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救助法》（下文简称《社会救助法》）正式施行。作为我国首部社会救助领域的基础性法律，《社会救助法》涵盖总则、救助对象和措施、救助程序、社会力量参与、救助监督和保障等内容，受到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的广泛关注。

在此之前，社会救助主要依据国务院2014年出台的《社会救助暂行办法》。而此次《社会救助法》的落地，也带来了一些社会救助工作的新变化。

据悉，《社会救助法》共7章78条，明确在原有社会救助对象基础上增加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将救助措施分为基本生活救助、专项社会救助和急难社会救助三大类，并推动社会救助从“人找政策”向“政策找人”转变。

此外，《社会救助法》还专门设立了社会力量参与专章，让政府救助和社会帮扶顺畅衔接、互相配合，形成救助合力。

点击图片可查看《社会救助法》全文。

对普通群众来说，这些变化最直接的意义是：社会救助不再完全依赖个人主动申报，符合条件的家庭和个人也可能通过监测、走访、核对等机制被及时发现、及时纳入救助范围；而救助工作在多元力量的协同下，可以更细致地解决那些个体难以解决的困境和挑战。

值得关注的是，《社会救助法》落地之前，不少地区在过往的社会救助工作中已开启一系列探索，致力于搭建更加公开、公平、公正、便民、及时、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广州，便是其中之一。

对广州的地方实践进行回溯可以发现：社会救助不只是“发钱”，也不只是“兜底”，它正在变成一套更主动、更精细、更有协同能力的公共服务系统。而随着《社会救助法》的落地，“精准”“及时”“社会协同”“看见具体的人”，这些关键词在社会救助中的分量，将越来越重。

以下，是回溯广州实践的四个发现。

精准救助，先要知道谁真正需要帮助

社会救助强调精准，关键不只是“扩大范围”，而是让该救的人及时进入救助范围，也让已经走出困境的人及时调整退出。要做到这一点，靠的不是一次申请、一张表格，而是一套持续运转的识别机制。

近年来，广州依托广东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系统，围绕经济状况、健康状况、教育情况、居住条件、就业情况、社会融入等8个维度、40多项指标，建立起动态监测模块，并设置27类实时预警功能。系统一旦发现困难群众家庭状况出现变化，便会提醒基层工作人员进一步核实情况。

2026年以来，该系统已累计核实预警信息逾4500条，协助290多名群众提升救助待遇。

广州通过大数据赋能，在社会救助领域推动救助及时精准可达。

过去，群众往往要知道自己能申请什么、该向哪里申请、需要准备哪些材料；现在，救助体系开始尝试反过来工作，通过数据监测、部门协同和基层核查，把可能需要帮助的人识别出来。

但精准并不只意味着“纳入”。广州自2022年4月起，率先在全国实行在保对象经济状况每月常态化“静默核对”，将车辆、房产、商事登记、银行存款、大额支出、理财产品、个税、养老金等关键指标纳入每月常态化监测范围。对不再符合条件的对象，依法依规进行动态调整。

据悉，自机制启动以来，广州已通过“静默核对”及时发现并清退不符合救助条件人员逾1400人。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套机制的意义在于，社会救助资源始终有限，只有该纳入的及时纳入、该调整的及时调整，救助制度才能既有温度，也有公信力。

从申请到审批，数字化让救助更快触达群众

如果说动态监测解决的是“谁需要帮助”的问题，那么流程优化解决的就是“救助如何更快到达”的问题。在这方面，科技成为了社会救助“武器库”里最重要的“武器”之一。

记者了解到，广州近年来建设“穗救易”平台，整合“智申办、智核对、智审批、智监测、智服务、智评价”等功能，推动社会救助事项线上办理。群众可通过“穗好办”APP进入“穗救易”模块，使用“救助智诊”功能输入家庭基本情况，系统智能预判可能符合的救助类型。

对于基层而言，数字化不只是把纸质材料搬到网上。它改变的是救助工作的运行方式。据悉，目前广州全市11个区、177个镇街已实现救助业务无纸化审核审批，救助申请、核对、审核、审批等环节更加规范。

广州目前已有社会救助“一件事”办事平台。

这种技术的出现，对困难群众也尤其重要。很多救助对象本身就面临疾病、失业或行动不便。如果申请流程复杂、材料反复提交、部门之间信息不通，救助就可能卡在“最后一公里”。数字化平台的作用，正是把原来需要群众多头跑动的环节，尽可能转化为部门之间的数据流转和协同办理。

此外，广州还将监测延伸到日常生活场景中。通过与供电、燃气、自来水等单位合作，对困难群众居家用电、用气、用水等异常情况进行7×24小时全天候静默监测。对独居老人、重病患者、重度残疾人等困难群体而言，一次异常停电、停水或用气变化，都可能提示潜在风险。

