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性是什么？青年为什么需要有公共性？他们能为此做什么？他们在追求公共性的过程中遇到怎样的挑战和困难？我们能做什么？

在与青年的交流与工作中，民生频道和许多行动者一样，遇到了众多疑问。这些疑问，同样也是青年们想要知道的。

我们希望有一个合适的场域，有一场平等的对话发生。希望听到青年发声，自己想要怎样被支持；希望回应他们，我们可以怎么做。

公共性指涉及公共利益、面向公众、具有共享性和公平性的社会属性。在为公共性而各自探索的路上，我们希望跟随青年发展的步伐，给予经验与资源，一起共创。

“青年有希望，我很乐观”“握住拳头抢到话筒”“有些疑惑”“议题需联合解决”.......一场4个多小时的对话，有人觉得带来了乐观情绪，有人更加困惑，有人意犹未尽，有人觉得“还不够”“大家还未打开”，但无论如何，先开启对话，未来延续对话，实现了在场大部分人的期待。

2月1日，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举办一周年读者讨论会，于不同领域中关注并为青年提供支持的行动者，与关注公共性、践行公共性的青年聚在广州公益慈善书院，开启一场对话——“当教育不仅也不能只发生在大学里，如何做青年支持”。

“N+”主理人平等对话

民生频道负责人、主持人苏赞用简单的介绍开启了活动：“我们相信，不是身处某个体系就觉得一切会自然向好，而是当我们聚焦具体细节、提出真实挑战时，才会碰撞出更多可能性。”他希望所有人暂时放下身份、角色与项目标签，以个体身份参与对话。

来自不同领域的五位主理人抽签确定了自己与青年互动的顺序，从自己领域的具体切入点发起对话。

【发问“我是谁”比得到答案重要】

行动者：王旻若（阿若）

行动：支持青年人以系统化的服务—学习的方法，共同为县域高中生的发展建立支持性的环境。

“你能进入这所大学，有多大程度是因为自己的努力？”第一位主理人阿若回忆自己在大学社会学课上听到老师提问时的反思，“这启发我持续思考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也开始琢磨个人发展：如何做出兼顾自我价值认同与物质回报的选择？大学毕业后到底要做什么？”

当思考“我是谁”时，可以从哪些角度切入？她认为，最直接的是从自身身份出发——比如女儿、学生、小康家庭中的一员、关注教育领域的人，以及教育工作者，而另一层思考来自与他人的互动。她还记得，大三时她开始支教，第一次到贵州的苗族村寨——“那是我第一次踏入和自己生活环境截然不同的地方，并对自身有了更多反身性思考”。

她觉得，“我是谁”这个问题的发问本身就很重要，不必急于得到清晰答案，但与此同时，可以梳理自己在不同阶段得到的支持。

在简单分享自己的人生故事后，她发起与青年们的互动：“请用手中的三张红色便利贴写下自己的困惑，比如‘如何找到个人使命’‘怎样做到知世故却不世故’，三张蓝色便利贴写下你得到过的有效支持。”

面对贴得密密麻麻的一板便签纸和青年的自发分享，她发现，青年的困惑，一是合作中如何区分坚持自我与自我中心，二是有经济支持需求，三是当想跳出诸如“大厂”等主流路径时，不知道自己可以选择什么。她决定把对这些问题的回应留到后续的“抢麦环节”。

【启发青年看见问题更有价值】

行动者：蔡述进

行动：聚焦欠发达地区发展，助力青年公益，培养四度青年，实现共同进步。

“只要你还在持续深度思考、主动行动，用系统化方式推进想法或改变现状，哪怕只是一点点小事，你都是‘青年’。”第二位主理人蔡述进的开场白引起了现场把自己戏谑为“公益老人”的参与者的笑声。

在蔡述进看来，不管是青年支持还是人才培养，底层逻辑都是“看见人”，“看见他们的生长轨迹、真实需求与困境，看见他们在原生家庭、学校、兴趣场域里的不同面貌”。而认识这样的一个“人”，需要通过不同场景的互动、深度参与和共同行动，才能拼凑出他对事情的态度、专业看法和思想变化，等积累了足够经验，再回到场域里交流：

