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赵淑荷

编辑 | 黄茗婷

1月，上海，我再一次见到李治霖。

面前是一个走进上海的人潮就会被淹没的普通男孩，他留着优雅的络腮胡，喜欢根据衣服搭配不同样式的耳环，随身携带保温水杯，背普通的布包，说话很快，笑声很大。

我们一共有过三次谈话，第一次在线上，谈话核心是益盒倡导的“有效公益”；第二次是在北京的一家酒吧，那天我们以私人身份会面，他比较放松，跟我讲了一整晚动物保护；第三次在上海，我要求跟着李治霖去上班，体验“益盒”的工作。

“益盒Charity Box”是李治霖和他的朋友们在2020年底创始的社会企业，它研究社会问题的背后逻辑，思考如何让公益行动变得科学有效。几年过去，李治霖和益盒一起成长，他逐渐摸索出一种与“善意”紧密相关的生活哲学和生活方式。

益盒Charity Box

采访李治霖的好处是，你几乎永远不用担心他没话说。这非常合理，他的工作有很大一部分是要不停地告诉别人，益盒是什么，有效公益是什么，以及这些事情有多重要。如果继续了解他，你会发现，他本人就是按照他相信的这些原则在生活的。

人要如何过上一种身心整全、知行合一的生活？

这是现代社会提出的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李治霖没有答案，但他有自己的回应。

跟治霖的第二次见面，在很多微小的地方改变了我。当我使用洗脸巾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拒绝使用一次性用品。当我出去吃饭，素餐开始进入我的选择范围。当我看到社交媒体上普遍的收入和阶级焦虑时，我会想到可能还有另一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在世界上的位置。

这种一次一次的想起，让我决定再去跟他聊一次天。

01

益盒，与它的创始人

1月13日，在上海，李治霖带我参加了上海新奥光明公益基金会的答谢会。益盒支持了新奥光明基金会主操的“点万灯”甘孜州白玉县社区眼健康促进项目，2025年项目启动后，当年在白玉县完成了53例白内障手术，对超过3000名当地百姓进行了眼健康筛查和宣传教育。

在中国，治疗白内障的技术非常成熟，做一台手术只需要20分钟左右，但是当地很多老人不知道它是可以治疗的，很多人以为年纪大了，就应该瞎掉。但那些知道白内障可以治的老人，走出门到县城甚至省城接受治疗和手术仍然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出了门，可能家里卧床的老伴就没人管，或者猪没人喂。政府和医院也在推动主导防盲工作，但是自上而下的力量会漏掉不可见的末端，而医院的医生可以给病人做手术，但是不能帮病人喂猪。

新奥的朋友会用这个事实来解释他们为什么选择了白玉县，又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李治霖会用这个案例来说明，为什么技术的发展到成果的普惠之间，存在一大段距离，在追平这个距离之前，有人受益有人受苦的社会性的参差，就叫不公平。

我们有很多种方法来解决这个不公平，李治霖选择的方法是做公益，为此他跟自己的朋友一起创立了益盒Charity Box。

益盒Charity Box

在香港大学读书的时候，李治霖就经常参与公益活动，但是他的政治学与经济学背景始终促使他质询这些经历：除了带来感动和满足，这些行动真的让世界变好了吗？

“这个世界会好吗？”有太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也有太多人给出过自己的答案和方案。在李治霖的名字出现之前，我们先看到的是他们：彼得·辛格，他写了《动物解放》和《饥饿、富裕与道德》；托比·奥德（Toby Ord）和威廉·迈克阿斯克尔（William MacAskill），他们提倡捐出自己收入的10%来践行一种利他的生活方式；马克斯·罗泽（Max Roser），他通过研究提出“这个糟糕的世界正在变好并且有可能更好”的结论；保罗·法默（Paul Farmer），他将现代医学带入海地、秘鲁、西伯利亚，用科学的手段创造圣人的神迹……

开始思考什么是“好”的时候，李治霖大概不到20岁。包括但不限于上述的一系列思想学说，成为益盒的理论基础。益盒倡导让捐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研究什么公益项目最值得我们投入金钱，为了让结果可信、影响可见，他们进行大量智识工作来分析这些事情背后的科学与哲学逻辑。我最开始知道益盒，是因为他们分享的一个有趣的研究结论：仅通过给近视学生配戴眼镜一个学期，他们考试的平均成绩就能显著提高了 14分，相当于多学了一年。

益盒的有效公益摊位

当你想要帮助乡村儿童得到更优质的教育，进而让他们拥有更好的未来，你可以选择的方式有很多种，给孩子们捐书，捐钱，捐水杯，捐书包……而益盒就像你的理财管家一样，会通过科学和循证的方式，找出那个能把捐赠人的钱花在刀刃上的项目，他们会告诉你，去捐眼镜。

