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日上午，距离毕业展还有两天，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内，工艺美术专业毕业生吴芷茵的外公和奶奶——作为家族中擅长手作的长辈——一早从南沙赶来，协助芷茵搭建由竹子构建的毕设作品《种在田里的日子》。

6月3日上午，毕业展开幕。

在华丽多彩的展厅中，伫立的竹架有些格格不入，却也吸引许多人探究：铺满架子层板的稻谷、饲料袋做成的背包、碎布片缝制的布包，一本《种在田里的日子》日志……

还有，7个人物的拼布画。

这7个人物，是来自距离广州市区100公里以外的从化北溪村村民：钟廷四、钟观星、钟北光、钟廷欢、钟英莲、唐石照、李金娇、温美英。

竹架上7个人物的拼布画。

在村里的北溪村小学旧址，村民们日常活动的广场里，还有芷茵和这7位村民共创的舞台。

2025年夏天，作为学生下乡团队的一员来到北溪村，为村民策划一个展览前，芷茵并未想到自己要把毕设与当地结合。当与村民愈来愈近，不断回到村里，参与他们的生活时，她想为爱跳舞的阿姨们搭建一个舞台。

她的毕业创作也从这个舞台延展开来。

作为工艺美术专业学生，如何运用材料是专长，比如利用北溪村盛产的竹子。

然而，工艺美术只是方法，不是目的。

毕设并非一系列舞台，一个装置，或者创作出来的任何物件，而是一个田野的过程。

“世间的很多乐趣或意义是在流动过程出现的。”这是芷茵在长达一年的探索中最大的收获。

意义是什么？

是发现个体，看到需求，理解困难，并寻求答案。

芷茵的作品《种在田里的日子》。

从夏令营到扎根：他们为何来到北溪村

今年同样是大四毕业生的支俊迪是芷茵的志愿者伙伴，也是最初将大学生团队带到北溪村的人。谈及与这个村庄的缘分，要从2023年说起。

那年12月，俊迪机缘巧合地参加了一场名为”丰年庆“的分享活动。当时，广州从化区深耕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深耕”）做了一个乡村专题分享，谈到“村民的主体性在哪里”“去到乡村真的是村民自己需要的吗”“他们自己在那片土地里可以做些什么”。

这些话题令俊迪感到振奋，而“村民主体性”这个词第一次击中了他。

此前，俊迪也曾有下乡的经历，但感觉自己“还没有真正走进那个村子”。2024年五六月份，他决定自己组建团队，跟随深耕进入仙溪村、长流村，并由此进入了比它们更靠近山区内部的北溪村，为乡村儿童开设了一系列暑期课程。

2025年下乡团队中的美术大学生徐晓云（中）正在上美术课。

第一年组建的队伍成员非常多元——因为队员的选择标准并不是所学专业，而是是否同样对乡村有热情——有学艺术的、学音乐的，还有学法律、学物理的。

“我希望这样的团队可以令下乡课程更加多元。”俊迪说，15天的夏令营，实现了他理想中的“美育”。

这样的尝试延续到了第二年。在2025年的招募中，团队更加看重成员多元的学习背景，“可以在乡村中有什么样的角度，去看看这个乡村真正发生的东西，自己也能做一些有自己特色的东西”，芷茵正是这一期期加入的成员。

她观看北溪的视角很独特：工艺美术。

《村里手作》展出的阿姨们手作的袋子。

芷茵进入乡村后，俊迪观察到她有一些非常独特、细致的观察视角：“她发现阿姨们有自己使用手艺的习惯，比如用饲料袋做成袋子去下田，对她们来说很方便。”

为期21天的夏令营的尾声，当芷茵提出想跟村民一起做个展览时，团队非常支持。

这个展览设在村民们日常活动的广场边的桌椅上，展览主题是《村里手作》，由村里擅长书法的国良叔题字，展出暑期课堂上孩子们的手工作品，比如用鸡蛋壳制作的环保创作、拼贴诗句等。

