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我们讲述的是
一场广州的无障碍社会实验

接近春节的广州，白天温度仍在20°上下。从北京、长春、滨州回来度寒假的林锐杰、李缘、武柄辰和孙乐绅，在经历了人生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冬天”后，格外珍惜专属于南方的温暖。

这时候距离他们从视障特殊教育学校毕业，与另外7名视障伙伴一同参加广州第一个“视障准大学生社会化衔接培训营”，也已经过去半年。

半年来，盲校之外的世界已在他们面前一点点敞开。他们尽力运用培训营强调的出行“四大法宝”和学习技巧，以及如何打开自己、向内探索、学会主动，进而探索这个“真实的世界”，获得不少新的体会和启发，也依然碰到了许多困难和挑战。

柄辰发现，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突发状况，还是需要自己去想办法解决。而乐绅则感受到，半年前埋下的一些伏笔正在日常里回响。半年后，大家再次回溯那段故事，想要展现的不是“被关怀”的瞬间，而是抛出一个问题：当“长期被守护在盲校里的视障学生做好准备迈向社会”，谁陪伴他们探索真正应对现实的能力？

很少人知道，过去他们的大部分时间被保护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和许多视障学生一样，大家接受的出行技巧培训都是基于一个完美的预设——也就是现实中的盲道都是完整连贯且不会被挤占的，路口的红绿灯都会有导盲语音提示，而非机动车不会进到人行道里。

可大家心里都清楚，走出盲校，一切都充满了不确定性——而一个看不见或看不清的人，无论是在物理环境还是在价值信念上都可能遇到“寸步难行”的处境。这时问题到底出在谁身上？好像谁都做足了，又好像什么都“够不着”。

他们独立出行的路上险象环生。

也正因如此，很多人谈论无障碍时，关注点容易停在“有没有”“像不像”“够不够”这些外显指标上；但一个具体的人走进现实之后会遇到什么、又该如何回应，往往缺少被看见的细节，只能靠个人不断试错。试错的结果是：有人试出来，有人退回去，每一次，都在回到原点。乐绅参与的那场培训营有可能让更多人跳出这个循环吗，它真的有用吗？

从特殊教育学校和培训营走向一个更开放但也更不设防的“外面的世界”，从“我是异类”到“我很正常”，大家在半年后回过头看，其实看到了很多没回应的挑战，以及更多的无障碍支持期待。显然，这片土地的无障碍支持还要走一条很远很难的路。但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当一个视障学生从盲校走出来，无障碍的衔接能不能更多一点、也更有效一点？

这是半年后，大家回溯这场社会创新实验时想要寻找的答案。

18岁前几乎没有
独立走出过家门

2025年7月12日至18日，广州沙太南路的一个创意园，9名来自广州、2名来自外省的视障青年在高考后汇聚在此，参与广州第一个“视障准大学生社会化衔接培训营”。这里有广州市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心（以下简称“合木”）的大本营，有合木探索视障人士创新就业的手心咖啡店。

巧合的是，距此不到3公里的地方，是广州市启明学校（即“启明学校”，十五年一贯制公办特殊教育学校）的老校区——9名视障青年的童年与少年时光，几乎都在那里度过。也是在培训营中，不少视障青年提到过同一个事情——高中毕业前，鲜有机会走到“真实的世界”里。

锐杰是其中一名培训营营员，很小的时候便患上眼部肿瘤，一开始在普通幼儿园上学，6岁后视力仅剩光感，后来连光感也消失了，成为全盲者，7岁进入启明学校，开始超过10年的寄宿学习和生活，人生轨迹和许多盲校的学生重合了起来。

他说，自己在18岁以前几乎没有独立走出过家门，但并不是因为学校没有教独立出行。实际上，国内盲校（特教学校）一直有开设定向行走的学科课程，而且一般从小学阶段开始。其中，启明学校的定向行走课程贯穿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内容包括知识技能、室内行走、室外行走、校外行走等。

锐杰回忆道，自己学校在小学阶段也开设了定向行走必修课：一至三年级的孩子们在课堂中学会“时钟定位法”、走直线，练过窄道、找寻失物等；四年级的孩子开始学习使用盲杖。至今他仍熟记老师们教授的“两点法”探路：“让杖尖在身前左右点地，落点位置在时钟对应的11点和1点处。”

锐杰（左二）和他的伙伴一起参加培训营。

这些支持有没有用？有用，但这种有用更多停留在安全的校内：在特殊教育学校，盲道贯通到学校里的每一个角落；转角处也贴心地贴上了防撞条；行走时大家都会以掌声互相示意，以防相向的同学相撞，包括锐杰在内的视障学生，能在校园内自如行走。问题是，“校园里会走”不等同于“能独自走出去”，而学习也不应该是为了在校园里行走。

现实中，不少视障伙伴告诉记者，“从理论上学过来的有时和实际离得很远，像过窄道，你学的理论放到现实生活里不实用也用不好，到最后你还是得悟出自己的方法；又或者盲杖的两点法，去到复杂的环境里敢不敢施展开来是个问题；导航又是另一个问题……”