比如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身边出现了哪些人、遇到什么新困难，然后一起尝试解决，“每个人的时间节点和沉淀的故事都不同，你此刻经历的，或许就是身边伙伴即将面对的——这是个流动的、彼此映照的空间”。

在不同节点上，每个人都会遇到不同困境，她也从自身的生命故事中提出思考：“青年支持里，除了完美的活动和项目设计，更重要的是什么？是同辈陪伴支持，是被人看见的温暖，是需要时能主动链接资源、共同解决问题的能力——既有‘教你怎么做’的实操层面，也有‘如何理解这件事’的意识启发。”而后者恰恰最难，“启发青年看见自己、看见问题，比单纯教方法更有价值”。

在她看来，公益不只是事业或职业，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大家共同期待创建美好社会的参与方式，“无关年龄、权威或专业，人人都能自主选择”。

【青年要保持批判性思考能力】

行动者：周桂英（JOJO）

行动：与伙伴同行，为青年成长共创对话与行动的“土壤”

在深刻的对话后，作为协作者的JOJO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活跃气氛的小游戏——两个人随机一组，头发长的伙伴先握紧拳头，头发短的伙伴用尽全力在30秒内把拳头掰开。在热闹的“较劲”后，成功的伙伴得意洋洋，没有成功的伙伴乐不可支。

角色调换再玩一轮后，JOJO请大家分享成功的关键技巧和感受，以及没有成功的原因，“是对方太用力，还是自己不想‘赢’”？

她告诉大家这个游戏的隐喻，“青年人就像握紧的拳头，我们总想让他们‘打开’，去行动创造，但硬掰反而让他们握得更紧。就像我十八岁时，最讨厌长辈说‘你必须干什么’，越说越不想干，拳头握得越紧。”

她分享最近自己“试图找回青春印记”的行动，思考她和她同年代的公益伙伴一路如何走来，又如何成为今天的自己：“我们是被一群尊重、珍惜青年人的伙伴呵护着成长的，所以特别珍惜这样的土壤。”

她相信，这样的土壤也是现在的青年所需要的，而且也相信，“这种土壤是可以恢复的”，这也是她与其他伙伴接下来将一起行动的目标。

而在现场，她最想跟青年分享的是，一是要保持觉察，当个体、团体、组织与社会层面存在结构性问题时，如果暂时无法回应，不妨先从照顾好自己做起；二要保持批判性思考能力，不要被单一价值观裹挟，同时要相信自己的感受，“当你觉得不舒服、有压力时，要重视这种感知，并及时求助”。

【在说理与自愿中探寻青年的公共性】

行动者：黎宇琳

行动：搭建解困叙事网络，支持新一代内容创作者

家之外的“公地”，个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黎宇琳从他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到“自家”和“公家”两个概念的小故事说起，讲述自己成长中接触“公共性”、了解“公共性”、推动“公共性”的过程。

“记得我刚当记者的时候，有个前辈批评我写的报道没有批判精神。我问，为什么非得批判？前辈说，批判现实，才体现媒体的公共性。”

他回忆，大概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他才开始学着用批判性思维看待社会现象。但“公益”和“社会”是什么，那时的他还没有概念。

直到开始从事公益传播工作，慢慢接触、并讲述这些“不知道图啥”的“公益人”的故事，他才逐渐理解到，现代社会的公共领域，并非从来就有，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逐步释放出来的，“以说理、自愿的方式联结在一起，是公共领域是最关键的特征”。由于公共领域强调说理而非命令、自愿而非强制，所以人们需要保持主体性与独立思考的能力——这也是他认为青年应该具有的特性。

