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 玲 何华兵

当前，广州正处于从“开放大市”迈向“开放强市”的关键跃升期。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唯有以更深层次的制度变革破除体制机制藩篱，加快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才能在激烈的全球城市竞合中破局突围、重塑优势，续写老城市新活力的新篇章。

抢占战略先机，以高标准规则引领国际合作新赛道。制度型开放的核心在于通过制度性变革推动国内改革与国际规则深度融合，其本质是国家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相较于要素流动型开放主要依赖降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来促进商品与要素流动，制度型开放更注重构建公平、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当前，国际经贸规则正加快向更高标准演进。面对新一轮国际竞争，广州亟须从“跟随式对标”转向“引领式塑造”，将制度优势转化为参与全球治理的话语权，在更高起点上开辟国际合作的新赛道。

为此，应紧紧锚定国际高标准规则，聚焦前沿敏感条款开展更大程度的压力测试，以实现制度体系的深度重构与迭代升级。尤其是在数字贸易主战场，可以南沙国际数港建设为引擎，发挥汇聚全生命周期数据的独特优势，率先构建一套兼容港澳法律框架与国际通行惯例的数据治理规则体系。围绕跨境传输、隐私保护、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等核心议题，开展全生命周期数据的实景验证，推动南沙探索制定国际通用标准。同时，以数字规则的创新突破，倒逼现代服务业高水平开放，释放多维规则创新叠加效应。

攻坚体制壁垒，以全链条改革激活现代产业新动能。制度型开放是驱动现代化产业体系迭代的关键引擎。面向“十五五”，尤须强化顶层设计与系统思维，破除部门分割与政策碎片化，将制度创新深度嵌入产业发展的全生命周期。通过高质量的制度供给，破除制约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生长的体制机制障碍，让制度红利真正成为激发产业内生动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

首先，要打通优势产业全链条的制度堵点。针对汽车、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优势产业集群，着力破除研发数据跨境流动、生物特殊物品高效通关、高端设备进口便利化等关键环节的体制机制障碍，建立跨部门、跨领域的产业开放协同推进机制。在此基础上，一方面，打造全球资源配置的战略节点。允许符合条件的企业在特定区域开展“两头在外”的高端制造与研发服务，构建“研发链接全球、制造扎根广州、市场辐射世界”的开放式产业生态。另一方面，构筑绿色低碳的竞争新优势。主动顺应全球绿色转型大势，加快构建与国际互认的绿色产品标准体系和碳足迹认证机制，推动绿色贸易规则与金融制度深度融合。鼓励本地金融机构创新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等产品，支持企业加速低碳转型。其次，激活高端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缩减负面清单限制措施，探索“极简审批”等便利化模式。特别是在医疗、教育、金融等专业服务领域，率先推动更多港澳及国际专业人才在穗直接执业，吸引全球高端服务业要素加速汇聚。

畅通要素循环，以深层次融合打造双向开放新枢纽。制度型开放是发挥地缘区位优势、推动全球资源配置枢纽能级跃迁的核心路径。面向“十五五”，广州亟须拓展全局视野，将制度创新贯穿于湾区融合与全球链接的全场景、全维度，推动开放形态从传统的“通道节点”向高能级的“配置中枢”跨越。

一是深化粤港澳制度融合，筑牢“超级联系人”的根基，向更深层次的规则机制“软联通”攻坚。推动建立大湾区统一的市场监管标准、税收协调机制及科技创新共同体，探索“一国两制”下要素跨境自由流动的制度新范式，以湾区内部的高效协同支撑对外辐射的强大能级。

二是重塑全球贸易枢纽功能，打造资源配置的“强磁场”。广州要升级成为信息、资金、技术、人才的全球配置中心。在物流链上，依托南沙港、白云机场及铁路枢纽等，全面推广多式联运“一单制”“一箱制”运输模式，构建自主可控、韧性强大的国际供应链体系。在价值链上，依托广交会等重大平台，推动外贸功能从单纯的“卖全球”向“买全球、卖全球、利全球”全方位拓展，显著提升广州在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跨境电商规则制定及数字贸易治理中的话语权。

三是拓展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空间，构建互利共赢的“生态圈”。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抱团出海”，高标准建设“广州海外合作园区”。通过本地化运营构建稳定的海外生产与销售基地，将广州的供应链触角延伸至全球市场末端。支持行业协会与国际组织深度合作，推动中国技术、装备与服务标准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场景化应用，让“中国方案”在互利共赢中沉淀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使广州成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枢纽。

（作者分别系广州市委党校公共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和广东白云学院工商管理学院教授）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莫伟浓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