正因此，救助不一定只能发生在申请窗口，也可能发生在一次预警之后的上门探访中。

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咨询区

“社会”二字，体现在政府兜底之外的协同

社会救助中的“社会”二字，并不只是指救助对象身处社会之中，也意味着救助不能只靠一个部门单独完成。

《社会救助法》中明确了社会力量参与社会救助有法可依，鼓励慈善组织、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志愿服务组织等参与社会救助。这意味着，在政府主导的基础上，社会力量可以通过慈善帮扶、专业服务、心理支持、资源链接等方式，参与到困难群众的支持网络中。

社会力量参与的意义，则在于它可以进入到一个困境的个体或家庭里，回应那些更细、更具体的生命挑战。但如何联动，是一个技术活。

记者观察发现，近年来，广州也在持续推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救助格局。

比如，2023年，广州市民政部门联合交通部门、市慈善会推出面向困难群众的公共交通优惠方案，由慈善会出资为低保、低保边缘家庭、特困人员等对象办理“穗救易·善行卡”。自项目启动以来，已办理善行卡逾4100张，累计优惠乘车费用约250万元。

再比如说，近年来，广州建成了69个“穗救易·共助空间”综合救助服务平台，形成覆盖市、区、镇街、村社区四个层级的“共助”网络，累计收集困难群众各类需求近3000宗，处置率达99%以上。与此同时，各区围绕“一区一品牌”建设“如愿行动”“困难群众爱心帮扶”“微心愿”“1:1社会救助项目”等服务品牌，累计为困难群众提供救助服务逾20万人次。

共助空间把各类资源汇集到一个载体上。图为广州市白云区鹤龙街云助福共助空间。

此外，2025年5月，广州市民政局联合水滴筹启动“水滴共助”项目，面向广州户籍因病导致个人自负医疗费用较大的重（大）病患者或其他有特殊就医需求的困难群体。自项目启动以来，已为30多名大病困难群众和有特殊就医需求的群众链接社会救助帮扶资源，共计筹集善款逾50万元。

对因病产生大额自负医疗费用的困难群众而言，政府救助可以提供制度性兜底，社会互助则可能成为补充支持。两者并不是彼此替代，而是在不同层面回应困难家庭的复杂需求。

让善意流动起来，看见具体的人

如今，社会讨论起“社会救助”时，关心的已不再是简单的物资救助。面对人口规模大、流动性强、资源多元的复杂环境，如何深化救助服务内涵，从被动“发现困难”主动转向“精准纾困”，力求将每一位困难群众面临的具体难题逐一解决，提供更加细致、更有温度的救助服务，已成为一座城市的重要发展课题。

事实上，困境并非总以单一的“缺钱”呈现，它可能是一场大病后的长期负担，是失业后的收入中断，也可能是一个外来务工家庭同时被住房、教育、医疗和就业问题挤压。而面对困境，人们不仅需要被托住，更需要韧性的激活。

对此，广州不仅坚决守牢基本生活保障底线，更主动向前延伸服务触角，将救助从“稳住情况”升级为“纾解困难”，不断通过精准识别每一户的具体堵点，逐一解决、综合施策，确保困难群众面临的深层问题得到实质性化解。展望未来，如何推动人可以在城市的善意的支持下往前走，也是广州下一步值得继续深化的方向。

精准识别解决的是“谁需要帮助”，及时救助解决的是“困难不能拖延”，而协同救助要回答的，是“一个人怎样真正走出困境”。当政府兜底、慈善帮扶、社工参与、志愿服务、社区支持和市场资源能够围绕一个具体的人、一个具体家庭形成合力，救助就不再只是一次待遇发放，而可能成为重新连接生活的起点。

从已有实践看，广州正积极将公益慈善资源、社会组织资源和社区服务网络接入社会救助体系，构建起多元协同、共建共享的救助格局。下一步的关键，不只是有没有资源，而是这些资源能否被有效识别、精准匹配、连续转介。

一个困难家庭可能需要的不是某一项单独服务，而是一组组合支持：先解决眼前的生活压力，再评估疾病、就业和子女教育等问题，随后由不同主体接续介入。因此，一座城市能否进一步打通社会多方资源的联通和协作，让不同的社会力量进入到一个系统里，着力提升识别灵敏度、匹配精准度和转介顺畅度，让善意流动起来变得尤为重要。

也是当善意可以流动，并汇集到适应的场景，复杂处境才有可能被一一解决。而这也要求社会救助从“按项目供给”进一步走向“按人的处境整合资源”。基层工作人员、社工机构和社区组织的作用因此变得更加重要。他们不仅要核实收入和财产，也要看见一个人真实的生活挑战：他为什么申请救助，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哪些困难可以通过政府政策解决，哪些需要慈善资源补位，哪些需要长期陪伴和能力恢复。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提供底线保障，社会力量补充弹性支持，专业服务帮助识别并解决问题，社区关系则让人的韧性，重新得到激活。当一线专业价值被看见，而每个人都可能在“善意”中找到困境的出路，社会救助中的“社会”二字才真正显现出来。

而一座城市有了这样的底气时，便也拥有了乘风破浪，向上向善的发展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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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 通讯员：林丽玲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