还展出阿姨们利用各种材料手作的袋子，叔叔阿姨们手作的农具和日常用具，比如装鱼的篓子、鸡笼，以及叔叔阿姨们种植的农产品，比如柠檬、葱头、花生等。

《村里手作》展出村民们手作的农具和生活用具。

“我觉得不能用‘土特产’简单定义叔叔阿姨们的‘作品’，而是一代人在集体生活中沉淀下来的生存智慧，是人与土地之间最原始的连接方式。”芷茵认真说道。

随着对山村现状了解的加深，需求开始浮现。俊迪的想法愈发清晰：“我们不希望乡村夏令营只是和孩子发生互动。因为真正扎根在这片土地的、更有年月的，肯定还是现在已经60多岁的‘年轻人’。”

这次夏令营也成为芷茵扎根北溪村的起点。此后一年间，她多次往返于城市与村落之间，从跟跳舞阿姨们建立微信群日常聊天，到与她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北溪村不再是她“下乡”的一站，而成了她理想的田野。

2025年夏令营最后一天的纳凉晚会。

芷茵的田野：从跳舞阿姨到全村老人

芷茵与北溪村的连接，是从跳舞的阿姨们开始的。

去年夏令营结束，与阿姨们依依不舍分开后，芷茵和俊迪跟她们时常打电话聊天。国庆期间，他们又一次回到村里，帮阿姨们拉了微信群，让她们在手机上建立了联系；给她们录制学跳舞的视频，推动阿姨们自发组织晚上跳广场舞的活动。

阿姨们自发地开始组织跳广场舞。

然而，下乡团队里的一些伙伴对于这种做法不太理解，觉得他们“老是抓着跳舞的阿姨不放”，认为“就那几个阿姨跳舞，好像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更现实的问题是村里人员的流失。最有活力的莲阿姨因为搬到镇上住，心态发生了变化，从主动组织和参与变成“有一点后退”——虽然她给的理由是脚不太舒服，但芷茵感觉应该是因为人数不够，没有办法用集体的力量去支持她做这个事情，以至于她看不到持续的动力。

除此之外，阿姨们之间难免也因为性格和想法的不同而有些小摩擦。

阿姨们因为一起跳舞开始串门、聊天、吃饭。莲姨（红衣）说嫁到村子里几十年来第一次到石照姨（格子衣）家吃饭。

但芷茵没有放弃。她觉得自己能做点什么去激发更多的可能性。今年1月，她下定决心，自己的毕设就是要为阿姨们搭建一个舞台。

在两个多月里，她查阅了不同的资料，从材料、审美、功能、成本、使用和保存等多个方面构思了多种方案，最终决定以北溪村盛产的竹子和她擅长的布艺为基础，发动村民共创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舞台。

3月，她开始着手搭建工作。5月初，舞台完成搭建，她联合村委开展了一场五一活动，邀请村民和志愿者伙伴一起在舞台前歌唱、跳舞，参与抽奖活动和积极分子颁奖活动。

住楼上修村里大桥的外地阿叔借电锯来帮大家切竹子。

这一个多月的搭建过程，她看到了变化的可能——不仅是跳舞的阿姨，还有其他村民比如阿叔们的积极性，同样被激发出来。

转折点的发生，是芷茵在村里的长者饭堂“蹭”了一段时间的饭。现在的北溪村长者饭堂是去年12月深耕开办的，但事实上，前年长者饭堂也开过一段时间，但因缺少管理而无法维持。

这令她意识到，村民们对所谓的“公共性”缺乏认知，“就像一开始我想发动大家一起来搭建舞台的时候，他们都会说‘做来有什么用’”。

幸运的是，她在村民中发现了一个关键人物——国良叔。“他有很多关于公共性的想法，包括修路、管理长者饭堂、管理菜园，但他从来不提出来。因为他认为‘说了也没有用’，没有人会回应他。”