当一边是大家都以为视障学生学了出行，另一边是视障学生学的用不到生活里，大家很容易就会“怪罪”或“得出结论”——融合是不可能的。

盲校里和盲校外，是截然不同的无障碍环境。

启明学校副校长布文峰有30多年的教学经验，对于独立出行非常重视。他说：“对于想要实现独立自主的视障学生来说，独立出行最为重要。无论升学还是就业，对方首先要考虑的肯定是你能不能独立上下课、上下班，其次才会考虑你能不能真的适应学习和工作。”

目前的无障碍环境跟理论上的是完全不同的，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意识到“实践中有用”对一个视障学生将来走出社会的重要性。现实中的部分情况，是大家在定向行走课上投入不够，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少运用。

布文峰举例说道：盲校老师都要学习、掌握导盲随行技能，有时候老师带领学生的时候，没有很好地运用这些技能，学生往往也很少主动提出“好像不适合”，同时，定向行走课程的训练场景大多在安全的校内，缺少针对性，“学习的东西不用于实践，那就等于白学了”。

与此同时，真正对独立行走有需求的应该是初高中的学生。布文峰认为，定向行走的教学有必要至少延伸到初中，如果能延展到高中则更好，希望大家多做推动：此前，启明学校还曾对初中有需求的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训练，但承担定向行走教学的体育老师本身要承担许多体育特色项目的训练任务，逐渐便没有了余力承担额外的定向行走教学。

一位盲生走进了普通高校。

不过，即使是把学校的课程延伸到高中阶段，学生们的定向行走能力也未必能如想象般提升。启明学习并不是没有关注到视障学生们的训练场景与现实接轨的重要性，但有业内人士表示，在校内打造真实的生活场景成本不菲。

走入真正的生活场景，是一个相对可行的方法。布文峰坦言，大多数视障学生从小到大都住校，只有寒暑假回家才会有更多外出的可能：“要提高他们的行走能力，要在家庭、社区中将学到的知识进行运动、巩固，所以很需要家庭的推动。”

但这时候，教育应该是双方的责任，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家长既然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读大学、走出这一步，和大家一起帮助孩子走出去，运用技能，但很多家长一方面自己忙，另一方面又不放心，而且大家都怕出问题”，所以当大家希望为视障学生提供更多实际场景的训练支持时，能否先让大家不怕遇到问题，这点很重要。

而当下最大的问题是：在学校和家庭都很难迈出下一步时，这种衔接如何填补，而这种衔接又是真的需要吗？

盲校教学楼。

他们通过考试走向更远的地方
可是，走出去充满困难

如果是依据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盲人出路”的标签想象——“盲人按摩两点一线，常有社会关爱陪伴出行”，的确有的人会想：出行真的必需吗？

可现实并非如此。

时间回到2023年，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的记者林琳在一场残疾人诗歌朗诵比赛上被《那一年，中国青年正十八》深深感动。那是三名十八岁左右的启明学校学生的表演，表演者正是彭香香、李文清和孙乐绅。

在这些青年身上，林琳感受到一个青年的活力以及开放探索的生命状态，后来还和正在备考普通高考的高二学生彭香香成了朋友，并开始了解一个视障学生在升学上可能遇到的困境与期待。

彭香香（左一）与两名视障伙伴李文清、孙乐绅（右一）朗诵《那一年，中国青年正十八》。

一年后，2024年，彭香香成为广东首位文化类（非术科）普通高考获报读本科院校资格的全盲考生，一时间受媒体聚焦。然而，很少人意识到，对包括彭香香在内的视障学生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链。

自从2014年中国首位盲人参加普通高考后，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盲校学生敢于闯出来，“尝试走进”非特殊教育类的“普通高校”，“回归一个普通人的状态读书”。可在大家迈出这一步时，太多的问题和挑战夹在盲生和普通大学间。当彭香香得知自己考到512分时，除了兴奋，也有担心。

彭香香参加普通高考，受到媒体关注。

“之前并不是没有过视障学生普通高考考上普通大学分数线却被学校拒收的故事。外人看是‘励志’，但视障伙伴看却可能是‘冒险’。”有一线工作者指出，“普通高校大多是以‘健全视角’建设的，没盲道，没辅助阅读工具，大家都觉得这种环境里，盲生是适应不了的。考试提供合理便利也就半天的事情，但盲生一进学校就是四年，谁都不敢冒这种不可控的风险。”

值得关注的是，有的信心和信任也需要视障学生和社会多方力量一起创造。

一位聚焦残障领域的学者指出，“我们发现定向行走被很多视障伙伴视为走出封闭环境的基础能力，但这种能力光靠在盲校的完美环境里学还远远不够，但这也是能力储备之一。”也有视障学生表示，除了定向行走，“我们需要在心态上武装自己，学会怎么面对真实的障碍，客观地看待自己和他人的不同，但这些往往很难在盲校学到”。

校园很美好，但社会才是视障学生的“下一站”。

“当盲生自己展现出一定的真实环境融合能力，这时才能进一步推动社会的接纳。”一位公益人士表示，“这也意味着，融合是盲校模拟不出来的，包括定向行走能力也是，你在盲校学的那一套，适用于盲校，但不一定适用于社会，这时，谁来提供转衔支持呢？大家提到无障碍环境想到的总是而且只有硬件，但不应该只有硬件。”

