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下午4：00，广州番禺区新造空间。段玉背着吉他，带着11岁的女儿，刚刚从深圳赶来。

“过去我是一个流动女工，做过不同的工作。后来结婚生孩子，变成妈妈，有一段时间没有工作，被称作‘流动妈妈’。但我们之前成立过乐队，我又有主唱的身份……一时之间不知道该用哪个身份来介绍自己。”

开场白的“自我介绍”，让段玉“选择困难”。

经过一番思索，她还是选择了“女工歌者”的身份。在这个身份里，她是“玉姐”。

在过去的近20年中，她带着吉他，走进城中村、工厂、乡村小学和社区活动室，歌唱自己原创的关于劳动者、女性和孩子的歌曲，有时候作为音乐工作坊的带领者，有时候作为村歌协作者。

“野声”唱谈会上的段玉。（摄影师：武老白）

采访那一天，她准备参加当晚在新造空间举办的一场“野声”唱谈会。而在此之前的10天间，她频繁来回深圳与广州：1月31日和2月1日，在广州天河北，与南方玫瑰剧社的蔷薇姐妹共同演出新戏《从田野里走来》；2月3日，在广州老城区展演了一场标题为“音乐、女性、劳动者”的个人原创作品专场。

“我们的‘百场歌曲分享会’小计划已经启动了。”段玉笑眯了眼。

2025年底来到南方过冬，对于段玉来说是一个“合适的时机”：“从前那些歌曲，就像是随风飘扬的花瓣或种子，落到了泥土里，被埋藏起来，一直埋着，我也早已习惯在大部分沉默的日子里度过。而这段期间，那些埋藏深处的种子突然在这个冬天、在广东又被刨出来了。刨出来之后又能在风中，跟大家一起起舞，一起歌唱。”

歌者段玉，只不过想要一个小小的属于女工们的舞台。

以下是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与段玉的对话——

关于身份认同

民生工作室：经过了厘清，现在你会怎么介绍自己？

段玉：如果是今天，接下来面临演出或对谈，我可能会说：我是一个民谣歌者。但面对不同工作时，身份又有可能产生变化，比如社区音乐工作者、村歌的协作者等。

民生工作室：在这种场景下，你更愿意让大家看到的是什么？

段玉：我会更认同自己是一个流动女工的身份，因为这么多年，我远离家乡、在外打工。在这个身份之外，我还是一个喜欢音乐、被别人称为“民谣歌者”的女性。

民生工作室：身份认同是你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还是当拥有很多不同身份时，才开始产生困惑，希望梳理？

段玉：最开始是懵懵懂懂的状态。2004年，我19岁，离开老家辽宁到北京打工。在寻找工作、生活、结识朋友的过程中，我渐渐有了“从家乡到大城市的打工者”这样的角色。后来结婚、生孩子，变成了妻子、母亲——这些身份和“女工”交叉在一起。

好像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会更明确地希望确认自己的身份。

接受广州日报记者采访的段玉。

民生工作室：认清自己的身份很重要吗？

段玉：在这个身份下，会有不同的责任，认清后才能做好这个身份要做的事情，这对我来说挺重要。当然，在生活的过程中，也有寻找“自己”的那一刻——想知道抛开这些角色以外，我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民生工作室：妈妈、妻子、女儿这些之外的身份，是音乐、创作、话剧这些给到你的吗？歌者这个身份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吗？

段玉：音乐对我来说很重要。这要从最开始去北京打工说起。当时没有网络，是两点一线枯燥乏味的工作状态，让人特别苦闷。那时就特别希望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能让枯燥的生活有所变化。于是我去琴行买了一把吉他，弹弹琴、唱唱歌，发现原来音乐可以给自己带来一束光。后面就发展成用歌曲的方式记录自己的生活。

但是随着角色变化，分给音乐的时间可能比较少，时间几乎完全被生活琐碎的事情占据了。这个过程中，我也有过纠结，但暂时还没有找到平衡的方式，就决定放过自己，接受当下。

“野声”唱谈会上，段玉与音乐人金依依对谈。（摄影师：武老白）

女工+歌者的经历

民生工作室：之前就有学音乐的经验吗？

段玉：我之前学的是幼师专业，所以有一些音乐上的基础技能，还跟学校乐队学过吉他。

民生工作室：当时到了北京做什么工作？

段玉：2004年刚到北京，我就在顺义的一个汽配城卖汽车配件。汽配城很大，开在比较偏远的郊区，我住在附近的村子里，每天穿过村子去汽配城，跟汽车配件打交道。我对这些零件不是特别敏感，好多名字都记不住，但没办法，每天还是要重复这样的生活，学认配件，有客人来了就跟他们介绍。

