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在教育创新的反思中，“看见”什么？

4月18日至19日，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与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联合主办了第八届教育公益双年会。看场面，今年可以说是热闹依旧。不过，这份热闹和人们日常理解的“年会”还不太一样。

因为——它比人们日常参加的“年会”，严肃很多。

这个在国内教育公益领域里颇具影响力的行业平台至今已经走过十七年，每两年都会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教育公益实践者、研究者齐聚现场，一起度过一场“双年会”。而记者翻查资料了解到，每届双年会都会抛出一些教育公益在彼时面对的关键议题。

从教育公益的总体来看，让好的教育发生似乎并没有变得更容易；当“工具理性”不断放大，叠加AI技术的影响，教育资源薄弱的孩子的个体价值似乎也更难探索了；而教育公益领域的行动，有些的确是暂时看不到变化，又或是面临整个生态的挑战……

以上，都是记者在4月18日至19日两天时间里，感受到双年会“抛出来的真诚的现实”，而紧随现实，接着就是密密麻麻的议题。

今年会场“密密麻麻”的感觉到底是怎样？看今年涌现的议题就知道双年会上，不同主体共同设置了一系列主旨分享、论坛和工作坊，在两天时间里高密度地插入了大量细分议题，想要摸到教育创新里的真问题和真可能。

不少人告诉记者，今年的双年会和往年最大的不同是——这些“密密麻麻的议题”不都是主办方定的，而是不同的行动者提出设置的议程。大家有各自的具体议题，要和全国的伙伴面对“真诚的现实”，高频地进到一个个教育的真实问题里，一起“烧脑”和思考。

看起来大家在讨论教育公益未来如何存在；怎么为教育公益多做些什么。但去到具体的问题里，其实，始终藏着一个问题——当人越来越只是比“作为工具的价值”，如果“ai”比人更会“当工具”，如果孩子在“工具”上感受不到人的全部意义可以怎么办？

延展开来，很多讨论思考都和普通人的关心焦虑相关。

教育是让人争取成为“快乐的机器人”，或者被筛掉后成为“不那么快乐的机器人”，还是说还有其他路径，让孩子既找到自己的生命力，“不那么工具”，却也同样获得价值认可？

当全国各地在教育公益领域里比较“较真”的一些人来到双年会交流，互相分享、提问、对话和反思，总会汇聚成几个新的或不那么模糊的观察，逼近上述问题的答案。而以下是记者在今年双年会上感受到的，大家在讨论中涌现出来的几个观察：

 一
AI时代，作为人存在有多重要

在今年的教育公益双年会上，无论是在主旨分享，还是在分论坛或是工作坊，常常能听到一个高频词——AI。

有的人是讨论随着AI逐步介入教育场景，传统教育公益项目是否存在被“降维打击”的风险；有的是发现大家开始习惯与AI对话，AI有可能带来新的教育局面，但也可能把人带进巨大的个人回音室——我们自己以为AI给了建议，其实它只是放大了内心已有的想法。

当然，也有不少人邀请大家一起探讨：教育公益的行动者如何使用AI，孩子如何和AI做朋友……

总的来说，人们默认AI已经闯进每一个人的生活，而未来，必定与AI相关。

所以，大家才会思考AI会不会成为突破瓶颈的关键工具，包括把人从繁琐的案头工作中解放出来，去做更多创造性的实务工作，又或者让学习者获得强有力的虚拟导师，引导完成过去很难实现的自我学习，藏着一丝紧迫性。

现场不少议题都和AI相关。

也有人在想，AI会不会在带来生产力升级同时，让本来就处于教育资源薄弱的孩子离大家定义的教育起跑线以及优质教育资源更远，而过去人们在工作中找到价值，现在会不会因为AI比自己更高效而对自己的价值尝试迷茫。

但记者在双年会听下去发现，大家想要讨论的终点其实并不是“AI”。相反，如果说过去大家对“工具化”“优绩”“奥德赛时期”等流行语更多只是调侃，那么，“AI”对人力替代的想象则开始让大家不得不更认真思考——

教育是在陪伴一个人寻找些什么东西，我们真的在寻找这些东西吗，这些东西能帮助一个孩子面对世界的变化，活出自己的价值吗？

于是，“主体性”“生命力”和“活人感”成为双年会上同样高频的热词。

在双年会上，SigmaZ AI的创始人杨博麟分享了一个高中辍学青年靠AI自学成为OpenAI研究科学家的故事——这事听起来很“颠覆”，好像一个擅长自我学习的人，不一定需要学校和老师了，但仔细听下去，“颠覆”的其实不是教育。

杨博麟说，AI极大降低了知识获取的门槛，而且AI在做一些工作时比人还高效，但当前的大语言模型本质上还是压缩函数，核心是预测下一个词元。主动定义新问题，提出颠覆性方案，用批判性思维思考等等，这些都不是当前AI能训练出来的，却是一个人可以拥有的。

还有很重要的，他说，一个真实的人给到另一个人的信任和温暖，也是AI给不了的。

现在再看回那个高中辍学的青年故事，看起来说的是AI很厉害，但也可以这么理解——一个人可以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可以用AI加速理解而非替代理解，可以不断提出好问题来追问，一个人可以激活作为人的这些特质，恰恰是人之为人的独特价值。

