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主维新变法、策划护国战争、创作《新民说》《少年中国说》……大众认知里的梁启超，是站在时代潮头的启蒙者、政治家与学问大家，在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但跳出宏大叙事，褪去这些光环，在家庭生活中，他还是一个儿子、一位丈夫、九个孩子的父亲。

8月30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原教授、河南大学特聘教授夏晓虹做客羊城学堂，以“家庭生活中的梁启超”为主题开讲。在这场讲座中，她透过大量书信史料与家人回忆中的故事细节，从儿子、丈夫、父亲的三重身份出发，为听众呈现了一个政治与学术之外、有血有肉的梁启超。

为人子：忠孝之间，以国为大

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今属江门）茶坑村，父亲梁宝瑛育有五个儿子，梁启超是长子。在这个大家庭中，长子身份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他对父亲的孝顺，既有传统儒家孝道的底色，也有时代赋予的复杂张力。为父祝寿，他曾写信给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诒，希望获得勋位以“扬名显亲”，践行《孝经》中“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的孝道理想。

后来，为奔走国事、参与护国战争，他与父亲聚少离多，甚至错过了与父亲见面的最后机会。那些他辗转多地写下的平安家书，悉数写于父亲离世之后，未能送达逝者手中，被弟弟梁启勋收存，后入《攒泪帖》，成为这段家国遗憾的凭证。梁父去世后，梁启超在《哀启》中痛陈：“其时不孝启超身在香港，而乃委死父于不顾也。”甚至自言犯下了“躬弑吾父”之罪。

“国家在梁启超心目中始终占据最崇高的地位。在传统的忠孝难两全模式中，正是梁父深明大义，嘱咐他以国事为先，最终化解了对立的矛盾。尽忠报国而告慰父亲，梁启超可以称为‘大孝’。”夏晓虹说。

为人夫：生死亦求声气相通、心心相印

梁启超的夫人李端蕙出身官宦之家，个性刚硬，与梁启超夫妻情深、相处和睦。但这场婚姻也难逃龃龉隔阂。李端蕙因乳腺癌去世后，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的信中沉痛忏悔：“顺儿呵，我总觉得你妈妈这个怪病，是我们打那一回架打出来的。我实在哀痛之极，悔恨之极。”他在《亡妻李夫人葬毕告墓文》中还写道：“我实不德，我实无礼，致君痼疾，岂不由我之故？天地有穷，此恨不可极，每一沉思，槌胸泪下如雨。”这篇祭文仅千余字，梁启超却反复吟诵修改，历经数日方成。他自认这是一生写得最好的文章之一，并将原稿交给梁思顺保存，嘱咐她将来装成手卷。

在墓园设计上，亦体现了梁启超对妻子生死不渝的感情。墓穴分左右双冢，预留自己的位置，两冢隔墙开设一尺见方小窗，约定待自己百年之后，以红绸覆窗，不求同处一室，但求生死之间声气相通。

而陪嫁过来的王桂荃，为梁家抚育六名子女，常年操持全家饮食起居。“从夫妻关系中可以看出，尽管梁启超早年与谭嗣同创立‘一夫一妻世界会’的理想，现实家庭却未能挣脱时代的桎梏。”夏晓虹表示，“新旧思想激烈冲突之下，这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无法回避的时代局限。但夫妻之间的包容与言传身教，为子女们提供了楷模，直接塑造了梁家子女专一和睦的婚恋观。”‘

为人父：“家学不只令儿女受益，且沾丐学界”

许多人都听说过梁家“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的传奇。梁启超膝下九个子女，个个成才、各有所长，其中有三位院士，分别是建筑、考古、火箭专家，还有社会活动家、革命家、图书馆学者……均是各行各业的专家翘楚。

从一些记载来看，梁启超是一位尊重子女意愿、善于因材施教的父亲。他对子女的教育，集中体现在两次家庭讲学中。流亡日本期间，他为长女梁思顺规定每日功课、写日记、命题作文，还亲自批点日记、写范文供女儿模仿，甚至让女儿写《请复宋儒王安石从祀孔庙折》这样的奏议类文章，精心培植女儿的国学根基，让中华文脉在下一代心中扎下根来。

在夏晓虹看来，1918年可视作梁启超由政治家向学者转型的关键节点，家庭讲学功不可没。两个多月时间里，他每日上午在家中开课讲授“学术流别”或“国学流别”，内容涵盖清代学术与《孟子》等。此外，梁启超还为子女开讲“广东先辈”“清代文学家”名目等，在他所列的“清代文学家”中，屈大均、陈恭尹、梁佩兰等多位岭南名家都位列其中，足见他对乡邦先贤的推崇青睐。

可以说，在家给孩子们讲课的这段经历成了梁启超打磨学问的“练兵场”。夏晓虹指出：“无论是《清代学术概论》的迅速完稿，还是‘国学小史’在清华的开讲，背后都连接着两年前的家庭讲学。在这个意义上，梁启超的家学最终不只令儿女受益，而且已沾丐学界。”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付迎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庄小龙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丁钰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