民生工作室：当时已经开始创作了吗？

段玉：当时就是弹一些流行音乐，比如《外面的世界》，齐秦的歌、Beyond的歌，反正吉他书上有什么都学一下。

民生工作室：基本是自学的吗？

段玉：陆续也找了老师学。吉他入门很容易，想再进阶就需要花更多时间练习。玩吉他的发展大致有两条路：一条是学了木吉他学电吉他，目标是组乐队；另一条是弹唱，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把和弦学会了就可以。旋律对我来说有难度，弹唱比较适合我。

“野声”唱谈会上独自弹唱的段玉。（摄影师：武老白）

民生工作室：弹唱这条路就必然会走上创作吗？

段玉：也不是。2005年，我认识了当时还叫“打工青年艺术团”的一帮朋友，也都是从家乡到北京打工的青年人。他们当时已经小有名气，出了一张专辑叫《天下打工是一家》。同事在公交电视上看到他们的报道后，说“你平时也弹琴唱歌，我们去找他们认识认识，交个朋友”。我们真的就这样去找他们，成为了朋友。后来业余时间会参与他们的一些演出。

我受到他们的影响很大，因为他们演出时会唱自己身边的生活。后来，他们得到几万元的专辑版税，拿来建了一个打工子弟学校，我就到这个学校当老师，同时也跟他们一起演出，他们也会鼓励我尝试写歌。当时我在学前班当老师，接触了许多流动儿童，受到的冲击挺大，后来写下《小小的渴望》。

民生工作室：从汽配销售员到学前班老师，是直接过渡吗？

段玉：中间也有做其他的工作。在汽配城做了两三个月后，我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自己，想办法找了其他工作。那段时间换工作挺频繁的，找到工作又不能不做，因为没有钱了，只能随便找一个能供吃住的安顿下来。一两个月后觉得实在不适合，再跳到下一个工作。换了几个工作之后，才到的打工子弟学校。

2005年跟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在一起。（受访者提供）

民生工作室：这种一直在流动的状态，是更自由的状态，还是让人感受到不安定？

段玉：当时肯定也想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安定下来。在汽配城的时候，一个月工资400元，换工作就为了找工资高一点的工作，但当时刚毕业，没有什么经验，不知道怎么找，就去幼儿园应聘。有的幼儿园要找有经验的老师，我就想随便先去哪混点经验，再找一个更合适的工作。

民生工作室：在打工子弟学校是相对安稳的状态吗？所以能进入创作？

段玉：跟其他工作相比算安稳，因为起码干了一学期。但是工资也是实在太低了，后来找了一个幼儿园的工作，有1000多元的工资。

但人一稳定下来又会问自己，“是不是以后就做这样的工作了”？如果干到头能成为一个园长，是不是就满意了？我觉得那好像也不是我想要的。其实我一直都在寻找的路上：不稳定的时候想找工资高点的工作，找到符合期待的工作，又开始想这是不是自己要做的事情。所以结果还是会离开，去向另一个地方。

当时也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只知道自己对当下的状态是不太喜欢的、不想要的，这种想法就会让我去做一些改变。

民生工作室：离开打工子弟学校后去干什么了？

段玉： 反正又去试别的工作了。我听说有个人才市场，就去里面看哪个工作适合自己。有一个做幼儿玩具的公司说“你是幼儿老师，我们的工作正好适合你”，我就稀里糊涂去了，开始推销幼儿玩具。做了一段时间，觉得每天在外面跑业务，好像又不是自己想要的，就又离开了。我还做过一段时间的文员，相对安定一点，工资也还可以，但我住得特别远，每天通勤往返时间长达两三个小时。后来身体不太好，就辞了工作。

有一段时间，我没有工作，一方面休养身体，另一方面又跟打工青年艺术团“混”在一起。2007年，他们发起全国巡演，我觉得机会挺好，就跟他们到处到工厂、工地、打工者聚集的社区演出。

2007年5月杭州巡演图片。（受访者提供）

民生工作室： 这些演出是付费的吗？

段玉：没有，都是义演。

民生工作室：那有收入吗？

段玉：他们当时属于一个公益机构，后来好多成员也加入了不同的公益机构。我也忘记了当时有没有收入，但是能管基本的温饱，对于钱，我就不太在乎了，甚至觉得这种生活挺好，唱的歌曲都是关于自己的打工生活，而且到处去，像给自己来了一场长途旅行，还能在这个过程中结识多一些打工姐妹。

