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淑荷
编辑 | 黄茗婷
最近的热剧《主角》，留下了一个令北大中文系教授贺桂梅疑惑的结尾。
张嘉译和秦海璐饰演的夫妻在农村演秦腔，小孩骂了句粗口：“你能唱个锤子！”
“这居然是这部剧的最后一句话。离开秦腔的人都发财了，留下来跟秦腔在一起的人，都没有得到好的回报。”这不符合流行文化造梦并抚慰大众的风格，并且剧中呈现了很多的“死亡”，这也令贺桂梅感到困惑：“这显然是冒犯大众的观看快感的。”
正片中，《主角》不断在表达对秦腔的护卫之情，一直强调秦腔与土地、人民的联系，但是它无法忽略改革开放40年来流行文化对传统文化的冲击，所以它难以给出一个圆满的结尾。
《主角》剧照
贺桂梅一直期待主人公能获得一个相对圆满的人生，即便没有物质回报，也能自洽地重新投入舞台，可惜的是，剧情并没有明显表现出这一点。
但是这不影响贺桂梅对《主角》的关注。它让贺桂梅看到近几年来国剧的新变化：不再仅提供抚慰，而是越来越主动地承担起批判现实、传递社会情感和心理诉求的功能。
这位北大中文系教授，同时也是一位国产剧的忠实爱好者。1990年代开始，她跟随老师戴锦华学习文化研究，从此读书和看剧不可分割。影视剧是她的练习场也是她的望远镜，她从中练出一种解读大众文化的手艺，并窥探这个时代下大众流动而微妙的文化心态。
在贺桂梅看来，娱乐是重要的，而娱乐从来不止是娱乐。
01
涉过1990年代的深海
1990年代，文化研究进入中国，并形成了以北大戴锦华和上海王晓明为核心学者的南北两派。在中国，90年代同样是诞生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年代。贺桂梅某日突然反应过来，大家不再谈论自己看的小说，而是谈论正在大街小巷热播的电视剧，她感到了文化转型细密而深入的影响。
文化研究是舶来品，但是中国的大众文化有其特殊性，它具有西方文化工业的逻辑，但另一方面又在延续社会主义人民文艺的某些功能和主体意识。我们的大众文化会自觉地表达社会中人们最关心的话题，这正是人民文艺的主旨。
图源：图虫·创意
在大众文化的种种媒介当中，贺桂梅认为，电视连续剧是最能够即时表达社会现实问题和潮流、把握全社会最受关注的话题的一种媒介形式。它比文学更通俗、更具传播力，比电影更日常、更有本土性。作为一个学者，她训练出一种更为开放和专业的感知结构，以此触碰那些已经化为日常的大众文化产品。
2002年，贺桂梅开始琢磨《激情燃烧的岁月》。她发现，父母，丈夫，自己，都能被这一部剧吸引。而真正让贺桂梅觉得这部剧精彩的地方，是它用一个家庭建立了连续的当代历史叙事。从这部剧开始，贺桂梅不断地用学术的眼光在热播剧当中进出，她既像一个粉丝一样投入进去，又作为一个学者走出来。
《激情燃烧的岁月》剧照
贺桂梅观剧的口味受大众影响很深，一部剧热播，她总会去看看，“因为一样流行的东西，多少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作为一个观众，贺桂梅追剧的兴头被引了起来，一部一部看将过去；作为一个文化研究的学者，贺桂梅则想要解码热点背后的情感结构和社会心态。
大约2021年开始，贺桂梅注意到国剧出现“90年代叙事热”。她重点关注了以下7部现实题材的热播剧，这些剧无一例外地将90年代作为故事背景，或者叙事起点。
90年代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时期，一些人追逐财富并成功，一些人在经济转型中沦落和跌落。前者制造了《风吹半夏》《繁花》的传奇，后者刻下了《狂飙》《漫长的季节》的痛楚，它们在当代对90年代的追溯，搭建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对话。
《繁花》剧照
