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个愿望：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

第二个愿望：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

第三个愿望：我希望别人怎么对待我

第四个愿望：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

第五个愿望：我希望谁帮助我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宣传册

清明时节，我们缅怀逝者，也在思考如何面对生命的终点。

生前预嘱，让人们在清醒时写下最后的愿望——当生命无法挽回时，拒绝痛苦抢救，选择有尊严地离开。这不是放弃，而是对自己和家人的负责。生前安排好，身后无牵挂。

生前预嘱的“五个愿望”，让人们更加坦然地面对死亡，学会温暖告别。

“生前预嘱在我们这习惯称为‘医疗决策授权’或‘医疗预嘱’。”广州市荔湾区和谐社会监护服务中心理事长蔡盛介绍，来到机构做意定监护的客户，几乎百分之百会涉及“医疗”，也就是涉及“医疗预嘱”。

由于涉及一个人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所以该项“预嘱”也会是一个比较重大的法律安排。而实现的途径，就是已经推广了多年的“五个愿望清单”。“五个愿望清单”最早是由国外的“five wishes”直译而来，又加入了中国的一些理解和特色，形成了中国的“五个愿望”。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护士在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安宁病房的“生前预嘱”

“我们和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有合作，关于生前预嘱的‘五个愿望’的小册子，就放在我们病区特别显眼的一个位置。”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护士长孙文喜告诉记者，基本上进入病区的病人都是卧床，很少有能下地的，有些家属会推着轮椅带着病人在走廊转一圈，就能够见到生前预嘱的宣传册。

她告诉记者，大部分能够停下来看一看生前预嘱宣传册的，是病患的家属。“但是我们没有特别主动和家属聊过这个话题，而是家属主动过来询问我们。”她说，往往在家属离世之后，亲属会和医护人员说“这个生前预嘱特别好，能够按照病人的想法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

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我们无法避免，但我们可以选择以何种方式去面对。生前预嘱和安宁疗护正是为了让我们在面对生命的终结时，能够更有尊严、温暖地告别。

“生前预嘱是人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公里时，对于医疗需求的选择。”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李瑛表示，然而这种选择并不是到了生命最后的时候才去考虑，所以建议年满十八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都可以签署生前预嘱。她解释，其实当生命到了最后有许多“身不由己”的地方，有可能是当时已经不清醒，或是监护权已经在家人的手中，也很难避免观念的冲突和风险。

“我们倡导每一个人对自己的生命负责，尽早去考虑这种选择，而不是等真正出现了重大疾病涉及生命危险时，才去考虑死亡这件事。”李瑛说。

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东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护士在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人们的认知未来十年将提升至30%

“我们曾经遇到过一个年轻人的委托，由于他要做一个手术，但是他可能会因为贫血供血不足，他在预嘱里面就特别强调了，如果他出现了供血不足，进入长期昏迷也就是‘植物人’的状态，就不再进行治疗了。”蔡盛说，尽管作为机构有一定的经验，但是当真的面临这种重大决策时还是会感到忐忑。

所以当委托人的亲属、朋友，让他们去面临这种生离死别的选择时，又怎么能够在保持客观冷静的情况下，尊重委托人的这个意愿并执行呢？

“我们协会一直在推动预立账户计划，和生前预嘱最大的不同是，这个计划是在医院主持下，形成一个几个方面的一致意见，并且在医院备案一份指示文件。”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会长王瑛介绍，生前预嘱最重要的价值是观念的传播，另外一个价值就是当面对一系列问题时，家庭成员与相关人之间深入地沟通和安排。

她认为，随着社会逐渐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近年来生前预嘱正在以一个非常快的速度被关注。协会在2006年就创立了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相信在此后的十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在未来的十年，如果现在人们对于生前预嘱认知的百分比只在5%的话，未来提高到30%不会有太大问题。”

她解释，具体到个人和家庭，中国人是不太愿意去谈论死亡这件事的。但是当进入到深度老龄化社会，当面临祖辈的去世时，越来越多的人都需要面对和思考死亡这个难以避免的话题。但是当每个家庭经历过之后，就会迅速将这一页翻过去，“所以说变得全民都关注，我也不大信。”

