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云南省曲靖市城区到林兵组村，足足有50公里。

如今，郑红琴平均每周往返一次。

每一周，她有一半的时间在城里，一半的时间在村里。

城里有她自己的三个孩子需要养育，林兵组村和周边的31个村里，有350多名监护不足困境儿童，同样需要她的陪伴。

她心中的那杆秤，左右摇摆，从未落定。

110个孩子，是她的小微公益机构今年能触达的极限。而为了这110个名额，筹款几乎占去了她全部的精力。

4月26日，她和五名来自广州、上海、杭州等地的公益伙伴，在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一个鸡蛋的暴走”公益徒步筹款活动中，为家乡农村地区50名监护不足困境儿童筹集未来一年的专业社工照护款项。

走着好像一直远不到头的50公里路，经历筋疲力尽的12个小时，看着募捐金额飙升到4.3万元，红琴乐观地想，“15万元的目标好像没有预想的那么遥不可及”。

这是红琴有史以来最长距离的一次徒步，但，并不是她走过的最长的路。

那条最长的路的起点，可能比她返乡陪伴困境儿童的25岁那年还要往前，可能是她在资助下完成大学学业的那年，可能是初中拿到200元助学金的那年，也可能是1991年的那个2月，在路边的纸皮箱里，她奇迹般地熬过了寒冷的夜晚与清晨，被好心的夫妻带回家的那年。

她坚信活下来一定是因为自己要去完成某一个使命，而现在自己正在践行这个使命。

郑红琴。

“我拥有了一段与其他生命共鸣的经历”

红琴在林兵组村长大。作为家中独女，她备受父母宠爱，度过了快乐的乡村童年。小学五年级前，她和许多乡村孩子一样，不爱读书，整日跟着伙伴割猪草、捡煤块。

五年级的一天，爸爸在村里的煤矿做工时受伤，被送到城里医院救治。此后近一年，妈妈带着她频繁往返于村里与医院之间。年幼的她看到爸爸因伤致残的痛苦，以及妈妈沉默的悲伤。

仿佛一夜之间，她长大了。

她拼命读书，或许觉得这是改变现实唯一的办法。

爸爸出院回到家后，家里的生活艰难万分，常年处于借钱、还钱、再借钱的境况，可谓是拆东墙补西墙。

初中的时候，她在镇上读书，成绩名列前茅，课余还在镇上的百货店卖货、带小孩。

初三的一个上午，她去打工的路上，一个女人突然往她怀里塞了一条丝巾和一双布鞋，转身就跑。妈妈知道后，让她一定要把东西还回去。

摸不着头脑的红琴回到宿舍，跟室友提起这个怪事时，一名同样来自林兵组村的女孩告诉她，其实村里早有传闻，红琴是被领养的孩子——那个女人就是她的生母。

“我不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如遭晴天霹雳，红琴痛苦地追问父母，父母知道瞒不住了，终于和盘托出。

1991年2月的一个中午，他们在村里路边的一个纸皮箱里发现了一个女婴，女婴身上赤裸，还有血迹，已经被冻得冰冷。他们把女婴带回去后，清洗干净、捂暖身子，女婴这才活了下来。

这个女婴就是红琴。

知道真相的红琴，很长一段时间陷入了挣扎与拉扯。

“当时觉得很愤怒，因为被同村同学告知这个事实，心里非常自卑，觉得自己是被抛弃的、不值钱的，无法理解这一切。”回忆起过去，红琴坦言，这个事件对自己冲击巨大，影响延续多年，一直到大学时期，在一次次团体活动中获得鼓励，她才慢慢自信起来。

后来，她才从其他村民和原生家庭了解到，原来自己在前一晚已经被抛在路边。那个女婴如何度过一个漫长的冬夜和寒冷的早晨，红琴不得而知，她想那或许是个奇迹。

与这段经历带给自己的伤痛相比，她更愿意相信这段经历尤其珍贵：“我拥有了一段与其他生命共鸣的经历。”

为困境儿童工作才是心安之地

红琴的人生第一次获得的馈赠，是养父母无私的爱，成长路上，还有许多支持与善意相伴：她得到的第一次资助，是初中老师给的200元；一名在当地任职的资助人，则给她提供了高中三年的学费。

高中时，她的学习成绩很好，但高考失利，只考上了一所普通大学的教育学专业。家里的境况每况愈下，养父母犹豫着想劝她不上大学，她也有些动摇。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她收到了高中资助人的来信。