这些热播剧映照中国崛起过程的诸多面向，贺桂梅总结了它们所选择的重述90年代的方式：《漫长的季节》令主人公最终告别儿子死亡的悲剧，“向前走，别回头”治愈和告别了90年代伤痕；《风吹半夏》中的民营企业家怀有“原罪”，但终成一股被社会主流接受的、积极的中国力量；《狂飙》中的正邪交锋隐含着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自我革命、修复和重建的要求；《繁花》则以一个市场江湖传奇隐喻和解释了资本的不同形态。
以东北为例这一90年代叙事热里的关键场域，在那里，集体经济向市场转型造成的阵痛更为剧烈，新东北文学及其影视改编的出现，是“完成态”的回望：“只有具备了对90年代的整体感知，我们才能面对更新的社会现实。”
《漫长的季节》剧照
当时的下岗潮，是东北文学及影视里的明确背景和重要叙事要素，在贺桂梅看来，这个背景如今被允许讲述，是因为国企改制所标志的经济转型实际上已经完成，“我们已经涉过了90年代的深海”。
站在当下回望分化、充满未知的90年代，既是对来时路的溯源，也是对当下的肯定。“正因为（这些作品）发明了两个历史阶段之间的对话关系，我们自身的现实才开始变得可见，不然，我们还在海里，不知道自己走到哪一步了。”
02
当前电视剧的三个阶段
2021年，贺桂梅看到两部非常特别的热播剧，一部是《山海情》，一部是《觉醒年代》。
在她看来，这两部剧的出现意味着国产电视剧在叙事话语上出现了很大的革新和转变。在此之前，国产剧习惯于站在题材和对象的外部，或者说对立面，去讲一个故事。比如《人民的名义》，本身也是优秀创作，但是“观众和制作人总是在面对一个共同的假想敌”。
《人民的名义》剧照
《山海情》和《觉醒年代》所选择的位置不是外部的，而是“我们一起来考虑这个社会如何成为一个共同体”。贺桂梅认为，我们对人民文艺和大众文化之功能的理解正在发生变化，“我们开始去共同思考这个社会遇到了什么问题，可以用什么办法来解决”。
《山海情》占据了一个很高的历史视角，它不再将农村视为一个被遗忘和被拯救的客体，不再让农村在故事里被迫作为灰扑扑的、没有希望的、留不住人的空间，而是让脱贫故事成为农村再次自我讲述和自我塑造的通道。“我想这是史诗意识的进入，或者是历史意识的进入。”
《山海情》剧照
2023年，被贺桂梅视为一个小高峰。生活家庭剧有《人世间》，悬疑剧有《狂飙》和《漫长的季节》，都市传奇有《繁花》，女性题材有《不完美受害人》……贺桂梅首先感到满足：“不同类型里都出现了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些剧。”这让她对国剧接下来的走向充满期待。
紧接着，来到2026年，贺桂梅发现第三个转变阶段正在到来，其中最重要的，是那些对AI技术进行回应的国剧。
她跟学生们一起从历史视角和现实隐喻入手看《太平年》，然而她的疑问却是在影像层面产生：为什么要用8K来拍这部电视剧？同时期，贺桂梅关注了另一部热播剧《逐玉》。无论是题材还是风格，两部剧都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在追求视觉和制作上的极致唯美，“把AI技术变成了影像的内在构成部分，使得它们能够去跟AI制作PK”。
《太平年》剧照
《太平年》不止有人物脸部特写，也有将生活风物细节尽收的大广角，贺桂梅想，这得多“烧钱”啊。她从中感到电视剧要从其他新兴媒介那里争夺回观众的决心。然而在《逐玉》里，她终究还是发现这种与AI对抗的审美趋向的弊端，“就是一切生活细节都被磨掉了”。
国剧一面试图比肩AI影像的完美，但在另一面，也有一些创作者想要以真正属于人的粗粝真实以绕开与AI的对决，这是另一种态度。贺桂梅注意到影视剧里那些“灰扑扑”的女性，比如《山花烂漫时》里宋佳饰演的张桂梅，《我的阿勒泰》里马伊琍饰演的妈妈张凤侠，《生命树》里杨紫饰演的女警白菊，她们素面朝天、灰头土脸，用粗粝的生活感复原接近真实。