也是2024年，为了提前破解高校不知如何接纳视障学生的担忧，民生频道链接启明学校以及彭香香考进的广东金融大学，开启了多方支持香香在普通高校实现无障碍学习与生活的尝试，包括提前一周入学适应——这是外部的“奔赴”。与此同时，被录取后，彭香香不远千里前往上海参加公益机构金盲杖的视障准大学生“预科班”，提升自己的各方面社会能力。

那一次，彭香香有了充足的底气探索自己的社工专业发展。但这些“幸运”可以复制吗？

民生频道当时联动多方一起围绕普通学校的视障学生融合具体问题“见招拆招”。

其时，民生频道了解到，该预科班在全国招收名额有限，不是所有广州的视障准大学生都有机会参加。与此同时，大多数视障学生从小学甚至是幼儿园开始便一直在特殊教育学校住宿，突然间要去向全国各地独立学习和生活，需要接受独立出行和其他相关学习生活技能的培训。不少人心里清楚，有些“幸运”是“等不来的”。

于是，2024年年底，民生频道继续在启明学校发起了一场“视障学子升学路”研讨，邀请高校、政协、人大相关代表以及公益机构参与讨论，探讨如何做好“土壤”，支持更多视障学生顺利“走出去”，其中就有长期关注、支持视障人士的合木。也是那时候，启明学校、民生频道、合木已经提出了挺多关于未来可以怎么支持视障学生的“想象”。

“视障学子升学路”研讨

2025年5月，十余名启明学校的学生考上不同大学，即将去往北京、长春、滨州等地。民生频道、合木在启明学校的指导下，对大学生们开展一次问卷调查，发现视障学生高考后面临社会衔接难题：

大多数视障学生十几年来也没有独立出行的经验，甚至基本上都在学校住宿，极少踏出校门、家门。以彭香香为例的视障学生，在近一年的大学生活中，才能显著提升独立出行能力。

他们长期处于视障社群中，对于社会的认知更多来自网络或者其他人的经验，而少有直接经验。因此，他们对于即将面临的独立出行感到焦虑，对陌生环境的未知障碍感到恐惧，对于融入大多数为健全人的社会束手无措，与此同时第一次强烈意识到自己的残障身份以及其背后的含义。

他们在克服多重障碍后为自己走出一条升学路，面临新的挑战时能否有足够的勇气和应对的策略？

答案是“不确定”。

2025年6月，民生频道和合木邀请视障导师和包括香香在内的视障学长、学姐共同制定培训营课程，发起“视障准大学生社会化衔接培训营”，在本地招募视障准大学生免费参与1周课程，为其提供集中住宿和相应培训，颇有意思的是，在招募发出后，包括柄辰在内的两名外省视障学生也报了名。

2025年7月12日，培训营在手心咖啡正式开营。

视障学生面对的障碍
不是简单粗暴的一个“盲”字

对于有的人而言，改变是从报名培训营前往1500多公里外的广州开始的。

来自河南省的柄辰小时候由于免疫力下降感染病毒导致眼底出血，又因为没有及时准确诊断病因，结果视网膜脱落，视力严重退化，“大多数情况眼睛只有光感，但也不太稳定，偶尔看东西会稍微清晰一点”。

出于对不同地方风土人情的好奇，他在初中就有了独立旅行的愿望，并和家里人讨论了自己的想法，“当时他们不放心我自己一个人，所以寒暑假出游，家里总是全员出动”，而即使是去离家较近的地方，家人也不让自己单独外出。

高考结束后，想独自出去看看外面世界的想法又开始在柄辰的心头雀跃。当得知广州即将开展社会衔接培训营时，他又一次告诉家人想自己前往外地，结果家里人的第一反应是不同意，“他们觉得去那么远的地方有危险，担心我自己出行的时候会不会受伤，在外面吃饭怎么解决”。

培训营现场。

这一次，铁了心要走出去的柄辰选择了“先斩后奏”，确定报名成功后才告知家人，“在我的坚持和游说下，他们勉强同意了”。令柄辰印象深刻的是，哪怕是自己“先斩后奏”了，实际上，父母依旧很难放下心来——培训营前一天，父母把他送到火车站，一直叮嘱他路上注意安全、遇到问题及时跟他们联系。

但这趟六个多小时的火车旅程，成了他独立面对真实社会的第一次实践课。“问题不是不能解决的。遇到问题了我会先尝试自己解决，如果解决不了我就求助。”虽然预设了自己会被拒绝的结果，但柄辰发现，人们的反应比自己想象的更积极，“比如路途六个多小时，上厕所成了问题。当我向邻座的乘客求助时，他们很乐意地帮了忙。”

学习在窗外、他人即老师，世界是教材。这一段“冒险”让他发现，现实确实会出现很多自己根本预想不到的情况，但也并非不可解决——

这些都变成了他的提前课。

地铁出行。

在过去的想象里，无论是视障人士还是公众，不少人对于“无障碍”和“视障出行”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认知，提到这些内容，想到的只有“看不见”“盲道”“盲杖两点左右扫”“社会同情关爱”等等，但实际上，“无障碍出行”涉及丰富的技巧、场景和细节，这些都是可习得的，关键在于找到“四大法宝”适用真实场景的方法论。