芷茵如同找到“知音”，国良叔成为她撬动村民的第一个“支点”。

五一活动当天下午，芷茵到菜地摘菜，给大家晚上炒菜吃。

一个多月中，她在长者饭堂观察到细微的变化。刚到村里的几天，她发现无论是吃饭前、吃饭中，还是吃饭后，村民们几乎不沟通。她想找村民商量舞台，也没有人回应。慢慢地，村民们聊了起来。

在人群中，她找到了第二个“支点”——欢叔。“团结”是欢叔对北溪村的期待。

年轻时就擅长木工的欢叔成为这次搭建舞台的“大师傅”。

从无人问津，到在国良叔和欢叔的发动下，越来越多村民参与舞台的共创，芷茵理解了村民们实际上具有“公共性”，但是如果没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就不能理解做一些与公共相关的事情的意义是什么。

2025年年底，芷茵参加的其他公益项目的志愿者伙伴到村里走访，也与村民建立链接。

在五一活动现场，当村民围着舞台兴高采烈地讨论：“好靓啊”“这只我织的”“这个是欢叔做的”——那种被看见的雀跃，让芷茵意识到：艺术不该只是展厅里高高在上的陈列，而应该是让村民站出来说“这是我做的”的底气。

当阿姨们开始主动讨论“下次可以做什么”，当阿叔们从“说了也没用”变成“我们可以学仙溪村那样”时，芷茵看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正在发生。

那座用村里竹子搭建的舞台，那些与村民共创的事情，最终都成为她毕业设计的核心：一本关于“如何让人被看见”的田野笔记。

芷茵的毕设日记。

毕设作品：从田野到展厅

完成舞台后，芷茵一度考虑过把这一组舞台原封不动地搬到广州大学城美术馆的毕设现场，然而，她发现困难重重。

“把田野落在美术馆里面其实挺难的。”芷茵说，首先是客观条件的限制：雨季的竹子水分大，砍伐时还是湿的，捆绑固定后几天便会脱水收缩，原本的结构随之松垮，稳定性始终无法解决。

苏若山老师（左一）正在给芷茵的选题原点提建议。

其次，毕设指导老师苏若山认为，村里制作的舞台完成度不高。

“毕竟村民接触美学和设计的知识有限，他们能将自己想到的东西转化为视觉效果已经很不容易了。”芷茵不想改动与村民共创的作品，于是“否掉了把舞台搬到展厅里的想法”。

后来，经过与苏若山老师的讨论，她决定在展厅里重新策划一个方案。

一开始，她的构想是将舞台细节铺开，做平面展示，但苏老师认为这种方式太散，视觉效果不集中，建议她往“造物”的方向思考——让作品聚集起来，成为可自立的结构，“从四周来看都会有不错的观感”，力量感也会更强。

苏若山老师在帮芷茵安装作品的电子设备。

他建议芷茵做塔状装置：“同样有多个面，只是将这几个面折叠起来，成为一个可自立的装置。”他认为，这同时也能丰富外轮廓和造型上的可能性。

这些建议填补了芷茵专业上的不足，也让她意识到自己想表达的东西要不太过直白，要不过于复杂。

但比技术调整更重要的，是她在村里学到的关于“计划”与“随机应变”的功课。进村前，老师和朋友不断提醒她要做好计划和备案，因为“组织村民活动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多时候要进一步走一步，不能一直抓着最初的那个点往下去挖”。

这让她明白，人是活的，思想也是活的，要跟随变化而走。

展厅中认真阅读小册子的美院学生。

对于最终呈现的作品，芷茵并不认为它是一个结束。“无论是在村里的作品，还是在展厅里的作品，它同样是可以有继续往下去完善、去深入的空间。”