《生命树》剧照
AI只是当前时代的一个面相。无论是更唯美，还是更真实，贺桂梅相信，国产剧一直在作出自己的回应，观看电视剧，就是在观看我们生活的时代，也是在观看我们自己。
要想打动中国观众，所调用的美学风格和叙事话语，终归还要从中国人的生活当中伸展出来。创作和观看电视剧的主体是中国人，意味着这个文化产品在根本上诞生于我们的文化土壤和基因。贺桂梅认为，文化主体性正是基于对中国自身历史与现实的关注，进而在全球视野中形成的主体性表达。所谓“国剧”，正是影视剧在重述我们的中国。
03
创造“共同”
贺桂梅一直关注影视剧里的女性话语。关注大众文化，性别话题是绕不开的一个方面。
最近几年，她最喜欢的女性题材国剧是《不完美受害人》，在贺桂梅看来，这部剧在处理女性视角的时候没有“藏不住”的刻板印象和性别偏见，并且它非常难得地跟当下性骚扰立法的现实形成互动，它没有止于提供一个悲剧或是白日梦，它朝真实社会打开了自己。
《不完美受害人》剧照
国产剧里的女性题材和女性形象呈现是观察社会观念嬗变的对象。贺桂梅注意到一些珍贵的变化，比如我们逐渐看不到女人宫斗和宅斗了，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对爱情更洒脱、对自我更珍视的女性形象。过去一些女性题材剧，大多被归类于都市情感剧，像《粉红女郎》，“几个女性在都市里各自发生情感故事，最终找到了自己的归宿”；或者是借助女性在都市的生活来展开中产阶级想象，像《杜拉拉升职记》。这些模式令贺桂梅感到无聊。
近几年，她很惊喜地在国剧里看到这个模式正在被打破，90年代叙事热里，女性在被重新塑造。《风吹半夏》里的大女主不再臣服于某种现代化的迷思，她是市场浪潮的主动参与者，她是现代化的发明者而非寄希望于享受成果的被动客体。
《风吹半夏》剧照
然而贺桂梅必须承认，这种视角的转变与当下的经济发展现状紧密相关，现在影视剧里所呈现的是一个“正在崛起的中国”。“我们已经不再去追求尚未成真的现代化生活，我们是在中国的现状这条地平线上去看90年代：我们怎样从过去走到现在。”
大众社会以分众化为前提，一个正常的社会有各种各样的圈层，存在各种各样的人群，他们各自占有各自的喜好。然而在这个前提下，真正将一个社会凝聚起来的，却是那些共同的东西——共同的问题，共同的情感，共同的关注。如果社会长期缺乏公共讨论的话题，人们就会变得非常焦虑，因为他们不知道社会总体在如何运转。在贺桂梅看来，电视剧正在承担着这个重要的，“创造共同”的功能。
图源：pexels
从2015年开始，贺桂梅开设“新世纪文化热点研究”课程，跟学生一起讨论最受大众关注的大众文艺作品，以此短暂建立起话语的公共空间。这种连接让贺桂梅感到安心。这就是大众文化的魅力，也是她去做文化研究的必要。“（电视剧是）这个社会的最大公约数，是我们的共同体。”
贺桂梅相信，我们还会继续看电视剧，继续制造热播。媒介是变化的，但我们永远需要故事，电视剧作为故事的载体，仍然在文化场域中占据重要地位。我们如何创造，如何观看，如何讨论电视剧，都像一个棱镜，让贺桂梅看到这个时代的真实。她想知道，追剧的人们，真正的情感和期待，到底是什么？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2026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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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八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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