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多前，一家特殊的茶厂，在英德荒地上白手起家，凭借着一股“赶印度、超锡兰”的精气神，硬是把中国红茶推向了世界。这里产出的红碎茶曾两度摘得国家银质奖，巅峰时期占据广东口岸红茶总创汇的十分之一，产品售价达到国际中上档水平，连国际茶业协会主席、英国大茶商都曾慕名到访。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一群扛过枪的转业干部和甘于吃苦的工人，用27年的坚守与拼搏，不仅铸就了“英红”的金字招牌，更留下了一段关于艰苦奋斗与集体主义的热血记忆。今天，当年的老厂长卢雪镔同志为我们回溯这段历史，不仅是在致敬一个品牌的荣光，更是在探寻那份支撑产业走过风雨的、滚烫的精神内核。

建于1957年的坑口咀茶厂（红旗茶厂）

记忆中的红旗茶厂

卢雪镔

（一）

我是1964年8月到红旗茶厂工作的，1991年调走，在茶厂待了整整27年。离开三十多个年头了，可那段岁月，就像刻在脑子里一样。

红旗茶厂始建于1957年，是英德茶场的第一间制茶厂。英德茶场很多干部都是扛过枪、打过仗的老同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身上都是有故事的。我们那时的工作证是“省公劳英”编号，评“五好干警”“五好工人”的奖章证书，也是省公安厅政治部颁发的。

1964年我刚到时，坑口咀茶厂已初具规模，红碎茶也研制成功了。萎凋大楼、揉捻车间、烘干车间、精制车间、精茶仓库、毛茶仓库都建起来了。最鼎盛时，厂里有148条萎凋槽，高峰期每天周转两次，最高日处理七万斤茶青。设备也不少：90型揉捻机九台，解块机五台，烘干机九台——那是我们最厚实的家底。

从总场到茶厂，是一条黄土公路，晴天“扬灰”路，下雨“水泥”路，坑坑洼洼。但一转入厂区，就是另一番天地。高耸的柠檬桉树像哨兵列队，白玉兰的香气到处飘。春天木棉盛开，红得像英雄的火把。初夏，揉捻车间两旁遮阴棚上挂满葡萄，绿得像宝石，紫得似玛瑙，透过车间玻璃窗望出去，那种心情没法形容。收青房和萎凋室四周种着桂花、玉兰、茉莉、玫瑰，毛茶仓库旁的空地上用红砖条围出“英红”两个大字，中间种上太阳花，阳光一照，鲜艳夺目。车间墙上刷着标语：“树雄心，立壮志，赶印度，超锡兰！”“为英红更红而努力奋斗！”——那就是当年的精气神。

茶厂有工人俱乐部，上千册图书，乒乓球室，还有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这些乐器。针对三班倒的工人，俱乐部每天上午和晚上开放。每周一场露天电影，周五晚党团活动，周一、三、四政治学习。我们学焦裕禄、雷锋、王杰，学欧阳海。学习前常教唱歌，《幸福不会从天降》《共青团员之歌》，还有那首“满山茶叶青又青，采茶姑娘笑盈盈，茶叶献给毛主席，一片茶叶一片心”——这歌当年可流行了。

（二）

1964年到1965年底是试用期，我们过的是准军事化生活。车间按班排连编制，车间主任是连长，工段长是排长。清晨六点起床、集合、跑步、做操，每周还安排一个早晨登秀才山——武装民兵荷枪实弹，高举红旗冲在前面，我们基干民兵紧跟而上。七点操练结束，七点半早点，八点上班。

那段日子真苦。严冬腊月，气温接近零度，还要到秀才山下打石头，晚上轮流巡逻放哨。每月工资22元，伙房天天有肉，可不敢买，每天伙食费控制在四角钱以内。除去吃饭，剩下的钱只够买牙膏、肥皂、信封、邮票。家境好的有家里寄钱，大多数人就只能咬牙撑着。我们住的男生宿舍前有一片苦楝树林，近百棵，是饭后乘凉的好去处。有位满口潮阳口音的同事打趣说：“坐着往外看，心中脑里尽相思；无奈躺下来，刻苦耐、刻苦耐。”——“苦楝”跟潮阳话“苦耐”同音，就成了我们苦中作乐的口头禅。可说来也怪，那时候真不觉得苦，唱着“艰苦奋斗是传家宝”，心里倒觉得挺高尚、挺充实。

茶厂还有一支特别能战斗的职工队伍。1966年北江河水暴涨，洪水淹到加工厂和粮站，红旗茶厂的基干民兵蹚着齐腰深的水，扛起两百斤重的米袋，谁也不甘落后。西水库崩坝抢险、大坝修复，哪次都有茶厂工人的身影。那年冬天格外冷，寒风刺骨，大伙儿苦战一整个寒冬，两头见星星，中午不休息，硬是把任务扛了下来。傍晚收工，公路上一群“泥猴子”拖着铁铲扛着锄头，嘴里还唱着“日落西山红霞飞……”第二天一早，又整队出发了。1986年重阳节傍晚，东水库畔大肚山上燃起山火，火龙乱窜，山下就是大片茶园。广播一响，不到二十分钟第一批职工就跟着厂长冲进火海，直到深夜把火扑灭。