四川国际标榜职业学院院长院长刘一沛在双年会的分享中，则直白地说，从教育来看，可能AI时代的社会结构依旧不会发生根本性改变，但财富和价值分配可能更趋集中，而大部分人如你我一般，还是普通人。

“我们讨论教育时，常常会有一个天然倾向：想把更多人教成精英。”在他看来，教育的核心视角应该转向普通人——关注人的生活，思考如何让他们过得更好，“但这里还有个核心问题，就是什么是‘好’。”传统定义的精英总是在比较中筛选出来的，这就意味着总有人会被筛掉，在这个语境下，被筛掉的人的意义是什么？

这个问题，甚至和教育公益的底层问题关联。

也是在4月18日，资深教育公益人梁晓燕对所有双年会参与者发出了九个叩问，第一问便是——“助乡村孩子走出大山，改变命运——过去这是一个不证自明的底层逻辑，但在目前、在可见或更远的未来，它还会存在吗，我们到底要陪伴一个人探寻什么？

这个问题很多人提出，却远远没有共识。

我们是不是无意间，也在用原来的底层逻辑帮助孩子玩“有限游戏”，虽然我们真的想每个孩子都能活出独特的自己，于是进入循环的悖论。

梁晓燕发出的第一个叩问，让很多人在线上展开了讨论。

如果被筛选出来符合标准的精英才被叫做“行”，但我们期待每个人都可以探索自己的价值和使命，找到“人内心深处的‘甘之如饴’与这个世界的‘需之若渴’两者相会的地方”，那教育公益是不是应该思考如何让“不行”的人也能在社会中活得“行”？

双年会上，不少分享者提到——“不要被工具，而是成为使用工具的人，获得更多的创造性的时间和空间”。刘一沛则提了一个很现实的现象——有的人会对比在家躺着和出去打拼，后者辛辛苦苦，但想买部新手机都要攒很久，“所以会觉得，在家躺着玩王者荣耀幸福感可能更高”。

而这并非特例的观察。也是在双年会上，记者听到有跨界行动者和公益组织从业人员说，去开展一个职业发展支持服务，招来的学生却寥寥无几，不是没渠道发布信息，而是，“大家去送个外卖，不也比这种‘自我探索’来钱更快吗”，探索作为人的价值好像“不实用”。

对此，刘一沛觉得回到普通人的教育时，首先要解决的是让多数人具备感知意义的能力。

 二
一以贯之的生命力，从哪来

大家追求的东西很清晰，无论是AI时代，还是面对“工具理性下的迷茫”，“活人感”很重要。

而道理大家都懂，能定义问题，可以有自己的感知力，而不是AI观点的二传手，让人看到眼里有光，有探索意义的动力，可以找到自己价值和社会需求的连接点……在双年会上，这些都被视为很重要的“人之为人”的特质，也就是“活人感”。但问题来了——

我们在营造可以培育生命力的生态时，面对什么挑战？
我们希望孩子有生命力，可生命力从哪里来？
这些生命力，真的可以让我们“活得还挺好”吗？
……

好的教育，追求的不是分数和单一的评价结果，但同样也不是只是服务于“好的评价”。它可以让我们没那么焦虑，没那么迷茫，可以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找到自己一席之地吗？教育，也是要关心“结果”的。

在《帮助学生自立（工作挣钱）是教育公益重要功能》上，沙龙的主理人是来自广州实务学堂的李燕霞。很有意思的是，实务学堂就是在和人们一起学一些东西，不是学课本，是学怎么独立生活、怎么与人合作、怎么找到一份工作并站稳。

双年会上的其中一个沙龙，光是名字就很有意思，叫《帮助学生自立（工作挣钱）是教育公益重要功能》。和人们日常说的“把人变成追求极致效率的工具”不太一样，也不是逼着人在“月亮和六便士”之间二选一，而是在好的教育和生活之间建立衔接。

这个衔接往往很难建立，因为“月亮和六便士”从一开始就被放在对立面上，或者常常理解为：“成为自己有自己的创造力很好，但首先也要成为‘好用的工具’，回应单一的评价体系依旧是必须完成的”，而不是人生是旷野，选哪条路都不会“牺牲掉什么”。

好的教育应该可以让人实现精神的自洽，可以活好，不一定是物质上的超越，但一定是综合层面的。而某种程度上，人们面对的挑战也有可能是：好的教育所传递的美好的价值还没完整和连贯到可以陪伴一个人重塑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培育主体性，还是生命力，它还没能成为生命的底色，更多只是被视为一种工具。

如果它是一种底色，生活会好吗？会少了无谓的焦虑迷茫？会依旧能赚钱养自己吗？

如果主体性只是工具而不是底色，回答不了这些问题，那是不是更不可能产生生命力？

实际上，生命力可以从人的状态里感受得到，而每一次生命力的流动，都是对“人生是旷野”的证明。

人们需要有想象力——就是如果我真的用身心寻找我的主体性，用这种方式去理解我和社会的关系，去寻找那个“人内心深处的‘甘之如饴’与这个世界的‘需之若渴’两者相会的地方”，而不是用工具理性来寻找，我们真的找得到吗？