在实践中找到解决真实问题的方法论，也是那场培训营的核心要义。

在培训营中，被邀请作为助教，正在广东金融学院修读社会工作方向的彭香香告诉记者，盲道、盲杖、导航、求助可以说是视障人士走出家门的“四大法宝”。然而，从出门的那一瞬间起，他们也面临这四大挑战。“这四大‘法宝’中盲杖是最靠谱的，从不坑人，除非它壮烈牺牲了。”彭香香开玩笑说道，“盲道和导航都可能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视障朋友的教科书式出行是：走在盲道上，一手持手机，打开导航软件根据提示前行；一手持盲杖一端，放置在身体前方，向左右连续扫动，轨迹呈扇形，确认前方有无障碍物。如盲杖没有扫到障碍物即可持续前行，如果有障碍物，则停下来用盲杖向障碍物左边空间扫动，确认无障碍后继续通行。遇到实在无法解决的情况，才会向经过的路人求助。

所有人都知道，盲道是为盲人出行设置的道路，但这个认知在大众心目中往往停留于概念而不是现实中。一名视障朋友曾无奈诉说城市盲道存在种种隐患：盲道高低不平、坑坑洼洼，甚至容易打滑成“陷阱”；铺设不规范，盲道“有始无终”，不知路向何方；单车、电动车占领盲道，让盲人无路可走……对于明眼人来说，避开危险是很简单的事情，但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往往要“撞到南墙”才能“回头”。

因为只靠盲道不靠谱，而且许多地方并没有盲道，许多视障朋友已经不执着于跟随盲道，而是更依赖于手中的盲杖和导航软件。

如今不少视障学生都知道“四大法宝”的存在，但每个人对这些“法宝”的熟悉程度却不尽相同，也缺少在实际中验证的机会。

据了解，在培训营开启前，每位同学用盲杖的习惯和时间长短不一样，有的常用盲杖，有的同学好几年没用过盲杖，有的能用盲杖左右找路但怕盲杖打到别人；而导航，也并不是很多人经常用；“四大法宝”用在生活里具体还会遇到什么问题，鲜有人体验过，更别说解决问题了。可以说，大家对于四大“法宝”在无障碍出行中能不能奏效，是不清楚的。

与此同时，不同的视力障碍程度在生活中遇到的挑战，也有可能是个性化的。

公众概念中的“视障”往往等同于“视力尽失”，事实上，视力障碍存在不同的级别。根据《残疾人残疾分类和分级》国家标准，视力残障分为四级，主要依据最佳矫正视力和视野半径判定，具体分为盲与低视力两种。

“盲”有一级和二级两个级别。“一级盲”指最佳矫正视力低于0.02，或视野半径小于5°，包括无光感和能感知光但无法辨认物体形状。“二级盲”指最佳矫正视力在0.02~0.05之间，或视野半径小于10°。

低视力有三级和四级两个级别，包括近视和远视。“三级低视力”最佳矫正视力在0.05~0.1之间；“四级低视力”最佳矫正视力在0.1~0.3之间。低视力人群中，可能保留部分视觉功能，其中视力较好的可通过放大设备进行阅读。

不同程度的视力障碍者在无障碍出行所遇到的挑战，并不总是呈“线性相关”的。有时低视力者也会面对“很奇怪的问题”，这些没有提前“打底”，无障碍便无从谈起。

最初培训营初拟的课程，后来因时间太密集，有些可能作了调整。

现实当中存在各种各样“出乎意料”的情况。理想状态下的无障碍出行理论，和现实往往不适配。为此，在培训营中，合木密集开设了多种场景的出行实践，让视障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直面真实的出行环境，并邀请了一些视障伙伴作为导师和助教，带“学弟学妹”们寻找自己的无障碍方法论。

培训营开营第二天一大早开始，大家便开始通过密集的真实环境演练，在实践中不断重复使用视障伙伴口中的“四大法宝”，不断积累自己的“肌肉记忆”，让理论方法不再服务于理论环境，导致自己出行时与现实格格不入，而是内化成自己的经验，去解决实际的无障碍问题。

也是在那七天里，大家开始“试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培训营，大家开启了很多的第一次。

把方法“走出来”
在试错中把底气“熬出来”

不试还好，这一试，一个视障人士走进真实环境所遇到的挑战，接二连三冒出来了。

如果说培训营是一场“试错”的实践学习，那么，在这场实践学习里，最重要的或许是看见每个人的特殊性，看到无障碍并不是一个“通用标准”，而是“个体支持”。当个体遇到各种状况叠加，该找到哪些办法回应问题，是大家在这个过程中的重要学习点。

实际上，7岁进入启明学校的锐杰在六年级时还经历了一次“命运的玩笑”——那一年，因为脑出血的后遗症，他的左手腕以下感知觉变得很差，而且基本无法动弹，左手只能做一些简单的动作，以至于无法一边手持手机听着导航，一边拿着盲杖行走，这也是他升入初中、高中后仍没有独立出行机会的原因之一。

在培训营的出行实践中，有一次，锐杰在距离地铁口不到五十米的酒店门口出发，攥着盲杖，走到半路的肠粉店门口时成功辨认了自己的位置：“我闻到肠粉店飘着酱油香，还有地铁口冷气的金属味。”然而，当他想循着气味而去时，混淆的味道让他失去了方向感，他试图退回原点，来往穿梭的电动车又拦住了他回去的路。

锐杰（合木供图）

在不到五十米的小路上，他徘徊了半个小时，直到在一名路过的婆婆的帮助下才重新找回方向。那一次，他要在不知晓有志愿者陪同的情况下，完成独自出行、前往抽中的商场打卡的任务。