科学的作用，是绕开直觉的陷阱。李治霖经常举的例子是“直接给钱”（GiveDirectly），他们会在非洲的落后国家，无条件地给贫困家庭发放两个月或者半年的现金收入，用于帮助他们脱困。很多人可能觉得这样的救助简单粗暴、会养懒汉，然而根据MIT、世界银行超过300篇的严谨评估，无条件现金转移（Un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是已知有效性最显著的扶贫干预措施之一。

李治霖

在过去的几年里，益盒对健康、教育、女性这三个议题下的56个公益解决方案和88个具体的公益项目进行了系统研究和扫描，并最终筛选出那些重点推荐的公益项目，对捐赠人来说，这些项目是最有性价比的，他们的付出，可以有效地撬动尽可能显著的影响。

对李治霖来说，做公益完全是“经世致用”，把社会科学的理论放进真实的世界看效果。而益盒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进行对知识的转译，让学术成为真正的公共产品。

在这个游戏规则既定的世界里，李治霖仍想为那些依然眼明心亮、古道热肠的年轻人争取回一点主动权。去年12月，他在“一席”演讲的题目是：“如果世界的未来由少数人决定，你愿意吗？”

02

工作，与整全的人生

益盒现在的办公室在上海愚园路，一个老旧但雅致的民居，大约能容纳7个人同时办公。穿过昏暗的走廊，推开沉重的木门踏进房间，视野一下变得明亮，一屋子女孩笑语盈盈地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们这个公司性别平等落实得真不错，她们笑得更开心，转向李治霖——当下唯一的男性同事——调侃道：“现在你知道谁是全女办公室的阻碍了。”

1月，益盒刚结束一次招聘。未来这个组织的成员规模有所扩大，他们很快将会搬到一个更大的办公室。

这次招聘放出的一个全职岗位达到了1:200的竞争程度，李治霖很惊喜，他当然愿意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投身公益行业，但另一方面，他又很难受，“想做好事的人那么多，但是我提供不了那么多工作”。益盒创办初期，李治霖也曾经历过，招来了很优秀的人，却没能把人留住。人才缺口与行业现状之间的矛盾，促使李治霖一直去想，他到底应该给那些同自己一样，关心人群关心远方的朋友们，提供一份怎样的工作？

益盒的1%捐赠人活动

来到益盒的人大多数有非常“精英”的背景，他们从名校毕业，在大厂工作过，有人办过自己的公司。他们的选择常常要面临外界的不解，因为公益行业实在长期蒙受非常不佳的刻板印象：圣人一般的苦修生活，钱少，事多，门槛低。

李治霖和他的同事们却会觉得，精英有精英的责任，而公益也是一种专业。他们不害怕“精英”的头衔，而是会大方承认，作为客观意义上的高学历人群，比起在“卷生卷死”的行业赚无意义的钱，他们更要动用自己的才能，去取得更大的社会效益。

这是属于他们的“精英的算盘”。

他们也有一些“精英”朋友，待在高薪行业，努力挣钱是为了捐更多的钱做慈善。李治霖总是引用的一个数据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如果一个人的税后月收入达到了1.5万元人民币，他就是全球最富裕的前2.2%的人。李治霖身边的很多人都可以轻轻松松过上这2.2%的生活，他会进一步问：那你是不是有责任让那些运气远远不如你好的人，过上相对好一点的生活？所以他开始推广1%捐赠承诺项目，倡导人们捐出自己收入的1%，用很小的一笔收入，为那些急缺这1%的人群创造巨大的改变。

这是另一种“精英的算盘”。

在新奥光明的答谢会上，一个刚刚从金融公司转到基金会工作的女孩说，转行之后她确实经历了薪水下降，但是她重新获得了身心健康。李治霖也会这样折算，他对“什么都有”这回事有“巨大的警惕”，如果一个人轻易地把好事做了，社会影响也获得了，钱也赚了，他会觉得这个人很可疑。他已经有一份自己认为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工作了，可以不再去要求那么多的休息和清闲。他已经比自己的同事有了更多的名气和曝光量，可以不要那么多的钱，现在，他的工资比自己的一些正职员工都低。

当你对自己的工作有高度认同，你会过上一种“身心合一”的生活。益盒的增长和倡导总监一帆用这个词来描述她到益盒全职工作之后的感受，“你关心的事，爱做的事，和正在做的事，是同一件事”。