后来，有一位老师在望京社区做了一个社区姐妹行的项目，服务小区里的开电梯工、服务员、住家家政工这些人员，我当时还有点小名气，他们就邀请我加入项目，带大家一起唱歌。我挺喜欢的，就把它当作兼职，平时跟大家一起聊聊天、唱唱歌，慢慢开始写她们的歌，于是就有了《电梯姑娘》。后来我结识了金凤，就结合她的经历创作了《我的名字叫金凤》。

成为妈妈带来的改变

民生工作室：你一直都在北京待着吗？待了多少年？

段玉：七八年的时间。二十六七岁，转折点来了，妈妈说我年龄大了，该找男朋友了。其实我没有谈恋爱的想法，但架不住家里催，也有点着急了。之前我在夜校工作，附近很多工友去上课，我就认识了现在的老公。当时他有意向追求我，被我拒绝了，后面一直没联系。后来某一天他又联系上我，我挺意外的，觉得这个人还挺坚持的。他其实当时已经离开北京，去了浙江。但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于是去了浙江，跟他相处了一段时间，接受了他。恰巧“打工青年艺术团”到苏州演出，我去参演，认识了一个公益机构，就加入了他们，做文艺活动，开始浙江苏州两边跑的生活。

2012年演出中的段玉。（受访者提供）

民生工作室：这是你史上最稳定的一份工作了。

段玉：可以这么说。苏州有小桥流水，有园林，特别符合人们对江南的想象。我觉得生活挺美好的，可以结婚生孩子了。但是，生了孩子之后，生活就大变化了。

那个时候也没有人告诉我，生完孩子之后要对孩子有什么样的照顾。最开始，妈妈虽然来帮忙，但还是手忙脚乱，基本上我的所有时间都在照顾孩子。之前一直都在追求无拘无束的感觉，突然间发现，做想做的事情一下子变成不可能。

只是生了一个孩子，为什么就要给我的生活带来这么大的变化？

后来妈妈身体不太好，就回老家了。我一个人带着孩子，觉得能量不足，就回到了东北。老家有亲戚朋友，可以走街串巷聊天。要不然一个人待在出租屋，谁都不认识，孩子哭我也哭。三四个月后，缓过来了，我又带着孩子回到了浙江。

带着女儿的段玉。（受访者提供）

民生工作室：是因为能够认知、接受妈妈的角色了吗？

段玉：和很多女性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当妈妈，要经历与孩子共同成长的过程。2015年，孩子的爸爸工作有变动，我们就又回到了北京。同年龄的姐妹们也都生了孩子，大家就一起吐槽当妈妈的艰辛和不容易，终于“找到组织”了。

2015年母亲节那一天，我到一家公益机构木兰花开去，那是在北京一个城中村服务流动女工的机构。我们一起唱起妈妈的歌，唱着唱着发现，好多歌都是从孩子的视角去写母亲的，说她如何牺牲、如何伟大。作为母亲，我觉得这种歌颂有点大，压得人喘不上来气。姐妹们还分享了成长过程当中看到的妈妈的形象，有的人说她的妈妈心中有江河湖海，但是家庭把她困住了。她说“现在当了妈妈，不太想成为自己妈妈的那个样子”。

作为新时代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每个人你一言我一语，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就共创出《不完美的妈妈》这首歌。

民生工作室：你是在这种时刻感受到创作、歌唱是有力量、有价值的吗？

段玉：我觉得这跟身份的变化有关。作为女工歌者，我一开始只是想要表达，把生活用文字记录下来，并没有想到别人听了会有什么感受。成为妈妈后，不仅是为了表达，还希望能发出倡导。可能感受到“妈妈”这个身份会给女性带来更多束缚，因此想挣脱这个角色带来的枷锁，让大家对于“妈妈”这个角色有更多元的看法。

2016年1月在绿色蔷薇开展女工音乐工作坊。（受访者提供）

民生工作室：也感觉到自己可以为姐妹们发声，代替她们表达？

段玉：在曾经比较苦闷的生活状态下，音乐给我带来了一束光。后面创作歌曲时遇到的一些姐妹，也身处枯燥乏味的生活里。我想，是不是我可以成为一束光，在与她们短暂相处的日子里，给她们带来歌声和欢笑，所以开始有了为她们发声的想法。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彼此，从最开始一个人孤零零的，到姐妹们在一起，彼此之间的互动也给予彼此力量，碰撞出很多想法。也说不准是不是“代替表达”，我觉得可能彼此是融合在一起的，只不过可能我在音乐创作上面比较有经验，但她们也很喜欢唱歌，所以逐渐从一个人创作，到大家集体创作。一个人的能力很有限，大家的思考碰撞在一起，很可能产生微妙的反应，很有意思。