深圳市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生前预嘱文本

生前预嘱立法后，仍需进一步细化健全

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公益网站“选择与尊严”，有网友匿名留言道“这就是一种自然的状态，一切顺其自然。”“在急诊室里，家人还要马上接受‘救还是不救’的灵魂拷问。如果事先没有开诚布公地讨论过，亲人已经失去意识，家人又对此毫无心理准备，‘不救’两字通常很难说出口。”

2022年，深圳市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医疗条例》修订稿。其中，第七十八条在“临终决定权”上做出了大胆突破，如果病人立了预嘱“不要做无谓抢救”，医院要尊重其意愿，让病人平静地走完最后时光。深圳市也成为全国第一个实现生前预嘱立法的地区。同年12月30日深圳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出台了《深圳市生前预嘱服务指引（试行）》及《深圳市生前预嘱参考文本》，对全市安宁疗护服务机构进行规范性管理，鼓励提交患者的生前预嘱。

“目前根据服务指引可以大致进行基本的操作，已经开始实施了。”李瑛说，但是对于一些细则还需要相关法律的不断健全。她举例，如果病人填写了生前预嘱，最后不想进行抢救，但是病人的家属却坚决要求抢救，当出现这种情况时，医院是救还是不救？如果不救，病人家属会找麻烦，如果救了又违反了患者的意愿。所以，针对其中可能出现的法律风险还需要进一步细化和解释。

“目前正在推进有关生前预嘱统一平台的建设。”李瑛告诉记者，在统一的平台上对个人生前预嘱的收集，对于个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个人发生意外情况时，家人并不知道病人已经填写过生前预嘱和了解相关意愿，生前预嘱也就没有起到它应有的作用和效力。

她介绍，以安宁疗护为例，如果患者填写了生前预嘱，在进入医疗机构时就会交到医疗机构进行保存，如果需要转院到下一家医疗机构，则会将原件带走交到下一家医疗机构，复印件保留在原医疗机构。

北京大学首钢医院安宁疗护中心护士在开展安宁疗护服务

找到面对死亡时超然与现实之间的“平衡点”

“传统的伦理观念还是需要跨越的。”蔡盛认为，比如个人在面临自己的“救”或者“不救”选择时能够坚持“不救”，但是当他面对亲属需要进行选择时，又很难说出“不救”两个字。

他表示，在订立医疗预嘱时，会在前端尽可能让订立人有更多的选择，尽可能沟通清楚，设置好生前预嘱的执行条件，这样在后端执行的过程中，也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纠纷。

“我们每年都会到社区进行宣讲，其实会发现当老人面对死亡这件事时，他们还是很坦然的。”蔡盛说，从法律层面来说，尽管有许多细节值得去探讨，逐步去完善相关规定，但是具体到每个人每件事时，每个人的身体状况不同，心态可能也会有不同的变化，很难通过法律做到完全穷尽。

“我现在也七十多岁了，最近这两三年，我身边的好朋友有的身体出了问题，也有的就倒下了，对我们来讲都很突然。”王瑛说，几天前甚至几小时前还在一起说着话、做着事，说倒下就倒下，会让人感觉离死亡也越来越近了。

她认为，人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态，需要在现实与超然之间找到一个度。如果很现实，你就会陷入比较负面的悲观情绪中。但如果很超然，但实际上又会有很残酷的现实将你拉回来，甚至砸下一个更大的“坑”。所以要找到一个彼此之间的平衡。

“今后我们希望能够将工作深入到社区中，让社区老人更多地了解生前预嘱。”王瑛告诉记者，此外推广预立账户计划也非常重要，就是让医院在执行生前预嘱的过程中，多一些自我保护的能力。

谈及生死观，从过去的三缄其口，到现在的大家当时聊一聊，都是文明的进步。“它最终会反映在人们对生命的尊重上。”王瑛说，每一个人终究会面临死亡，而且并不是要活足了90岁才会死，有时候就是一个电话的工夫就猝不及防地来到你的眼前。

广州日报人生大事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张丹（部分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程依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