“当然，不是所有青年都必须、都有兴趣发展自己的公共性。”黎宇琳对此表示理解。但他依然鼓励更多青年关注公共事务，并在支持有志青年作更多的公共表达。他认为，媒体青年“不仅要关心问题，更要关心解决方案”，而公益青年则“不仅要讲解决方案，还要先讲清楚社会问题”。

【青年要练好“公共性”这块肌肉】

行动者：杨立

行动：以服务学习为手段，为青年人建设实践的“第二课堂”和“平行大学”

最近，杨立收到一百多封申请青年MPS的邮件，发现几乎每个申请的青年都曾有参与公益的经历，他们知道怎么参与，却很少谈参与后对公益项目背后社会问题的思考，也很少说自己如何可持续地参与。他从这个例子引出自己的第一个观点——如今的教育，更像是一种“塑造”，即在被规定、被设计的框架里，完成一套预设好的培养流程。任何“长得不规则”的个体——不管是太高、太矮还是奇形怪状——都会被修整成差不多的样子。

然而，外部世界太复杂了，走出校园的青年，根本无法应对一直在变化的环境。他觉得，教育更应该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甚至是帮助人找到主体性的过程。

“公共性不是‘有或无’的问题，而是‘多与少’的问题，它更像我们身上的肌肉状态，是流动的——你多行动、多反思，这块肌肉就会更强；它不仅能支撑你自己，还能帮你去影响更多人。”杨立说，这就需要在规整的体系里挤出缝隙，制造一些有意义的“混乱”。

在过去他的实践里，他见证过不止一名走出象牙塔的青年，在真实世界里找到实践路径，构建一个公共生活，这也令他保持一种“乐观”，一个并非用围墙围起的“平行大学”，正是对“学习空间”的多元想象。

而他最想做的三件事情是：制造裂缝、建立连接、支持主体化成长。“大学生的时间常被课业、志愿服务评比、竞赛等指标填满，每条线独立运行，割裂了生活，让他们难有自主呼吸的空间。我们想让学生在指标之外，找到社区里的小切口，长期扎根，做想做的事、认识志同道合的朋友。”杨立说，其次，让他们在社区里和居民、伙伴产生连接，从而获得更多身份，更适应社会，然后不给固定任务，让学生以居民需求为出发点发挥想象力——这种“折腾”是成为能承担责任的独立个体的必经之路。

“人在教育中最终要成为独立个体，这既是对世界的丰富，也是对自我最深刻的认知。”他呼吁青年练好“公共性”这块肌肉，创造自己的平行大学。

抢麦

在“抢麦”环节，无论是公益人还是“准公益人”，都用自己的闪电发言，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反馈和思考。

【钱鹏宇】

早上和高中生谈公益合作时，我脱口而出：“来我们这儿，因为项目好玩啊！”“玩”是我们容易丢失的能力：很多年轻人困惑“这件事该不该做”“去大厂还是小厂”，但“玩”很重要——比如一周后，你可能记不得任何嘉宾的分享，但会记得周总那个拳头游戏很好玩，甚至能迁移到其他社群。

我接触过一些公益伙伴，比如大飞哥，过去是做助学的，现在他想让事情变得更有意思，或者说更有价值——这价值本身，往往就藏在“好玩”里。

不过这里的“玩”，不是狭义的娱乐。最近看到一个报道，有一名受访者的观点很有意思，我在这里引用分享一下：社会资源从不会轻易给普通人一条安稳幸福的路，你追求普通没错，但世界不会对平庸温柔以待，不如不断去“玩”：今天尝点新鲜的，明天把新鲜带给别人，创造真正的价值，得到的回报可能比平庸更多。

【晓光】

作为一名青年，我很警惕一种说法，就是当我们说青年没有年龄的划分，只要不断思考和行动就是青年。一方面，在这样的讲述里，结构性的压迫被隐去，而是把要求放置在对个体的成长要求上，但实际上有的“青年”背后有机构、有资源、有退路，有的“青年”还要考虑生活、生计的压力。另一方面，也顺承着上面的警惕，当我们用思考和行动作为标准来划分青年时，是否也意味着谁停下来、谁疲惫、谁被生计拖住？谁仿佛就不再是“青年”，甚至被视为“放弃了成长”“放弃了被支持”的机会和可能呢？