七月初，第三届夏令营即将开始，她计划邀请小朋友和村民继续完善舞台——“这是一个流动的结果，你永远都不知道它在什么时候才会真正地完成”。

毕业展开始后，一位女士在芷茵的作品前看了二十多分钟，把手写版和编辑版两个版本的展览小册子认真读完。她说手写的版本比编辑过的更好，“那些都是真实的感受，没有经过任何的修饰”。

她还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女儿参加补习班也要每天写复盘日记，最初觉得是任务，后来才发现，“文字本身是很有力量的”。

这让芷茵想起村里老人被“看见”的时刻——当有人去发现他们本身就擅长的手艺时，他们很高兴，因为这些东西以前没有人说、没有人看见。

村民才是村庄的主人

回望这段从田野到展厅的旅程，芷茵反思最多的是“互相了解”与“尊重”。

她认为到乡村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去互相了解——作为外人，需要尊重村民的想法，同时让他们了解自己的来意，“最重要的是要始终记住，村民才是村庄的主人”。

她将毕设作品命名为“种在田里的日子”，来自去年《村里手作》展览中的一个小分展的名字，展品是村民的农作物。起这个名字是她发现，“村民日夜都在田间劳作，可能他们在田间劳作的时间大于在家里休息的时间”。

北光叔为舞台作的对联。

如今沿用这个名字，可能是因为她和村民们有了“我们”这一层关系：从老师和家长的身份称呼，转化为叔叔、阿姨和“阿茵”的称呼。

她觉得，这些“日子”是与村民在一起相处的日子，也是他们开始接纳自己、认同自己的时间。

因为有这片土地，他们相遇、相识、互相了解。

他们的关系，如同生长在田里面的庄稼一样，从一颗颗种子长成一棵棵可以收成的作物。

对话：舞台之外，看见更多

民生频道：你觉得跟村民一起搭建的舞台，真的是因为有人有需求吗？

芷茵：虽然在做之前，我询问过他们意见，他们觉得是可行的，我才做这个事，但是如果是说舞台的实际作用的话，我是觉得没有的。那次之后，村民没有继续这个舞台。他们说是因为天气太热了。

必须承认，舞台本身不是日常需求的东西，是村里有节目、有活动的时候才可能用得上。但我搭建舞台的初衷是想激发他们做活动的热情。

芷茵到四叔家喝茶、聊天。

民生频道：那成功激发了没有？除了我们去的那几次，他们自己还会组织活动吗？

芷茵：他们自己应该不怎么会组织活动的，可能就会等着深耕去给他们做活动。

民生频道：你觉得做活动重要吗？

芷茵：做活动挺重要的。他们平常能聚在一起的时间可能就只有吃饭，但吃饭过程不一定能有很好的沟通。而活动可以让大家的氛围更好一些，更快乐一些。快乐很重要。

民生频道：但如果是为了公共性和沟通参与，活动不应该是最终目的。

芷茵：对啊，所以做舞台的过程才是最重要的。做舞台其实是我一开始的目标，但在做的时候发现这个目标并不重要。我发现了其他可以讨论的东西，比如他们会谈到他们还可以做其他一些与公共相关的事务，这个才是重要的。

五一活动当天，英莲姨和大方叔是掌勺的大厨。

民生频道：那他们有做吗？

芷茵：没有。

民生频道：那你觉得这个东西需要谁去推动？是村民自己，还是需要外部力量？

芷茵：我感觉得一步一步来。可能就目前的状态来说，不支持他们自己去发起这些活动，他们不会去做，因为他们可能自己有很多顾虑，比如觉得在同村人面前说不上什么话。所以目前仍然需要外部的力量去推动。

民生频道：暑假的夏令营就是其中一种“外力”吗？

芷茵：对的。通过这几次，我们发现夏令营真的不应该只做孩子的课程。因为本来村里孩子就很少，今年可能更少，有几个已经过了可以参加夏令营课程的年龄，有些大一些的孩子也要去打暑假工，不在村里面。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把关注点放在老人身上。

