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2026年全国两会正在北京举行。如何为实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20年翻一番、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打好基础，成为代表委员们热议的焦点。在这一关键节点，一部探讨中国经济跃迁路径的新书也引发了广泛关注。

3月8日，《经济的跃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新书首发活动在广州图书馆举行。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理事长、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郑永年，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执行院长何冬妮，华南技术转移中心总裁李奎和广东省人工智能产业协会副会长，广州谢诺投资集团董事魏晓林等嘉宾，与现场读者一起，深入剖析了中国在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制度建设方面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共同探讨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

活动现场，郑永年教授系统阐述了他与研究团队提出的“中等技术陷阱”概念。

跨过“中等技术陷阱”，要靠“三驾马车”

郑永年认为，回顾工业革命以来的发展史，每一次重大的经济跃迁背后，本质上都是一次技术革命的结果。“人们常说的‘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和结果；其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陷入了‘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解释，二战后许多经济体之所以长期无法迈入发达行列，正是因为未能实现技术上的持续突破，导致产业升级停滞。

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郑永年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由基础科研、应用转化与金融支持构成的科技进步“三驾马车”理论。

通过对英国工业革命以来历次科技革命的研究，郑永年团队发现，一个经济体要实现可持续的技术突破，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强大的基础科研能力，能够做出从0到1的原创性成果；第二，强大的应用转化能力，能够将这些成果从1做到10、从10做到100，实现产业化；第三，得到充足金融支持，为漫长的科研和产业化过程提供持续的源头“活水”。

当前正在编制的“十五五”规划纲要草案已提出建设“教育强国”“科创强国”“人才强国”“金融强国”，而广东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也已明确提出探索设立“科创特区”，旨在为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扫清体制机制障碍。郑永年认为，这都体现了“三驾马车”理论与国家战略高度契合。

人工智能革命，既要有自信，也要有耐心

技术进步如何惠及普通人？深度参与该书撰写的何冬妮认为，这中间有一条清晰的逻辑链条：技术创新驱动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创造新的、更高附加值的岗位，最终体现在居民收入的普遍提升上。她以2026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加快构建更加强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和浙江省政府工作报告中“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目标为例，指出两省路径虽各有侧重，但其内在逻辑都指向了通过技术进步实现有质量、有发展的增长。

从区域经济视角，何冬妮进一步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在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中的独特作用。她指出，科创在地域上具有高度集聚性，关键在于打造“地域嵌入型世界级经济平台”。也就是说，一个地区能否成为科创高地，要看这个地区能否吸引并留住科创要素，让技术、人才和资本在特定地理空间高度嵌入，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和溢出效应，最终形成科创资源与科创市场之间的良性循环。

实现技术跃迁，关键在于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梗阻”。针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难题，李奎直言，当前一些高校院所的“指挥棒”仍然围绕论文和排名，与产业实际需求存在脱节。“我们要提倡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写在生产线上。”他强调，技术提升的主体一定是企业，国家科研导向应更多来自市场一线的真实需求。他呼吁，要建立以企业需求为导向的技术转移体系，同时，他建议在推动转化时应该有足够的耐心，比如要求一项技术三年内必须产业化或孵化出独角兽企业，这不符合科研和产业化的客观规律。

当前，我国正稳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面向未来，人工智能被认为是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最大变量。

立足职业投资者的角度，魏晓林认为，人工智能不但是极具潜力的产业，更是一场将深刻影响技术升级与经济发展的范式革命。他认为，面对这场范式革命，我们既要有自信，更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以更加宽容和容错的社会环境去迎接未来。同时，他也强调了技术与制度协同的重要性。他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并非越快越好。我们需要建立相应的制度和规则框架，减缓技术对社会和人的知识结构的剧烈冲击，否则可能会欲速不达。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贾政 通讯员：张霞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贾政 通讯员：张霞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