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短几天,日本接连做出两个打破战后禁忌的危险动作——
先是4月18日与澳大利亚签下70亿美元的护卫舰大单,紧接着在4月21日完成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

4月16日,日本东京的首相官邸前,抗议者手持标语参加集会。图/新华社
日本战后和平路线,正发生实质性转向。
加速推动武装力量向“进攻化”转型的高市早苗政府,正持续架空日本宪法第九条,彻底背离“专守防卫”原则,“再军事化”野心暴露无遗。

释放产能 扩军脱缚
根据日本“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运用指南,日本向其他国家出口的防卫装备原则上仅限于“救援”“运输”等5种以后勤用途为主的类型,不能出口杀伤性武器。
这次指南修改后,日本取消了此前将武器出口限定在5类非战斗用途范围内的限制,原则上允许包括杀伤性武器在内的成品武器出口;在特定情况下,也将允许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武器。
根据新规则,日本武器出口将由首相、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和防卫大臣审批,获批后再通报国会。
这意味着,此前被视为武器出口“刹车措施”的日本国会,将仅停留在事后“通知”层面。

日本国会。图/央视新闻
从意图分析看,当前日本经济持续低迷,财政赤字高企,人口老龄化严重,军工产能长期受限,这与日本右翼复活军国主义积极扩军备战的野心产生明显矛盾。日本政府因此盘算以加强武器出口政策,实现一石多鸟:
▏一是释放军工产能,直接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
▏二是打通军工全产业链,为大规模扩军备战夯实基础。
▏三是通过武器出口输出影响力,绑定美国、澳大利亚、菲律宾等国,借助国际地缘紧张局势,在亚太重塑军事存在感。

日本东京街头。图/新华社
日本法政大学教授白鸟浩表示,在无需国会批准的情况下出口杀伤性武器,日本可能成为“对外输出战争的国家”。日本资深律师伊藤和子表示,一旦经济对军工产业乃至战争产生依赖,将难以摆脱。

从“专守防卫”走向“可实战”
近来,日本一系列动向,引人警惕。
3月31日,日本防卫省在熊本县健军驻屯地和静冈县富士驻屯地分别部署了“25式地对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这是日本第一次把自主研发的“防区外导弹”配发部队。

4月6日,日本、美国、菲律宾等联合实施的“盾牌”军事演习在菲律宾启动,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正式参加,派遣了约420人的部队。
4月18日,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将基于日本升级版“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海军新型舰艇。此次日本以“共同开发”之名“转移”护卫舰,实际上构成出口新型护卫舰。
而随着日本松绑武器出口限制,各项杀伤性武器出口将对日本战后专守防卫原则构成根本性冲击。
1947年施行的日本宪法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不保持陆海空军及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的交战权”,它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
专守防卫正是源自于此,体现了此前日本非军事化的国家定位。如今高市早苗政府允许出口实战进攻型武器,等同于日本主动向他国提供杀伤性手段。
分析指出,日本的防卫工作从制度、预算和实际部署方面均出现较大动作,已逐步偏离“专守防卫”原则,正在走向“可实战”的军事体系。

高市早苗。图/新华社
日本右转 殷鉴不远
日本密集动作的背后,是其“新型军国主义”成势为患。
从历史根源看,二战结束80年来,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始终未被彻底清算,极右翼思潮从未真正消退。日本不仅对侵略罪行的反省流于表面,还有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不断触碰历史红线的行径。
如此种种,为极右翼势力的抬头埋下祸根。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通过“切香肠”式手段,在制度层面疯狂“闯关”。
从强行通过新安保法、实质性解禁集体自卫权,到出台新版“安保三文件”、彻底颠覆战后安保理念;从抛弃“武器出口三原则”、计划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企图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日本右翼正有步骤、有计划地企图架空和平宪法第九条的核心精神。
这些制度层面的“松绑”,辅以部分政客篡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等美化侵略罪行的行径,其根本目的是妄图彻底挣脱战后国际秩序和国内法的双重束缚。

4月19日,人们在日本国会议事堂周围参加抗议活动,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图/新华社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彻底右转有多危险,殷鉴不远。日本的选择,关乎自身命运,也影响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
以“国家正常化”为名,行的是“新型军国主义”之实。
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4月21日表示,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是事实和现实,有实际的路线和行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将对此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的妄动。
综合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传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