这是锐杰遇到的问题，以及“走出来”的体验。值得关注的是，重新找回方向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不止一名视障朋友证实了，在实际出行时，他们时常在避开障碍物后便陷入失去方向的迷茫。而即使能很好地使用导航软件，找路也不总是奏效。

李缘是远视，视力0.05，“能看到一米左右事物的大致轮廓”，但她看不到脚下近处的路，尤其害怕台阶，在培训营所在的园区就摔了三次跤，甚至摔断了一根盲杖。

最后一次出行课上，依靠盲杖和导航，她顺利到达目的地附近的地铁，从地铁站出来后，随着导航“右转90°”的引导，她朝着草坪走了过去，急得旁边正在吆喝客人的大叔急忙拉住她，“美女，往这边走”。

好不容易回到了正确的路上，李缘又遇上了新的问题：手上的盲杖左右敲击，传来了一声声“碰壁”的声音——前面好像没有路了，但导航此时仍在反复提醒她前方20米右转。她继续向前，试图探出路来，却撞上了柱子。

李缘也在出行上遇到了实实在在的挑战。

有时，导航不出问题，现实的情况却往往又对她“刁难”起来。

终于走上了前往商场的最后一公里，李缘在狭窄的人行道中用盲杖左右探寻，避免撞上左右两边的自行车和电动车，但前方却时不时出现几个“庞然大物”，几辆车赫然停在各个路口，将封闭的路口当作停车场，截断盲道的前路，她只能凭借模糊的轮廓艰难地绕过那些车辆。

走到中途，她却发现，盲道突然拐了弯，但弯道的尽头是个围栏，走不过去了，“后来志愿者姐姐跟我说，那里是个池塘，前面没有人行道了，只能走下面的车行道”。

终于，导航显示距离商场还有150米，她只要过了马路再直行一段路就能到达商场了。但在导航的指引下，她却略过了斑马线，径直走向了不远处正在等待红灯的车辆前方。走到马路中央，她发现自己走不过去了，前面全是护栏，当找到入口时红灯转绿，她只能站在护栏中间，“当时我手都冒汗了，我真的很害怕”。

等到人行道的绿灯再次亮起时，她却被两边的车流包围，左边和右边各有一辆电动车冲过来，只模糊看到右边电动车的她本能地一闪，撞到了左边的电动车上，身上青了一块。

终于成功进入商场，导航在室内失了灵，她只能隔几十米询问一次路人或者店员，但每次得到的回答都模糊不清。她一次又一次地在同一个地方打转，一次次地错过对应的店铺。

等到她匆忙中完成了打卡任务，准备打车回程时，发现进商场难，出商场更难。她找了许久都没有找到下楼的扶梯，在原地转了几圈后，不得不找路人帮忙。下了楼，她却发现这与进来的地方并不是同一个地方，上车点距离她还有500米，司机已经快到了且不断催促她上车点不能临停。这个时候导航再度失灵，着急的李缘在路人的帮助下到达了上车点，穿过扎堆的电动车挤上了车。

培训营设置了丰富的出行实战训练。

那七天里，大家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锐杰和李缘遇到的问题。

大家还试过遇到停车场的栏杆降下时，向下而非向上探索的盲杖探知不到危险；也试过各种导航在给自己导航过程中创造的“惊喜”，比如找不到无障碍入口，没有夹角提醒或者不够精准，最后十米定位“找不着北”；点餐小程序用不了读屏软件；商场没有无障碍引导，电梯和扶梯都没有方向和楼层的引导，而购物找不到店更别说扫码购物；而打车的真正挑战不在于叫不叫得到车，而是视障伙伴怎么知道到达上车点的车在哪……

解决问题，有很多种“土方法”以及“好方法”，大家不断地试错，也不断积累经验。

颇有意思的是，也是在那七天里，大家一次次地经历难题，但也一次次创造和共享自己的解法，或者验证“求助”的确能解决问题。

于是——

“盲杖是自己的眼睛，要在包里备多几根盲杖”“每个人要结合自己的习惯，创造自己使用盲杖的方法”“通过各种声音去判断环境”“多用几个导航软件”“进商场要用嘴巴问，或者用Be My Eyes、豆包辅助指路”“学校里熟练使用NVDA（读屏软件）大有用处”“当网约车到达位置后，请司机鸣笛，迅速通过声音识别方位”……

这些都是培训营七天里，导师、助教和大家一起不断梳理的自我经验和方法论。这个过程中，很多问题依旧存在，但大家“熬出了”一些面对问题的底气。

此外，除了出行课，在培训营里，当过手心咖啡店店长的韦琳跟大家聊大学里怎么探索职业方向，还分享照料导盲犬的小窍门；社会工作专业的香香分析大家未来社交时可能会有的心理困扰；芳疗师金兰结合怎么穿得体，分享和人交往的细节；创业者静睿则列举了视障者可尝试的六种就业方向……而演讲表达课和大学社团模拟活动，则邀请了学员们分组扮演“社长”与“新生”，告诉大家“我可以创造自己的校园生活”。

7天培训营之后，大家发现自己的出行能力有明显提升。有学员表示，“一是我敢出门了，二是遇见一些复杂的路况，我有解决的方案了。比如过红绿灯的时候，如果我分辨不出是什么灯，我可以询问别人，或者通过手机软件来寻求帮助。”