民生频道：其实我想他们认知里应该没有“公共性”这样的字眼，你觉得有可以替代公共性的词语吗？

芷茵：我感觉是“集体”，因为他们以前都是从集体生活过来的，后面因为各种原因，比如居住的地方分散了，所以人也就逐渐分散了，不再有强烈的“集体”概念了。

五一表演活动前，金娇姨正在默默练习扇子舞。

民生频道：你有没有考虑过，自己已经在那里做的一些工作，可以怎么样延续下去？你还可以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芷茵：俊迪已经跟深耕沟通过，今年下乡队伍的带领伙伴也明确了这个想法，必须开展老人的活动。

但说起建议，我感觉自己的经验也比较单薄，因为我也不是做乡村工作的，不知道该怎么样做才是最适合他们的，但我的经验就是要尊重村民的想法。

民生频道：但在我看来，你毕竟在上一个夏令营到下一个夏令营之间做了一些工作，会不会有一个传承或者联动更好？

芷茵：当然可以啊。我希望这个交流的场地是在村里，我可以带他们去村民家里聊天，去实地了解情况。我不太喜欢在“座谈”“交流会”里谈这些。

芷茵和村里的孩子们聊天。

民生频道：那你可能需要考虑去发起这个事情？比如夏令营一开始，是不是应该有一个实地考察和队员培训，然后再开始服务？我感觉前期有了解、破冰、田野、交流和培训，是很重要的。

芷茵：这个事情我们确实还没有聊过。

民生频道：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这些服务是断裂的、没有联动的话，是很可惜的。等于前面已经有人做的工作，后面可能要重新来过，没能继续往下推。

芷茵：对，不然可能这个事情就变成我自己一个人的事情了。

2025年国庆节，俊迪和芷茵观看了由他们和莲姨组织的中秋晚会。

民生频道：工艺美术是你的专业，同时是你看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吗？

芷茵：我希望用工艺美术的方式作为媒介，来连接村民跟村民之间的关系，或者是村民跟我之间的情感关系。我的专业只是我做毕设的一个方法，不是最终呈现为这个作品。

工艺美术是有温度的。我认为它不可被替代的地方在于：在村里，它不需要高高在上的理论去进入，它本身就发生在村民的每一个日常、每一个需要里。

如果跟村民去聊美学、聊艺术，他们是听不懂的；但如果跟他们去聊编一个竹篮子、编一个鸡笼、编一个铲筛，他们就能清楚知道——这些就是他们平常的手艺活。

我觉得我进去不是要去创造什么艺术，我要做的应该是去发现这些本来就藏在他们每一个生活痕迹里、每一个田野间、属于他们手头里的艺术。

石照姨编的鸡笼。

民生频道：你觉得解决了什么？

芷茵：我感觉说“解决”可能有点重。艺术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它更加适合用来做连接的工具。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村民们面对的困难之一，是人和人之间——村民与村民之间、村民与外部世界之间——的连接断掉了。他们很少能为同一件事情坐在一起讨论，为同一个目标一起做什么。

所以我觉得搭建这个舞台，可能是给了大家一个聚在一起的理由。

在这个过程中，欢叔可以成为大家嘴中的“大师傅”，美英姨和北光叔可以在这里面任意地唱歌仔。

它创造的不是一个物理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更多是通过一起去用手艺做同一个东西，创造了一个“在一起”的空间。

它也可能让村民知道，原来自己平常很随意做的、解决自己实际问题的东西，可以放进美术馆这样多人去观看的地方。

英莲姨在她女儿还很小的时候亲手缝的披肩，每一个三角形都是从碎布里裁剪出来缝纫起来的。

实际上他们遇到的困难，或者需要帮助的地方，比我们能想象的更加复杂。单凭我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我很难帮助到他们。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个毕设，也等于一个借此契机，把作品放在美术馆这个人流量这么大的地方展示，可以让更多人去看见这一部分村民。

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部分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