她还记得，自己一边给爸爸读信，一边稀里哗啦地哭。信里说，困难总是暂时的，克服困难的决心很重要，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改变家庭的命运。资助人在信里还说，困难的家庭很多，他会动员其他人想办法支持她读书。

这位资助人果然给红琴提供了大学每年6000元的学费，还对接了一家同学开的印刷厂，给红琴提供兼职机会。

红琴和孩子们在一起。

大学期间，除了兼职，红琴还加入了学校的“爱心天使行动社”。有一次，社团和助学机构合作，为家庭困难的学生提供助学金。很快，她收到机构的通知，得知自己被列入资助名单。她跟着机构到不同的地方做志愿服务，为不同的人群服务，感觉自己不再只是受助对象，而是成为能帮助别人的人，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刚毕业时，她想去支教。但考虑到家中只有自己一个孩子，老人需要照顾，她放弃了这个想法，向云南连心社区公益基金会（简称“连心公益”）投递了简历，但没有收到回音。最终，她留在印刷厂工作。工作一年半后，心中那个“趁年轻，做理想之事”的声音越来越强烈。于是，她又向连心公益投递了简历，这一次，她顺利成为了全职员工。在这里，她专注学习社工的专业知识和手法，与许多困境儿童朝夕相处，感到舒心和踏实。

她明白，为他们工作，才是自己心安之地。

“村里的孩子也是我的服务对象”

接下来3年专业社工的工作，让红琴对于儿童工作有了新的思考，也有了新的困惑——“我们的服务真的对家庭有效、有意义吗？”

每当她回到村里，坐在家门口发呆时，总有一个孩子喜欢来找她玩。

那正是村里的煤矿几乎全部倒闭的时期，年轻人从在家打工转为出外打工，村里只有老人和孩子，孩子无人管顾，时常在外游荡。

“村里的这些孩子不也是我的服务对象吗？”红琴突然意识到，在自己的家乡，像她曾在昆明遇到的困境儿童一样的孩子至少有数百个，不乏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及单亲、残障家庭等监护薄弱儿童，“他们也需要被陪伴和照护”。

许多孩子因为红琴机构的“宝贝小屋改造计划”而住上新家。

回到昆明，她毅然辞职，“冲动”地举家搬回村里。

当时，她正怀着第一个孩子，一开始想回村里边休息边慢慢筹划。然而，才休息了一个星期，她就实在闲不住了，想为村里的孩子们筹点书本和文具。

于是，她在连心公益的公众号上发布了一篇文章《没有你，我的梦想会有缺憾》，竟然筹到了一大批书本、文具和少量玩具。东西分给孩子们之后，她找村委会对接服务场地，但当地根本没有任何公益服务，一听说“公益”，大家都以为是“工艺品”，听红琴介绍要怎么开展服务，村委会只觉得“不太安全”。

无奈之下，红琴把家里的猪圈整理出一个小场地，连上门口院子的空地，带着三四十个孩子开展起活动：大龄的孩子当志愿者，小龄的孩子跟着自己做手工、画画。

就这样，一直到快生产，她才暂停了活动。开年生下孩子后，她又想继续。这时候村里终于弄明白了她到底在做什么，才给她提供了闲置小学的两间小课室作为活动场地。

此后，在村里开展公益服务的项目在断断续续的经费支持中延续下来。2020年，她在麒麟区行政审批局登记注册了“曲靖市麒麟区初心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简称“麒麟初心”），成为麒麟区首家以农村社会工作为主要业务的公益机构。

两难问题：“别人的孩子”和“自己的孩子”

在注册机构前，红琴能获得的经费往往难以支撑她的人力成本。但她在村里生活，和妈妈一起种地、种菜，能维持基本生活，对工资没有太多要求。

“到2022年，我才开始给自己买社保。”红琴笑着说，“都不想去计算没有社保的那么多年损失了多少机会。”

她享受种地，也会带着小朋友们种地。这是爸爸教给她的道理：“人不一定能成才，但一定要成人”“劳动才是基础”。

养父母对她的影响深远。爸爸是一个固执又善良的人，当初因公受伤致残，没有劳动力，却没有索赔。2016年，他去世之后，红琴和妈妈才翻到他生前和煤矿签下的协议：接受7500元的赔偿，不再追究。