领导干部一直是榜样的力量。为了搞好职工伙食，教导员常扎在厨房跟炊事员一起淘米洗菜涮盘洗碗，节假日也不休息。茶叶生产季节，每天清晨车间里都能看到领导的身影，掌握第一手情况。高峰期，厂领导轮流跟班，在生产一线干活。有一回，客户来厂里联系业务，办公室空无一人，正赶上茶叶高峰，全在车间干活。客人在车间碰到一个穿背心、卷裤脚、打赤脚的，问：“同志，厂长在吗？”那人抬头说：“我就是。”客人愣住了——哪里像个厂长？可职工们都管他叫“老农”，那是真心实意的称呼。

那些年，老厂长带着大家上山炸石头，光着脚踩泥坑打砖坯、烧红砖，建宿舍修围墙。茶厂围墙的几千立方石头，全是职工靠挑、靠抬、靠两台手扶拖拉机从山上搬下来的。夏收夏种，耕田耙田插秧，厂领导都是一马当先，喊一声“跟我来”，大伙儿就一起上。1975年，53岁的老厂长带人到龙头影眼镜塘后面的笔架山采药材喂猪，光踩单车来回就不止四十公里。我当年不到三十岁都吃不消，老厂长却若无其事。为解决食堂蔬菜供应和养猪饲料，每个班排都有上交任务，职工们利用上班前、下班后和转班休息时间，靠锄头、靠肩膀拉着犁耙，硬是开出了四十多亩荒地，种上地瓜、木薯、玉米、南瓜，当年就丰收。几乎人人都当过“炮兵”——手掌肩膀磨出了水泡。各排都有自己的菜地、水田、旱地，专人管理和全员突击相结合，蔬菜青饲料自给有余。菜班还编了首歌在文艺晚会上唱：“我们战斗在三自给第一线，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减轻人民的负担。”

80年代中期我刚当厂长时，觉得压力太大，怕干不好，对不起茶厂的兄弟姐妹，辜负场党委的期望，一度想打退堂鼓。很多职工上门来做我工作，鼓励我大胆干，说全厂职工在背后撑腰。那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三）

每逢生产高峰，茶青每天进场三四万斤，最高七万多斤，持续十几天，人力一下子就不够用了。招太多人浪费，不招又忙不过来。这时候全厂一盘棋，厂长书记、厂部人员、机修工全上阵，炊事员和日班工人晚饭后主动到车间义务劳动，听从当班班组长指挥。精制车间停产支援萎凋上叶，确保进厂茶青二十四小时内加工成毛茶入库，绝不让茶青沤烂发烧。揉捻车间、烘干车间两头延伸时间，早班从清晨五点干到下午五点，连干十二小时；中班从傍晚做到天明，干通宵。厂领导分头跟班，既是指挥员又是战斗员。当时的口号是：学大庆，学大寨，学铁人，做贡献。

备燃料更是一道难关。茶厂一般在冬季备足全年所需，从阳山或韶关运煤的车，常常是晚上甚至深夜才到。茶厂只有一部东风五吨货车，运煤多数靠总场运输公司。不管什么钟点，煤车一到就得卸，几个作业班的员工随叫随到，从不含糊。你想想，接近零度的冬夜，北风呼啸，从热被窝里爬起来卸煤，那是什么滋味？我在厂长任上最大的内疚，就是给工人们的福利太少了。

精制七班是一个多次被省人民政府、省华侨局和省总工会授予先进集体的班组。全班近二十人，女工为主，吃苦耐劳，团结友爱，年年出色完成任务。班里有一名伤残退伍军人，部队炮击演习时被大炮震伤了大脑，单身一人，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历任班长带着全班职工，二三十年如一日轮流照顾他：安排生活，浆洗被服蚊帐，清理宿舍卫生，每天的伙食费、每周的零花钱、每月理发抽烟的钱，都安排得仔仔细细。逢年过节，谁家煲了汤加了菜，总惦记着给他端去一碗。这些事，说起来都是点点滴滴，可就是这样的情分，撑起了茶厂的魂。

红旗茶厂历来重视质量。六十年代就有一套完整的管理方案和操作流程，每个月或每轮茶都要上业务课，冬季系统学习制茶知识。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后又恢复了。1985年厂里成立TQC办公室和QC小组，每轮茶开始前都进行动员培训，总结上一轮经验教训，分析气候变化，讲下一轮的工艺要求，让每个职工都心中有数。TQC办公室坚持每天对各班组产品抽检审评，在车间张榜公布，质量进度一目了然。广州中山二路一位中学教师，在饮用我们生产的FOP红茶时发现一颗半粒米大小的塑料粒，写信来反映。厂里十分重视，厂长亲自带着主管副厂长和技术员登门致歉，认真听取意见。这事当时还被《广东侨报》记者做了专访，传为佳话。