民生工作室：音乐对你来说很重要很珍贵，对于其他人也一样吗？不然你不会愿意将它作为你的方法来使用。

段玉：是的，音乐工作坊或者戏剧，是我的一种工作手法，但又不仅仅是工作手法，更是一种陪伴。有一些姐妹，在职场上或生活上受到了一些不公平对待时，就特别希望把这些委屈说出来，但是有时候诉说没有办法获得听众，而歌唱，不仅对于她们来说是一种比说更能释放情绪、获得纾解的方式，而且更有可能让别人愿意倾听。

这种通过歌唱的表达好像能去到一个更广阔的空间，而且也有机会带来对话，无论是与其他姐妹、家人、朋友的对话，或是与公众的对话。从这个意义上讲，好像是通过歌唱打造了一个平等的交流平台。

为什么我觉得音乐更重要的是发挥陪伴的功能呢？因为用音乐工作，可以留下一首歌，即使我离开了她们，这首歌也会一直陪伴着她们，在工作、生活的过程中，她们也许在某个时刻会想起这首歌，想起我和其他姐妹的陪伴。

如果再往长远说，这样的歌曲，可能记录了我们在某一个生命节点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歌唱的时候，回想那个时刻，无论那时曾经有怎样的感受，那一个时刻就是我们经历过的、体验过的人生珍贵的一部分。

民生工作室：集体创作歌曲的时候，大家参与的方式是一起写，还是一起哼唱？

段玉：最开始先想歌词，比如集体创作的第一首歌《木兰花开》，大家都讲述了自己来到公益机构是什么感受，自己是什么状态，你一言我一语。第一句歌词是“满天飘零的木兰花”，把女性比喻成到处飘零的一朵花，过程当中遇到彼此、看到彼此，表达追求自由、互帮互助的理念。歌词写出来之后，谱曲方面大家经验不足，我就承担了比较多的谱曲工作。我询问她们希望歌唱出来是什么感觉，她们说希望是积极向上的、比较欢快的，我就往这个方向去处理。

和姐妹们一起开工作坊。（受访者提供）

民生工作室：感觉特别朗朗上口。看《从田野里走来》的时候，就觉得你弹唱得很潇洒、很轻松，没有为了舞台要专门“雕琢”的感觉。

段玉：因为我们创作歌曲不是为了市场，也不是为了卖票，就是单纯想表达，把自己的想法唱出来。抛开那些束缚之后，创作更自由。而且用民谣的方式也会更自由。

为什么走上民谣的路子？其实我觉得乐队挺酷的，但得有电吉他，还要有队员，合适的人还挺难找。因为我只有一把木吉他，所以写的歌会以叙事为主，更符合民谣的风格。后面有的歌进录音棚录制，我就跟编曲老师说能不能改成摇滚版，比如《不完美的妈妈》，希望用摇滚的方式展现力量。

“我还是喜欢这样的状态”

民生工作室：组乐队的想法成功了吗？

段玉：是的。有了原创歌曲，我就想能不能组一个乐队。2015年回到北京，带孩子逐渐上手了，就一边带孩子，一边用业余时间参与演出，2016年就组成了一个乐队“九野乐队”。

九野“顶天立地照”。（受访者提供）

民生工作室：现在九野乐队还继续在一起歌唱吗？跟蔷薇姐妹聚在一起，又是怎么样一种组合？另外，你现在有做什么工作，还是以带孩子和做音乐为主？

段玉：2019年开始，大家的生活出现了变化，就各奔东西了。2020年，女儿要上小学了，因为我们没有社保，也没有正式工作，就决定去河北沧州，就这样一直待到去年。在这期间，我平均一个月有一次外出参加活动，但收入很不稳定。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带孩子，没有收入，很纠结也很苦恼。虽然我也可以去找一份工作，但孩子没人带，或者放在托管班，我也挣不了太多钱。

之前唱的歌经常讲女性要独立、要寻找自己喜欢做的事，但现实生活比较复杂，不能完全按照歌里唱的或者我曾经倡导的理想状态去做，所以我还是选择先放弃一段时间的职业发展机会，陪伴孩子成长。现在孩子大了，不用像小时候照顾得那么面面俱到，可以多一些时间做自己的事情。

