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时节，关于死亡与告别的话题再次被提起。但对大多数人来说，殡葬行业依然陌生。公众往往只看到告别仪式上的几分钟，却很少知道，从遗体接运、业务接待、防腐整容、仪式主持到火化完成，一场告别背后，是一整套围绕逝者尊严与家属情绪展开的支持。

日前，记者走近多名殡葬从业人员，与他/她们一一交谈。在分享里，有人做了20年，有人入行不过3年，但他/她们几乎都提到同一件事：殡葬服务处理的不只是死亡本身，也是在一个家庭最脆弱的时刻，帮助人们把告别这件事完成。

他/她们每天面对离去，也因此不断学习怎样理解活着。

点击图片可查看报纸文章。

一场告别，往往从遗体接运开始

很多人不知道，殡葬服务并不是从告别厅开始的。对不少家庭来说，真正意义上的“最后一程”，往往从遗体接运那一刻就已经开始。最先接触逝者和家属的人，面对的通常不是仪式，而是混乱、慌张和来不及安放的悲痛。

从化区殡仪馆遗体接运员吴艺恒从事殡葬工作已经20年。这20年的7300多个日夜里，往往一接到电话，他就要立刻出发开始自己的工作，作为最早到达现场的人之一开始接运遗体工作，而家属的无助、失措和崩溃，他总是最先看见。

吴艺恒常说，接运有专业，服务有温度。20年来，他保持着安全行驶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这样的记录背后，不只是驾驶技术，更是一种对分寸的把握：什么时候该快，什么时候该稳，什么时候该说话，什么时候该沉默。他知道，自己接运的不只是一具遗体，而是一个家庭告别的起点。实际上大家首先要处理的，往往是死亡突然闯入一个家庭后的秩序失衡。

吴艺恒检查车辆。

遗体接运完成后，告别仪式通常在告别厅举行。此时，殡葬服务进入另一种工作状态：不仅要保证流程顺畅，还要让逝者的人生在一个空间里被好好讲述。来自花都区殡仪馆的张甜做司仪已有10余年，主持过上千场告别仪式。她还记得，自己刚入行不久时的第一次主持，把逝者的名字读错了。那一刻，家属的眼神让她至今记得。“我心里特别难受。”她说。

也是从那以后，她给自己定下规矩：主持前反复核对逝者信息，尽可能了解逝者生平。“把逝者当自己的亲人，走进家属心里。”10年来，她没有再出过一次错。在她看来，司仪并不是简单地完成一段流程主持词。每个逝者都有自己的故事，有的人一生并不起眼，但在家属心里，“那个人就是全世界”。她的工作，就是让这个人在人生最后一次被介绍、被送别时，不被草率对待。

来自花都区殡仪馆的张甜做司仪已有10余年。

火化，被视为告别的最后一段路。增城区殡仪馆火化部负责人曾伟良，在这里工作了20年，累计参与火化约10万具遗体。这些年里，他见过很多送别场面：老人送别相伴一生的伴侣，孩子送别突然离去的父母，也见过白发人送黑发人。每一次按下按钮，他都明白，这不仅是一个流程节点，更是一个家庭无法回避的最后确认。

有一段时间，他连续坚守36天，24小时轮值。无论遗体状况如何，他都要带头完成抬殓和后续工作。因为对于一线从业者来说，它是一项必须稳定、准确完成的服务。越是在情绪最剧烈的时刻，流程越不能出错。

在整套流程前端，还有业务员负责接待家属、解释事项、梳理手续。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业务员张婷入行3年，见过许多家庭在窗口前崩溃，也见过有人在混乱中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让她最难忘的，是一对失去独子的老人。办理完相关手续后，两位老人向她深深鞠了一躬。那一刻，她突然意识到，这份工作的意义，不只是把程序办完。

张婷在提供咨询服务。

医疗相关专业出身的她常说，医疗尽力延长生命的长度，而殡葬要守护逝者最后的尊严。死亡无法被挽回，但告别仍然需要被认真对待。很多时候，家属需要的不只是“办事窗口”，也是一个能帮自己把慌乱稍微理顺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殡葬行业并不只是公众想象中的“后事处理”，它更像是一套围绕死亡展开的公共服务：既处理事务，也承接情绪。

让逝者体面谢幕，也是让生者能够继续生活

死亡发生之后，很多事情都来不及准备。殡葬从业者反复面对的，常常不是“如何完成一个流程”，而是如何让家属在几乎无法接受现实的情况下，仍然拥有一次尽可能完整的告别。

番禺区殡仪馆业务岗曹萍在殡葬行业已经工作二十多年。她长期负责协调服务流程，确保告别仪式顺利进行。2017年，她接待过一位突发心脏病去世的知名设计师家属。由于逝者在业内有一定影响力，各地同仁都希望送来花圈致意，但受限于殡仪馆硬件条件，现场空间和承载能力都有限，无法直接满足需求。