为了摆脱自然条件对制茶的影响，我们自力更生搞技术改造，自己动手研制出萎凋上叶输送带、解块机扫茶器、静电摩擦茶叶拣梗机、空调发酵室、精制茶叶匀堆机，实现了揉捻流水作业和烘干毛茶输送拣梗连续生产线。劳动强度大幅降低，节省近40%的劳动力，获得韶关地区科技进步二等奖和省华侨农场管理局一等奖，省局党组还向全省华侨农场发出“工业学红旗茶厂”的号召。

7051转子机就是在英红茶机厂和省茶科所帮助下，由我们机修车间首先研制成功的。1970年5月1日，厂革委会和机修车间工人师傅高举红旗，敲锣打鼓向厂党委报喜，7051就是为了纪念1970年5月1日命名的。揉捻车间原来单机作业，改成流水线后，每班人员从28人减到13人，劳动强度不增反降。研制振动输送时，弹簧钢板这个核心部件反复试验都不行，硬度太大一开就断。最后有人提出用毛竹垫试试，竟然一试成功，后来才逐步用塑纤维板替代。静电摩擦拣梗机用塑料滚筒与羊毛毡摩擦生电，干毛茶从烘干机下来后趁余温直接拣梗，百分之六七十的毛梗杂质在初制阶段就分离了，大大减轻精制负担。后来很多茶厂来订货，机修班每年生产二三十台，既完成了任务又增加了收入。

八十年代几乎每年都有院校师生来厂实习——华南农大、湖南农大、安徽农大、广西农垦职大的茶叶专业。施兆鹏、陈国本、王汉生、戴素贤、王登良这些知名教授都带过队。国际茶业协会主席伍特、英国大茶商克拉克先生和夫人、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日本电视台记者都来过。日本电视台还专门花两天时间在茶厂拍摄制茶纪录片。当年华农和安农的师生说过一句话：“没到过红旗茶厂，就不能算到过二套样产区。”

（四）

从1982年到1990年，红旗茶厂生产的红碎茶两次获得国家银质奖，红碎茶1号、2号四次获商业部部优，六个批号获广东省优质产品称号，1985年和1988年两次被省政府授予广东省先进企业称号。交给省茶叶公司出口的红茶评分常在一百分以上，最高达到一百三十分。省茶叶进出口公司的评语说，我们的红碎茶“浓、强、鲜突出，高于二套样水平”，在美国布样售价达每公斤2.30至2.40美元，相当于国际红碎茶中上档水平。

1985年国家质量奖颁奖仪式在国家经委礼堂举行，张劲夫副总理出席接见代表。那一年广东推荐的二十多个产品中，只有四个获得国家银质奖：金帆牌英德红碎茶1号，皇上皇腊肠，喜上喜腊肠，海天牌酱油——连青岛啤酒也是同获银质奖。领奖归来，在广州火车站受到省经委的热烈欢迎，给代表披红戴花。1990年，英红牌红碎茶1号复评，再次获得国家银质奖，那是当时广东茶叶界获得的最高荣誉。

（五）

荣誉是众人栽花的结果。红旗茶厂那三十年，向国家交售了数以万担的红碎茶，一度占广东口岸红茶总创汇的10%。广东茶叶进出口公司每年拨给茶改费和外宾接待费，支持老茶园改造和技术革新。完成上交任务有担茶担粮、担茶担肥的奖励，超额还有质量加分和现金奖励，激励着大家多交茶、交好茶。

这些成绩离不开全场一盘棋的支持。八十年代电力紧缺，连续停电四十多小时是常事。关键时刻东水库专门为茶厂发电供电，电站停掉用电大户的电力保茶厂。英德雷雨频繁，线路故障跳闸，外线工不论白天黑夜晴天雨天都及时出动。供销部门对茶厂备用电源供油一路绿灯，电工总能在最短时间发电送电。茶机厂也是有求必应，大机棱骨磨平了、转子机刀轴用钝了，加班加点优先加工，甚至把新机器的转芯拆下来给我们应急。

一切的一切，都归功于“全场一盘棋”的思想。直到今天我都这么认为：当年所做的一切，离开上级的领导和支持，离开全体职工的努力拼搏，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我借这个机会，向当年指导和支持红旗茶厂创优夺优的各级领导，向各兄弟单位，向提供优质茶青原料的坑口咀分场，向所有红旗茶厂的兄弟姐妹们，说一声：谢谢你们！

那段岁月虽然苦，可回想起来，心里是热的。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曹菁   来源：广德产业园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霍泽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