2025年年底，我和女儿来深圳过冬，和之前在深圳认识的朋友重逢。来了之后，参加了绿色蔷薇（注：即深圳市绿色蔷薇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是致力于通过多元方式支持基层女工群体的公益机构）的各种活动，跟更多姐妹联系起来，激发了我跟大家创作歌曲的兴趣。我发现，其实我还是喜欢这样的状态。

段玉与蔷薇姐妹共同演出新戏《从田野里走来》。（摄影师：马千里）

民生工作室：接下来准备留在深圳吗？

段玉：只是这个阶段在深圳而已。

民生工作室：孩子爸爸还在河北吗？

段玉：他爸爸现在又去了浙江。

民生工作室：也挺有流动性的。

段玉：对。所以我很认同“流动女工”的叫法，因为我们确实是总是处于流动的状态。但这个流动，有的时候是主动的，有的时候是被动的。这些年，我们搬了十几次家，以为总算会在沧州定居了，但现在她爸爸又面临要重新找工作的问题。

过完年之后，我们可能还会去北京，有一个招收流动儿童青少年的中学，希望女儿可以在那里读书。可能未来三年，我们都会在北京，或者恰当的时间可能还会去浙江，或者再去深圳，或者来广州，我还不确定。

原本去深圳就是想简单过一个冬天，但参与了这些活动后，重新唤醒了心里的想法。

段玉与蔷薇姐妹共同演出新戏《从田野里走来》。（摄影师：马千里）

民生工作室：就是心里“蠢蠢欲动”了。

段玉：是的。有些歌曲本来已经不唱了，来到深圳后重新唱出来，又表演了戏剧，感觉心里痒痒的。这些歌曲，无论是最开始的表达，还是后面的发声，都需要一个舞台。我虽然很喜欢唱歌，但在家里几乎不唱。来到深圳、广州，在各种各样的演出中，我有一种感觉，从前那些歌曲就像是随风飘扬的花瓣或种子，落到了泥土里，被埋藏起来，一直埋着，突然在这个冬天在南方又被刨出来了，又能跟在风中，跟大家一起起舞，一起歌唱。

民生工作室：现在已经过了立春，春天要来了，它就要发芽、又长出来了。

段玉：对，广东的冬天就像春天一样，给人很多希望。

民生工作室：未来会在音乐路上给自己一个比较明确的方向或目标吗？

段玉：对，现在有目标了。跟姐妹们碰出好多想法，做了几场专场演出，创作了不管是个人的还是集体创作的歌，跟丁当（注：绿色蔷薇负责人）商量，我们未来的目标是做100场歌曲分享会。目标定出来之后，好像就有了一种希望。原来不能唱歌的日子里，跟大多数沉默的妈妈是一样的，因为有歌曲，定了这样的目标，就觉得只要有歌唱就有希望，生活就有奔头了。

段玉与蔷薇姐妹共同演出新戏《从田野里走来》。（摄影师：马千里）

民生工作室：打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明确的开始？还是说已经开始了？

段玉：广州那一场“音乐、女性、劳动者”个人原创作品专场就开始启动了，但不知道下一场会在哪里。希望有一个这样的空间，因为我需要这样的舞台，而且在这样的过程中，姐妹们之间会有相互的力量支持。来看演出的可能有一些年轻的女孩，她们可能会对我们好奇，我特别希望我们能给不同年龄段的女性，尤其是身处束缚中的女孩或妈妈带来一些光。

做专场分享会之前，我曾觉得这些歌好像过时了。但姐妹们鼓励我说那些歌都挺好的，可以尝试一下。

民生工作室：我觉得这些歌是能引起共鸣的，没有过时。

段玉：是的，我在大家的身上感受到她们是感兴趣的，所以有了继续的勇气。只要还能歌唱，就感觉还有希望。

还有一个是自己的感触，因为自己已经40多岁了，也会担心是不是不再适合站到舞台上去。

民生工作室：并没有。我觉得你很年轻。你看《从田野里走来》里，蔷薇姐妹们真的很放得开，令人敬佩。你可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

段玉：哈哈，是的，这次出来演出，感受到了“我还年轻”。姐妹们给了我很多力量。也很高兴年轻的女性们会对我们讲述的话题感兴趣。

我能感觉到这一次真的是一个很合适的机会，我能重新走出家庭，重新歌唱，重新走入公众视野。对未来，我现在还是挺充满希望的。

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实习生：杨梓涵（署名除外）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林琳 实习生：杨梓涵 
（部分视频素材由绿色蔷薇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赵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