“他是从不计较的人，总是为别人多考虑一点。”红琴还记得，他残疾后开过一阵三轮车，总是不收老人的车费；陪他去镇上看病，他总是要等别人的三轮车，红琴等久了不耐烦，他总是说“等一等”“跑三轮车不容易”——他想给跑三轮车的赚上这趟的车费。

而妈妈也是一样。红琴的记忆里，妈妈养育过三个孩子，都是被父母丢弃的，其中两个养大后又被要了回去。

红琴和自己最小的孩子在一起。

有时候太累了，或者面对一时难以越过的坎时，红琴也会问自己，“能不能换一种活法”。但是，她终究还是离不开，“这也许真的是天命”。

她唯一感到抱歉的，是无法给自己三个孩子全身心的照顾。

三个孩子中，最大的孩子8岁，最小的只有3岁。前几年做早期教育，边学边在孩子身上实践。因为要在城里和村里两头跑，常常顾不上陪伴他们。虽然妈妈仍是她最强大的后盾，但孩子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她心中时常牵挂，满怀内疚。

有时候孩子会抱怨，说“你去陪其他孩子，不管我们，只是嘴上说爱我们”，这样的话语让她难过又内疚。为了兼顾，她带着孩子一起做服务，孩子说要继承妈妈的事业，这让她感到欣慰。但他们年纪实在太小，带着他们做服务的时候，往往是她在陪伴服务对象的孩子们，他们四处闲逛，自己玩自己的。

“真的是两难的问题。”红琴无奈地笑道。

“不能停在原地内耗，要继续往前走”

成立机构后的几年，红琴不断面临考验：工作压力、带团队迎来挑战、找资源难、筹款难，以及不断被看见后，需要反复公开讲述自己的故事——她因此需要不断调整心态，说服自己相信，自己的生命故事可能为他人带来启发。

遇到瓶颈和困难的时候，她告诉自己，不能停在原地内耗，要继续往前走。

2025年，她参加了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的MPS班，这是一个面向有公共意识、已经在行动，并希望进一步提升公益素养、拓展视野、增强行动质量的人提供专博教育的项目。“在这里看到公益伙伴们都很卷，让我发现学习不能停，不仅仅是为了当下工作，更是伴随一生的状态。”每个月四天的学习，也成为她照顾自我的时间。

MPS合禾暴走团合影。（由左至右：邓格格、孙权赵峰、郑红琴、赵巍、刘正超、刘亚东）

2026年初，2025级MPS班的同学决定组成“MPS合禾暴走团”，在4月26日的“一个鸡蛋的暴走”中为红琴的项目筹款，总目标15万元，活动当天筹款目标3万元。来自不同公益机构的同学担任后勤组、传播组，来自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的刘正超、阿里巴巴公益基金会的孙权赵峰、广州公益慈善书院的赵巍、广州市爱小丫公益发展中心的刘亚东、上海联劝公益基金会的邓格格等人，与红琴组成暴走队伍，挑战50公里。

“出发的时候，我心里有些雀跃和期待，因为在这50公里的路上，所有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公益项目而走。但是我心里也不是很有底，只是这么走，真的能筹到款项吗？”红琴一直告诉自己，要保持平常心，不要有过高的期待。

前30公里，队员们还很有精神，一起说着笑着、玩成语接龙；30公里之后，所有人都非常疲惫。红琴说，尤其是40公里后，完全靠毅力，“就是要给支持项目的爱心人士一个交代”。这时，红琴机构的伙伴发来小朋友们鼓励的语音，顿时让队员们振奋起来。

4月26日晚上7时许，“MPS合禾暴走团”终于冲线，当天共筹得4.374万元。

“在这场暴走中，我再一次理解了什么是‘利他’。有这么多人，掏自己的腰包来吃一天苦，为看起来和自己‘无关’的人筹款。”红琴说。

那一天，参加“一个鸡蛋的暴走”的593支队伍，总计筹得347万元，筹款人次达到24047人。

暴走海报。

这漫漫长路上，有人做伴

参加暴走的前一周，红琴到广州上课，和MPS班的同学一起徒步穿越白云山的野路，提前拉练。

那时，山上的野花正肆意开放，或雪白或嫣红，微风过处，落英满地。

有人同行，她只觉满心欢喜。

然而，第一次走20公里路的她，当时完全想不到，自己将如何走完50公里。

就像未曾出发的人，难以想象这条路将如何启程，又将如何抵达终点。

所幸，她已在路上，且有人做伴。

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图/受访者提供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实习生：杨梓涵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