不少学员的确从中获得了更多支撑自己出行的勇气和智慧。

后来再回忆起这段经历，曾经在出行问题上“先斩后奏”的柄辰感受到的则是——培训营带来的变化也改变了家人的态度。培训营结束后，父母到火车站接他回家并问起了7天的经历。柄辰明显感觉到父母观念的改变：“他们开始相信我能做到一些以前他们觉得我做不到的事，比如独立出行、自己照顾自己。”

2025年7月25日，当柄辰又要往外跑，报名参加上海的金盲杖视障大学生预科班时，父母的反应已经截然不同，“他们变得更积极了，而且也不再那么担心”。从上海回家后，他更清晰地感受到父母的变化：“以前我做什么事，他们都会反复叮嘱我该怎么做，现在他们就没那么操心、‘唠叨’了，愿意放手了。”

从勇敢走出去
到“我本该如此”

身体“走出去”，让包括家人在内的他人相信自己“走出去”也没什么问题，往往只是走出去的第一步。现实中的无障碍环境总有不完美的地方，而当不完美的那个细节“卡”住了视障伙伴，当“盲道”“盲杖”“导航”都没办法发挥作用时，最后一个法宝——“求助”，或者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互助”——便显得尤为重要。

“互助”并不是人生的偶然行为，却是当下无障碍环境里的日常。

可当“互助”成为日常，人们往往便要面对一个更加直抵内心的问题——当遇到十字路口时，障碍是源于自己的“残障”还是没有无障碍的环境；有障人士打车出行属于给别人添了麻烦，还是说本来就是个正常事情；而一个有障人士对环境提出无障碍需求时，算是请求还是正当要求——“我走出来是为了摘掉标签，可为什么却在寻求帮忙时强化了标签”？

在传统的观念里，人不能示弱，否则我们怎么继续相信自己的不同是正常的，求助是有“额度”的，去询问他人等同于自我“缺陷”的暴露……所以，那七天，大家也在不断与“求助”和解，与背后的关于残障的身份认同乃至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和解。

乐绅右眼视力为0，左眼视力为0.02，只能看见面前模糊的影子，而且视力还在慢慢变差。刚到培训营时，他的外向、开朗、聪明一下子就为他赢得了很多的关注和喜爱。培训营前几天，他会主动和陪伴大家的志愿者交流，和一起参加的小伙伴们轻松又自在地闲聊，每天都很轻松、活跃。

“我觉得任务没什么难度。”乐绅一开始说，“我与健全人的区别也不过是能否看清脚下的台阶以及广告牌上的字罢了。”和其他完全看不见的同学相比，他觉得自己有点“开挂”，甚至主动用口罩当作眼罩蒙住了自己的眼睛，使用盲杖来探路。“我觉得这样比较公平”，他说。

然而，2025年7月17日，在培训营的“终极任务”——独自前往商场打卡中，他抽到的商场太大，顺利到达后的乐绅一直找不到扶梯，问路时路人态度颇为敷衍，无障碍软件也无法快速准确地识别商铺，而在走进某个商场后，却遭受了一个店员的责难——当他在一家店铺前用手机确定是不是目标店铺时，一个店员指着他，问志愿者：“他进来干嘛？”乐绅刚想解释，店员接着用更尖厉的声音说：“喂，快把他带走！”

“我想大概是把我当成碰瓷或是乞讨的了，我立刻转了身，想要离开这片是非之地。”乐绅说，自己仍保留的那点微弱视力，在那一刻几乎派不上用场。之前那种觉得自己和健全人“差不多”的想法，显得那么自欺欺人，像是视障者的自卑作祟，它告诫着我“因为你看不见，给人添了麻烦，所以你理亏”。

他立刻转了身，只想逃离。握着盲杖的手心冰凉，感觉自己的勇气也像折叠起来的盲杖一样，被压得粉碎，正如他此后写下的文字：“店员的声音像针，猛地扎下，狠狠刺破了充满气的尊严。”

任务结束后，大家聚在一起复盘。乐绅有些沮丧地问：“其实我一直对自己的身份有着高度的自洽，我一直不认为我是个盲人，因为我是低视力，我可以走得很快，我可以很方便。但是今天我碰到了很多人，我问他们，他们不回答我，他们无视我，有的随便指着路，好像不是很用心。所以我现在又是盲人了，我觉得很矛盾，我应该怎么在盲与非盲之间做到一个自洽呢？”

乐绅找不到自己的“标签”，徘徊在“盲”与“非盲”之间，面对他人的不理解以及发难，提问在发生前就被冷漠挡在喉咙里——这时候我的身份是什么，我的提问和寻求帮忙的正当性在哪里？

乐绅陷入了困惑，志愿者也在复盘讲述这个事件时哭了一场。可是，也是在复盘中，作为“过来人”，同样是低视力的助教泽宇也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他用自己的经验开导乐绅——虽然基本不用盲杖，但他会有意识地把盲杖带在身上，因为有盲杖这一身份象征，可以提高一些做事情的效率，比如找店铺、过安检。泽宇还强调道：“当外界的人怀疑你是不是盲人的时候，你要坚决说，你就是个盲人。”