李治霖在活动中演讲

她跟李治霖一样，反对996，反对工作对人的剥削，却为益盒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因为益盒并不让他们有剥削感。李治霖多年保持几乎全年无休的工作节奏，一帆则会像聊八卦一样地跟自己的男朋友聊工作。

这是益盒很迷人的地方。益盒的捐赠运营和产品负责人加一说，来到益盒之后，她无法加入朋友发泄工作不满的吐槽局了，因为她真的从自己的同事身上看到很多好的东西，如果说很多人在用痛苦的工作养活一小部分生活，那么对治霖、加一、一帆而言，工作本身就是一种好的生活。

加一很真诚地说，她从治霖身上不断学到如何调适自己与社会的关系。她对李治霖的理解表现为，在治霖的身上，她看到理想通往现实之路上，一个人要先踏过最琐碎和世俗的真实。

李治霖的确天真又老成。他读聂辉华的《基层中国的运行逻辑》，读吴毅的《小镇喧嚣》，深知在中国要做成一件事，必须去理解具体的生活，比起热的豪情与空的理论，更实用的智慧是不怕麻烦、通晓人情、脚踏实地。

在招聘启事里，李治霖特别写了，“不接受不愿意做dirty work的候选人”。作为创始人，李治霖的工作包含制定整个机构的战略，沟通政府关系，约见企业负责人，接受媒体采访，但是与此同时，他也要给办公室换水，给同事订咖啡，跟房东讲价，开水电发票，采买办公用品。

跟琐碎伴随的，还有失落与失败。2023年初，李治霖曾经为益盒写过一篇文章，他坦诚地反思，“我们根本不够有韧性”。在2020年年底益盒成立的时候，海外的有效公益的理念与实践已经发展了十余年，李治霖看到一个“丰富成熟的业态”，总觉得自己有很多空间，不愁没事做。可是最后他发现，“诱惑太多很容易什么都做不好”。真的把脚步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之后，发现“钱从哪来、组织身份怎么拿来、人从哪儿招、怎么应对各种刁难与紧急状态，都是日常命题”。

理想落空，都是日常，唯有“用行动克服虚无”。

03

好事，与对好事的偏见

李治霖平时戴耳环，上“一席”之前，他思前想后，把耳环摘掉了。

他非常重视与益盒和公益事业相关的传播，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真正有效的公益报道还是太少了，要么是伟光正到扁平无聊的好人好事，要么是动辄引发全社会讨伐的慈善机构贪污丑闻。所以大家对公益的态度也有些极端，一些人觉得公益组织全是骗子，一些人觉得公益好而无用。

前有郭美美，后有黄杨钿甜，现在一提到公益，很多人的态度就是“不捐”。在咖啡馆，李治霖摇晃着手里的杯子：“这家餐厅不好吃，你会换个餐厅吃，但是如果你捐了一个项目爆雷了，你不会换个项目捐，而是以后就彻底不给公益捐钱了。”

“因为公益不是刚需。”对很多人而言它是锦上添花，可有可无，而参与其中的人被投射极高的道德想象，信任的重量会导致信任的危机，任何瑕疵都被视为不可接受。

生活中的李治霖

全职公益人是拿工资的，这件事已经超出很多人对公益行业的认知。每个公益组织的预算支出里，都要包含人员成本，捐赠人捐给受益人的钱，同时也在支付公益人替大家落实好事的报酬。这意味着公益是一种可以运转的专业性工作，而不是天降的善意和福祉。

让公众理解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对公益行业的很多不信任就来自“公益行业不能有一个坏人”的想象，如果大家认为做公益的“全是好人且只能有好人”，那就说明我们根本还没有把公益真正看作是一个职业，而是一种道德枷锁。

做公益，还是有太多来自外界的想法需要顾虑。

即便如此，李治霖还是决定跟他的伙伴一起去做更难的事，“从那些对公益不信任、不感兴趣的人手里拿钱”。根据李治霖的估算，在1%捐赠的社群里，公益人大约占到20%。也就是说，那些投身于公益或者对公益已经有高关注度的人，在“做好事”上已经投入了大量资源和精力，依然在尽可能地继续“做好事”。他调侃道：“好人总是什么好事都要掺和。”益盒做到2026年，这个阶段，李治霖更想撬动的，是那些手里有钱但不知道捐给谁、或者那些不知道自己手里的钱能拿来做好事的个体和企业。

李治霖（右一）与彼得·辛格教授（右二）在上海的活动

谈到公益事业面临的阻碍，“没钱”永远都是最大症结。李治霖总是在算账，数据告诉他，很有可能我们长期忽视“钱”给公益带来的影响。一项能够指导公益项目实践的社会科学研究，可能会产生很可观的社会效益，这个资助需要很大的投入吗？“如果能够将10亿元投入到社会科学或者其它极具有效性的公益领域，以2024年中国公益慈善组织接收的慈善捐赠总额1324.58亿元来计算，这笔投入只占0.7%，但已经是非常大，非常可观的一笔资金。”

