，我方才真正明了“三城”各自的位置及功能，以及最后为何、如何“合一”的。

广州建城2240年，这当然了不起，可放在整个中国史，并不算最久远。不说那些只是考古认定的，现代城市中，直接承袭同一古代城址且未中断的，起码就有郑州（3600年）、西安（3100年）、北京（3000年）等。而且，因从未做过全国性政权的都城，古今广州之所以重要，只因其最大特色是“千年商都”。正因此，我对专题展第二章特别感兴趣。诸如，“隋开皇十四年（594年），隋文帝杨坚下诏在南海镇建南海神祠，开‘近海立祠’先例”；以及“至迟在唐开元年间，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掌管对外贸易”；还有明清时“从市舶司规制的朝贡贸易，到隆庆开关后的民间商舶扬帆，再到一口通商时代十三行的万商云集，广州海外贸易在制度演进中持续勃兴”。此类描述，在专家大概只是常识，却让我兴奋不已，甚至联想到“广交会”的设立，以及广州人理性、低调、务实的性格。

前两章侧重考古，我没有发言权，只有认真学习的份；第三章以后，接近通史论述，方才敢略加点评。第一，我曾多次谈及“北京研究”的难点，在于如何厘清（理解、处置）“国史”与“城史”之间的纠葛。对各区域中心城市的讲述，也面临类似的困难。此展突出作为城市的“广州”，而不是作为区域的“广东”或“岭南”，策展方思路很明确，分寸感也把握得比较好。第二，此展的主角是“城”，而不是“人”，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上极为重要的人物，均附着于具体的事件、场景或建筑，而非单独介绍，我以为这么处理是明智的。第三，博物馆不同于文学馆与艺术馆（含美术馆），历来讲究“以文物呈现历史”，只是随着科技进步以及观众趣味的变化，适当引入文学与艺术——如点缀若干韩愈、苏轼、汤显祖的诗文，或引入粤剧与广东音乐的声音，这方面的尝试值得嘉许，但似乎仍可进一步强化。

最后一点必须单独提出来，那就是此专题展之讲述“广州故事”，并没有像一般通史类展览一样，截至新中国成立之前，这点我很欣赏。因为，若完全抽离广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勃勃生机，八九十年代的迅速崛起，以及新世纪之光彩夺目，仅仅讲述其1949年以前的故事，在那些见多识广、学养丰厚的外地人或国际友人眼中，广州的形象很可能一下子矮了三分。有了“勇立潮头”这第五章，名城“广州”方才真正立得起来，且血脉贯通，值得中外传诵。

若要说对此专题展的建议，我唯一的建议是：从市政建设角度，精选三十座不同年代的代表性建筑，按时间顺序编排且略加点染，如此设计，既有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也是一种别具一格的历史书写。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一级教授、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