不是强调“盲”这个字。实际上，这句话是说，人与人之间看见彼此面对的障碍，获得互助和支持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不是祈求，也不是强化标签，而是承认人是不完美的，是可以被善意支撑的，这才让我们彼此获得更丰富的韧性面对错综复杂的挑战——当遇到挑战，和身边的人一起回应挑战，才构成了完整的彼此。

这个关于自我认同的答案，在那一天，并没有全部完成。实际上，培训营的七天高密度课程里，一直穿插了回应关于自我身份认同的互动，但大家心里都知道，这个答案需要时间酝酿，才会冒出生活的水面，在此之前，它都像是一些“大道理”。

培训营现场（图片来源：合木）

头几天的下午，培训营专门开设了个人成长与残障意识的自我探索课程，其中包括了漫步人生路、自我接纳、认识“受害者”心理与如何对自己、他人负责任。曲栋作为课程分享者，和学员们做了不少互动。其中“漫步人生路”带着大家一起去演绎自己的每一段人生路程，而对自己负责则是跳出被环境卷入的“情绪”和“焦虑”，去客观看待挑战面前的自己，如何理解“我可以做什么”以及怎么理解“挑战之于我是什么，是负担还是其它”。

最终，乐绅面对的不仅仅是关于低视力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每一个不同的人面对不同的环境的评判时，学会不再理解为“我被环境和外界评判了什么”，去找到“推动我一直向前走，我在成为我自己”的那个线头，并获得更大的底气和技巧面对阻力。

陪伴乐绅经历了商场那一幕的志愿者，也在当天晚上给他发了一段长文，她说：“你问了一个路人（前期询问求助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复），她没回答你，是因为她是外国人听不懂……你很勇敢，祝你一直拥有这份勇气。”也就是说，求助受到了阻力并不等同于求助的正当性被判定“全无”，而是告诉自己可以去推动下一个行动发生，以及对挑战发声。

乐绅（右一）（图片来源：合木）

自我认同的答案需要时间，但如果能身处一个安全而有能量的场域，这个答案至少能更容易探索一些。就在2025年11月，合木的项目官，也是当时培训营的助教之一张志军在一次交流中分享道，拥有罕见病、熊猫血等特质的自己在日常遇到一些事情时会把向外求助视为自然而然的事情。但求助算不算一种示弱？志军并不这样认为。

他说，世界自然而然就是由互助构成的，我向人求助，也是给别人帮助我的机会。无论对残障人士还是健全人士，承认局限性，相信人是互助的社会动物，会不会也是自我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这是一场漫长的学习，需要同温层不断互相验证和推演答案。实际上，在培训营之后，乐绅也在自己的公众号里分享了自己的思考。他先是用一个和解的结尾，表达自己的接纳和释然。“然而，这真的是全部吗？”当有人发问后，他认真地重新检阅了自己的内心，“不是的，我的愤怒和不平并没有消失”。

他在文章的修改版中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坦诚地写出了在商场遭遇的伤害带来的疼痛，写下店员声音带给他的伤痛依旧难以忘怀，“至今碰着还泛着疼”。“我没打算原谅，不是记仇，只是想诚实面对——有些伤害就是会留下痕迹。”

他在公众号里写道：这种“不友好”背后是整个社会对“无障碍”认知的缺失，是盲道被占、语音播报失灵等日常忽视的缩影。盲杖敲地的声音应该像皮鞋踩地一样自然，店员该问的是“需要帮忙吗”而不是“快把他带走”。他希望有一天，视障者不再因为别人的一句话就想逃进黑暗里。

完成新的结尾后，他畅快地说：“原来我能为我们发声。”而发声，既是为了无障碍的正当权利，也包括告诉更多人听：

求助具有天然的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源于我承认我的价值，也承认我会面对我的障碍，而人之所以为人，正因为我们总是彼此互助，才能回应环境给每个人的巨大挑战和变数。

在培训营最后一天，乐绅和柄辰发表了一段演讲，很受触动，但听完乐绅最后那一句表达的人都知道——这场培训营想要推动的事并没有完结，一个个体的无障碍需要“全人”的培育，而这个培育探索需要时间也需要环境和土壤支撑，来寻找那些张力背后的答案。

也有人想到，这一届视障学生是拥有了这短暂的支持，可下一批呢？

乐绅和柄辰的演讲——商场的那根刺，一直都在……

未来的路，在哪里？

半年过后，再回看培训营，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个公共议题的推动往往会在迈出第一步时，“更多问题和挑战的存在就会接踵而至涌上来”——正因为大家开始思考视障学生的盲校与社会融合之间的衔接，接着，有人会想“这些支持能触达到更需要支持的人吗”，有人会说“这些支持真的能完美解决所有问题吗”，还有的人会思考“这些支持如果有用可复制吗”……

“对视障伙伴来说，出行是接触社会、打开自己、完成身份转变的重要方式，在培训营中，我们最期待的是他们能将出行训练真正应用到四年校园生活中。”

在合木创始人刘颖璋和“视障准大学生社会化衔接培训营”负责人林欣看来，在培训营短短的七天里，大多数视障学生身上的确能看到一些变化，但这也仅仅只是一个开始：与其说这七天里提升了什么技能，解决了什么难题，倒不如说暴露了什么问题，发现了什么路径，在解决问题中积累生命经验，这也是一种重要的衔接。