看到家属悲痛，也看到逝者同事、朋友不断来电表达心意，曹萍不想让这场告别留下遗憾，最终协调多方让告别仪式如期举行。

曹萍说，自己接触过很多家属，发现每个人表达悲伤的方式都不同。有人放声痛哭，有人默默流泪，也有人异常平静。表面上看，情绪的强弱不一样，但对当事的人而言，那都是真实的失去，“我们应该让逝者很体面地完成最后一个谢幕。”

她说，在许多家庭和社会文化语境中，悲伤常常是被压抑的。很多人被教育要克制、要体面，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死亡，也不知道怎样表达失去。某种意义上，殡葬仪式不仅是在送别逝者，也是在给生者一个可以公开悲伤、被允许悲伤的空间。

防腐整容，是另一个殡葬行业里“最接近生命终点”的岗位之一。

花都区殡仪馆防腐整容师李洪松也有着类似的理解。他一直记得几年前为一位因保护孙子而被卷入车底，面部严重受损，身体多处开放性伤口的奶奶做遗容修复。家属一开始无法接受。有人不断打电话，反复说“她早上还在”，不愿相信人已经离开。直到第二天，家属才慢慢接受现实，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把老人修复得好一点，让大家至少还能看她最后一眼。

李洪松对着逝者遗照，花了整整一天时间修复面容、整理遗体、矫正肢体。那天的工作并不轻松，气味浓重，细节又多，但他始终没有停下来。告别仪式前，家属看到老人恢复安详的样子，很受触动。

在他看来，这项工作修复的不只是容貌，也是在帮助家属跨过“无法直视”的那一步。突发死亡往往会打断亲属对一个人的最后记忆，而遗容修复的意义，恰恰是在可能的范围内，让这种记忆不至于只剩下创伤性的画面。但他也很清楚，修复并不能消除伤痛。告别仪式完成了，悲伤并不会立刻结束。

很多失去亲人的人，真正要面对的是往后漫长生活里不断被重新唤起的记忆。“这种痛苦，是你从小到大的回忆，一幅一幅地出来。”他说。

资料图：祭扫中，人们缅怀亲人。

广州市殡葬服务中心防腐整容师赵志辉则记得，有一次自己为一位车祸逝者整理遗容时，他在逝者口袋里发现了一枚给女儿买的发卡。那一瞬间，他意识到，眼前这具遗体并不是“一个工作对象”，而是某个家庭生活的一部分。

“这不是冰冷的物体，而是某人的全世界。”这句话是他刚入行时导师告诉他的，如今也成了他理解这份工作的方式。

他后来常常想到那枚发卡。它提醒他，很多死亡不是抽象的“事件”，而是某个具体关系的突然中断：一个父亲没来得及回家，一个孩子再也等不到礼物，一个家庭的日常就此缺了一块。防腐整容师修复的，也因此不只是面容，更是家属对逝者最后的记忆入口。

每天面对死亡，他/她们更在意的是……

在殡葬行业待得越久，越容易意识到一个现实：很多家庭真正难以承受的，不只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到来之前，那些没有来得及说出口的话、没有来得及完成的陪伴、以及来不及面对的告别。

增城区殡仪馆业务工作组负责人俞骏超，在殡仪馆工作已有10余年。他做过收殓工、驾驶员、火化工、业务员，2018年起担任业务组负责人，负责骨灰寄存以及长期无人认领遗体的处理等工作。他至今还记得，曾有一位家属联系到自己，想寻找亲人的遗体。核实后确认，相关业务确实在殡仪馆办理过，但由于遗体存放时间过久，已按规定火化，骨灰寄存在仙安楼。

可问题随之而来：时间太久，家属又没有明确存放位置，寻找并不容易。

俞骏超在仙安楼找了两天，最终核对无误，将骨灰交还给家属。对方抱着骨灰流泪说：“爸，我终于找到你，今天带你回家了。”这件事让他一直放不下。他觉得是自己花了太久时间，才让家属把亲人接回去。事后，他主动把历史遗留的无人认领骨灰重新核对、登记、整理存放，希望以后再遇到类似情况，能够更快找到。

俞骏超对生命教育，有着自己的见解。

在长期处理这些事务的过程中，俞骏超形成了自己对生死的理解——他接触过很多家属，也见过一些人在亲人病危后，不知道该怎么面对最后的时刻。有人急于交代后事，有人反复强调“不行了”，但他更倾向于提醒家属，最后的时间里，最重要的往往不是预设离开，而是尽量给陪伴、给支持、给鼓励。

在他看来，许多人后来迟迟走不出悲伤，不完全是因为死亡突然发生，更因为生前留下了未解的结。“这些结如果能在最后的时候解开一点，后面就不会变成一生的阴影。”俞骏超说。

实际上，这也是许多殡葬从业者在长期工作中逐渐形成的共识：比起畏惧死亡，更重要的是正视死亡。只有正视它，很多关于陪伴、照护、临终沟通和家庭关系的问题，才有机会在生前被认真讨论，“我们敬畏生命，而不是畏惧生命。”

俞骏超告诉记者，既然接受了生，也要学着接受死。死亡不是生命的例外，而是每个人都要面对的人生事实。而殡葬从业者每天所做的，某种程度上正是在提醒活着的人：告别从来不只是最后一天的事。很多真正重要的告别，发生在生前。

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