李治霖信赖研究结果和数据报告，因为它们能够最直观地告诉我们，公益不是圣人的花边，而是一种社会责任，或者，如李治霖所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在1%捐赠小程序的主页面，他们提供的数据涉及一些长期支持的项目：“3335元可以帮助1位失明患者复明，881元可以延续1位先心病患者1年的健康寿命。”当你知道自己只付出一点精力和金钱，就能可见地弥补这个世界的参差时，你很难不觉得自己应该这么做。

“我觉得公益和捐赠就是你让渡自己的一部分东西，让自己的一些资源流向别人，你会发现这些东西最后也会以更高级的、你更需要的形式流向你。”

比如很多人穷其一生追求而不得的意义和价值感，比如深夜自问的时候，那种确切的心安。

04

好人，与做好人的信心

李治霖时刻提醒自己，他是这个社会里非常幸运的一个人。

他所崇敬的保罗·法默医生的传记《越过一山，又是一山》里写：“幸运的人经常在心底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享有的一切感到不安。”那本书里将这种不安称为“世人共同的焦虑”，李治霖和他的前辈，决心一生用具体的行动去消除这种不安。

“知行合一”在李治霖身上非常具体：他关心动物福利，于是他吃素，打不使用动物羽毛的碳音球，不消费动物福利做得不好的产品；他做公益，他也捐钱；他关心远方，也把家里一个房间用来接待身边暂时无家可归的人。

李治霖在“植物性饮食生活方式”大会上演讲

马克斯·韦伯有一个概念叫“天职”，它是一种使命，一种可以为之奉献全部的事业。李治霖相信自己已经找到了这个“天职”，就是帮助受苦受难的生命，推动消除社会的不平等。益盒就是他现阶段能想到的，实现这个志业最好的手段。

2025年，有两件事给李治霖的影响很深。

他跟我讲了治国的故事。治国是一个来自山东菏泽单县的男孩，他很早就成为了1%捐赠人。因为长期在农村生活与工人农民接触，想为受苦的人寻找出路，治国从小学开始就在做公益，一直做到大学，后来因为在泰国清迈研学的一场交通事故中，不幸去世。治国的父母都是农民，没有社保也没有房产，不能办签证，所以李治霖和1%捐赠人社群里的其他伙伴帮忙料理了治国的后事。这个过程中，李治霖了解了治国的处境，他现在还是会想起这个普通而寡言的男孩，“不顾自己的处境，一生都想为别人做一点什么”。想到世界上存在过治国这样的人，治霖会觉得受到莫大鼓舞。

另一个是贵州大姐的故事。去年快过年的时候，治霖和女朋友一格在路上遇到一个大姐，她几乎要被自己那些巨大的行李淹没了。他们过去帮忙，知道这个大姐从贵州来上海务工，要回家过年，但她不知道怎么去火车站。当时天色已晚，治霖和一格对了一下眼神，一致决定把大姐带回自己家的客房。这个大姐犹豫了一下，竟然答应了。他们收留了大姐一晚，第二天给她做了早餐，叫了车把她送到车站。

大姐完全理解不了治霖和一格的工作。治霖说一格是做环保的，大姐问她手底下管几个环卫工人；治霖说自己是做公益的，大姐觉得他一定很手巧，因为做“工艺”。但是在那个晚上，他们还是成为了很好的朋友。回到贵州之后，大姐一直试图给他们寄点腊肉，但他们吃素，于是大姐给他们编织了两双拖鞋，治霖说那是他拥有过的最好的一双拖鞋。

大姐能够如此不设防地接受陌生人的好意，给李治霖带来了巨大的感动。他开始进一步去想，公益的实质是“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但是在日常生活中关心需要帮助的陌生人，在互联网上理解那些对你恶语相向的陌生人，能够帮助他过得更为“整全”。 这些年来，他一直觉得，他的好朋友Angel说过一句话，是他为人处世想达到的目标：“理智与情感都异常充沛，远方和附近都同样关心。”

我刚到上海的时候，李治霖正因为工作中的不顺利感到沮丧。我刚离开上海，他发消息告诉我，在他们的努力下，事情又可以正常运转了。这些年来，事情大抵如此，在波波折折中经过。

无论是关于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关于如何参与构建一个理想中的世界，李治霖的信念，被他写在了自己的微信签名：“长命功夫长命做。”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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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