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巍

2026年，广州迎来了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的历史性时刻。公元226年，东吴孙权分交州、置广州，“广州”之名首次载入史册。然而，这座城市的心跳远比它的名字古老。从史前文明的星火到秦汉时期南越国的繁华，广州的考古发现不仅勾勒出一部“城心永续”的立体史书，更深刻印证了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支系。

史前至先秦，岭南文明早期孕育。广州区域的文明曙光，早在史前时期便已点燃。在漫长的岁月里，百越先民在这片负山面海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创造了独具特色的早期文化。在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便已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足迹。近年来，随着早期岭南探源工程的推进，广州及周边地区不断刷新人类活动的历史坐标，揭示了岭南地区数十万年前的人类演化轨迹，证明了这片土地绝非史前文明的“荒原”。

进入新石器时代，广州先民迈出历史性一步。在增城金兰寺贝丘遗址中，大量贝壳、鱼骨与鹿骨的出土，生动还原了距今6000多年前先民“逐水而居、渔猎采集”的海洋生活面貌。到了距今4500年前后，随着黄埔茶岭、甘草岭等遗址中水稻与小米遗存的发现，广州地区完成了向“生产型”农耕的转变。作为岭南遗址中最早的旱作遗存，小米与水稻的“稻旱共存”，不仅说明珠江三角洲是水稻向东南亚传播的重要中间点，更推动了定居生活与复杂社会结构的出现。同时，甘草岭遗址出土的玉琮残件，证明了源自环太湖良渚文化的文明余晖，已跨越千山万水浸润岭南。

夏商周时期，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文明。在黄埔竹园岭遗址与增城墨依山遗址中，出土了石戈、石璋、牙璋等形制规整的礼仪用器。追本溯源，这些器物明显带有中原夏商礼玉文化的深刻烙印。这一系列考古实证，清晰地勾勒出中原礼制南渐珠江三角洲、推进早期岭南“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南越国时期，岭南出现多元交融的文明高光。如果说先秦时期是广州文明的孕育与融入，那么南越国时期则是岭南文化多元交融的高光时刻。公元前204年，赵佗建立南越国，广州作为都城迎来了空前的发展。在南越国宫署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中国迄今年代最早、保存较完好的宫殿御苑实例。曲流石渠与“万岁”瓦当，生动再现了南越王宫的生活图景；而戳印“华音宫”“未央”等字样的陶器残片，则清晰地证实了南越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积极仿效秦汉之制，“同制京师”。在毗邻的南越文王赵眜墓中，“文帝行玺”金印、丝缕玉衣与青铜编钟，是中原礼制在岭南的延续；而波斯银盒、非洲象牙等舶来品的出现，则证明了早在两千多年前，广州已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与世界保持着密切的物质文化交流。

岭南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生动注脚。从史前的百越文化，到秦汉时期楚、秦、汉文化与周边文化的交融共生，广州的考古发现清晰地表明：岭南文化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在中华文明宏图中孕育出的独特支系。南越国的行政建制与礼器使用，深刻体现了对中原大一统政治秩序的认同与继承。同时，广州凭借江海交汇的地理优势，将海外奇珍与中原文化熔于一炉，形成了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社会生态。

2026年，当我们纪念广州建城2240年、得名1800年时，回望的不仅是一个行政区划名称的诞生，更是这座城市两千多年来在历史深处寻找文化根脉的历程。从史前至汉代的考古遗存，如同深埋在城市地下的年轮，无声地诉说着广州城心长在、文脉长新的故事。它们向世界宣告：源远流长的广州区域文化，既是岭南的，更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一颗璀璨的明珠。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