与此同时，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探索必须有延续和迭代才有意义，而“延续”和“迭代”在发生之前，首先需要回应的是一系列的具体挑战。

而第一个问题是——七天真的可以为一个视障学生的过渡做好衔接支持，并回应不完整的无障碍环境下对一个个体提出的挑战吗？

值得关注的是，合木一直有开展对残障群体的全人发展支持，在支持盲校学生衔接前，也有持续面向视障群体开展训练营。刘颖璋坦言，“视障伙伴在训练中获得的自信感在回到普通社会后可能遭受打击，以往曾有学员脱离训练营环境后就失去了出门的动力”，因为某种程度上，培训营赋予的个体勇气与社群温暖，在深层的结构性壁垒面前仍显脆弱。

“培训营”并不是一个万能的答案，但个体面对的“无障碍挑战”一直都在。

在培训营之后，视障同学们半年的独立生活一如预期般遇到了不同的困难：“‘四大法宝’没几次是完全管用的”“AI认路没有一次指对路”“培训营时间还是有点短，感觉还没准备好就结束了”……此外，左手手腕以下知觉微弱的锐杰，面对针灸推拿这一视障者“保底技能”的狭窄就业市场时，依然步履维艰；乐绅对针灸推拿专业感到“挺惆怅”，兴趣在写作的他，计划以针灸为主业糊口，以写作为副业调节情绪，但一切都充满未知。

此外，有的视障青年需要回溯家庭的结，有的需要寻找自己与“障碍”之间的关系。在个人成长与残障意识的自我探索课程中，大家越发意识到，七天更多是一个“伏笔”，而不是“答案”，但这个“伏笔”如何逐渐打开却是个问题。

其中，乐绅对于“身份”，一直希望寻找或者推动一个答案出来。他说，“在这个残健融合的大环境下，我觉得合木可以更大胆一些，少谈残障，然后多让我们觉得自己跟健全人一样。什么是残障，什么是健全？我觉得在这个时代，每个人都面临自己的障碍，只是我们的障碍更加外显。我们希望的是从根源上改变残障人士就是弱者的情况。”

从具体的出行技巧问题到形而上的身份认同问题，实际上，最终都会涉及一个青年自我发展和创造的内驱力，它需要回溯自我的生命历程，梳理自己的成长线索，在关系、经历和交流中逐渐找到脉络。而公益力量和这些“努力尝试走出去”的青年如何实现彼此的“相信”，谁来持续保持交流，培训营组成的社群能否成为互助成长小组，谁来推动，这些都是问题。

培训营需要有后续，这个后续并不缺“资源”，但缺主动的连接。

上一个问题，是聚焦到个体的深度。而下一个问题，则是关乎更广阔的个体的发展。

不少工作人员、志愿者表示，和过去接触的非应届视障青年比，第一期培训营的学员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较好的受教育程度，心态更加积极、主动、开放，表达和谈吐上也更能展现自己。但与此同时，大家也发现了一个问题：“更多‘普通’的视障学生，是不是更加需要这些衔接支持，谁来触达他/她们”？

一位志愿者表示，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大众应该看到更多不同状态的视障人士——更多视障学生被困在更“基础”的困境中：有的从未走出家门，被“你不行”的声音捆在舒适区；有的即便迈出脚步，也因长期缺乏家庭支持和社会接触，连“我可以尝试”的念头都难以生根；此外，下一届即将到来的应届生又会有衔接培训营支持吗？

“培训营的开办其实有肉眼可见的成本负担，这些成本上一年有额外的公益组织筹款资源兜住，今年又怎么办，酒店、人力这些都是钱，如果要持续办起来，而且只有持续办起来，衔接支持才知道怎么迭代。”也有志愿者表示，希望培训营可以继续校社联动，为本地视障学生提供完整的衔接能力支持，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让那些“不敢走出来的学生”可以接受这一基础赋能。

曲栋则分享道，“他们被困在起点，需要的不仅是心态引导，更是从‘被保护’到‘能独立’的漫长松绑”，因此，国内视障者成长支持需构建贯通的支持生态：特殊教育学校提供基础教育与安全保障，社会机构则利用灵活性和可控风险承担能力，提供“大胆推动”式的深度社会实践、心理突破与社群联结，希望接下来国内可以推广自立生活中心等培训营模式，为不同年龄段残障者提供生活技能训练、自我接纳和认知课程等常态化支持。

看回开营和结营的照片，可以感受到大家的生命状态都在“打开”，但这个“打开”如果没有后续，或者没有面向更多视障学生，就会失去它很重要的意义。（图片来源：合木）

这一场社会创新的实验同样面对许多变数，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但在文章的最后，我们继续想要抛出一些问题，期待在提问中，让公共议题可延续，从过去一年的感动，过渡到新一年的新的行动，我们相信，提问创造可能，而行动，推动创变发生——

更多的问题需要讨论
一起见证这一场探索的答案——

欢迎围绕视障学生发展
一同发起更多讨论
一同寻找答案
答案总在问题提出后的
行动和迭代中出现
……

广州日报民生工作室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林琳
实习生：郝于蓝、姚佳琪、陈凯桦、武李丹、何晔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海国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林琳、苏赞
实习生：陈凯桦、郝于蓝、姚佳琪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赵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