在双年会上，这个想象其实本身就不断被验证，只是鲜有抛出来推演。

在双年会的关键词共创环节上，很多教育公益行动者用“迷茫”“焦虑”等等词汇总结当下的局面，大家面对着“资金短缺”“文书工作繁杂”“校社合作越来越多卡点”等现实痛点。但在描绘未来时，却又是“希望”“未来可期”等等，那种反差，恰恰就是生命力本身。

双年会上，很多教育公益人都在以自己的主体性去开展工作，而不是根据“评价指标”决策自己要做什么，少做什么。在现场，这些人恰恰充满了生命力。

放着好好的导游没做，去了凉山州支教的陈冠，从一个“素人”变成了“熬走上一任校长”，有自己教育方法的支教校长，他也在自己的主体领域破土向上生长；

大元社艺术中心发起人周燕讲起自己陪伴的一个面对复杂家庭挑战的孩子，她给着社区的安全感，也看着挑战循环反复，还是见证了孩子走出学校自立生活；

还有《教育3.0》作者顾远提到魏佳羽和高瑞主理《共绘中国教育挑战地图》，坚守一个房间，不是赶场不是社交，一直等待和人探讨关于教育的真问题；
……

很多人在陈冠身上感受到了教育公益的真诚。

大家讲起经历时会两眼发亮，舒服自信，同时也能感受到遇到问题拆解问题的能量，这种生命状态其实就和教育公益人对外倡导想给到孩子的东西十分相像——本着主体性走进世界的教育公益人能活出自己的精彩，这本身就是人生是旷野的有力证明。

但只有证明，还是不够。让这些生命力得以外现并且足以回应变化和挑战的能力是从哪里来的，哪些细节可以让我们看到——那些构成生命力的元素到底是工具，还是融入生命的底色？

这些问题都是需要被回应的。

因为“小孩”和“大人”一样面对变数和环境的挑战，如果教“小孩”要有批判性思维、非暴力沟通，要有主体性，要有价值内驱力，但“大人”却进入不了“状态”，又如何证明“这是可以让我们活得好”呢。教育价值理念需要形成闭环，才能传递到孩子那里。

在今年的双年会上，记者也在不断听到反身性（不是要求外界改变，也将自身作为对象进行反思或回指）的思考。梁晓燕抛出了《直面未来：对教育公益的九个发问》，除了问到教育公益的底层逻辑，也提到“如何诚实地讲述‘暂时看不到变化’的故事，相信‘静待花开’”，还有“如何诚实地面对让我们自己陷于困惑的‘看不清’‘不确定’‘路径不明确’‘心中没底’等真实状态”。

这些问题都没办法靠叙事来回答，它需要用回教育公益本身向孩子分享的“真诚”“开放”“思辨”“做中学”来回答，同时，这些特质不能只是工具，选择性使用。

双年会闪电发言环节。

在双年会上，另一种现场的特质也是令人深刻——以反思、追问和彼此看见，让那些美好的特质不会“退化”成工具。

在一场分享里，上海春禾青少年发展中心理事长陆逊介绍了他们如何“死磕”结构性的挑战，以公益组织推动区县域教育评价改革，你可以感受到那种保持觉察和智慧，知道自己要改变什么，能循着生命主线摸索的生命状态。在闪电发言中，有人用仅有的五分钟时间抛出系列数据，希望大家继续一起研究行业真问题；有人直白地指出，对AI的讨论是否过于迎合，缺少了批判性思维。

这些都不是“叙事”以及“项目包装”，而是一种思维。

也就是在双年会的闭幕演讲上，顾远分享道，“在这个AI时代，我们在将AI应用于我们的教育公益领域时，可能要对两种倾向保持敏感：其一是盲目的排斥，对AI抱有一种鸵鸟般的视而不见态度。这个做法之所以是不合适的，不仅是因为我们会因此而错失很多技术带来的更多改变教育的可能性；更在于，这种态度本身和我们所持有的教育理念相悖。”

顾远作闭幕演讲。

“另一种需要保持敏感的倾向是盲目的追捧。这种倾向可能更隐蔽，也更值得警惕，因为它往往披着‘创新、先进、先锋’的外衣。”顾远说，如果我们发现志愿者太忙，想不起来要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便用AI开发工具把工作切割成一个个小块，效率可能提升了，但这有助于培养志愿精神吗，这是不是某种程度上只是进一步工具化，影响了公益理应体现的价值观和原则。

此外，顾远提到陈冠分享完收回没有被拿走的孩子们的诗集，以及魏佳羽在房间里一直等待和更多人“摸大象”的细节。实际上，这些细节都是一种生命力的无意溢出。

它是无意展现出来的，所以可以看出来不是工具，而是思维。这种思维会推动一个人找到自己的生命主线，会让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变化的本质，然后应对。而这恰恰回应了今年双年会的主题——破局：重焕教育公益生命力。

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