平行大学，我也认同是一个很好的支持青年介入公共性的切口，但在听的过程中，我也会感受到这样的支持机制里似乎一直都在隐含着一种期待，一种对青年个体的期待——你会且需要继续行动、继续产出、继续证明自己的公共价值，但当这些公共性的压力越来越压在个体身上时，如果某个阶段，我确实需要暂停、撤退，甚至离开，这样的状态在支持系统里是否被允许？如果能够允许，具体会以怎样的方式运作呢？

以及，当我们用“多”和“少”来形容公共性的时候，如果不同时看到与回应青年真实面临的困境与外部的结构压力，是否也会导致“公共性”反而成为了每个青年需要不断去自证的道德属性呢？于是，压力又一层一层地传导给了青年人。

我分享一个小故事，当去年我结束全职工作后，一位之前对我影响很大的公益前辈对我感到有些失望，认为我正在离之前一直关注的一些议题、人和伙伴渐行渐远。但说实话，令我意外的是，在面对这样的“指控”的当下到现在，自己的内心并没有感到想象中的压力和受伤。因为我清晰地知道为什么当初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以及我又在以怎样实际的行动方式去回应我对公共性的关切，也正如刚才一位主理人所言的，不去成为被公共性推着走的附庸。

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讨论场域里，我并不是在摆脱作为青年个体的责任，而是讲出这些本身也是我们去思考和实践公共性很重要的尝试。

我身边有很多青年伙伴正在以自己的方式做着各种去中心化的行动和实践，有在职校旁边开空间的，有在城中村成立合作社的，有用艺术的方式回应不同社会议题的，青年人一直都在，青年人的实践也一直都有。

正如当我最初看到这次活动的主题“如何支持具有公共性的青年成长”时，第一个冒出脑海的问题是，这句话的主语是谁？不是青年人需要不断被激励、被启发，而是拥有资源和话语权的一代人，需要被要求来承担支持青年的责任与义务，而青年人要做的，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话筒抢回来。

【苏赞】

我觉得我们的交流其实暗含一个指向，也就是：我们一起进行读者交流，想要探讨的不是青年如何适应我们的需求，而是青年发展是一种“基础建设”，行业如何做好基础建设，也就是“土壤”，让它足够可以让其中一部分接力者获得适合自己的滋养。

【述进】

观察下来，当下的公益行业还远远无法承载那些全力以赴、充满热情的青年伙伴，让他们能深深扎根其中。所以我们一群人选择留在这里，想为大家做点什么：不管别人说的“中等劳动”之类的标签，在我这里都不存在——我们要做的是去标签化、去机构化、去品牌化，站在我面前的，我只把你当作当下真实的个体来交流。因为行业现状实在承载不了那份滚烫的热情，所以我不会呼吁大家一头扎进行业里：首先要保证健康，其次才是公共性；而公共性最核心的前提，是先做好自己，再去关心、看见身边的人，带动他们一起做事。

我也特别希望大家能警惕晓光提到的“青年缺乏概念”的问题。我们谈论“成为青年”，更多是在反思：我和青年伙伴相处时，常希望他们不要以我为中心，甚至会直接说“别听我讲这些，回到你自己身上去”。因为过来人的经历是相对固定的，但每个人的感受和选择，会因具体事件和情绪错位而不同——这些沉淀才是属于他们自己的。

【林琳】

最近遇到些事，和青年聊天时，有个伙伴说“别对我抱太多期待，压力太大”，还问“为什么一定要有公共性？一定要做这些事？”当时我挺受伤的——像在为他铺路，却突然发现他可能想放弃（虽然知道他不会真的放弃），那种情绪把我卷进去，特别难过。但后来想：谁规定他一定要走公益路？是他自己对行业的感情和使命让他坚持的。我们看到这份渴望，就尽力支持，这是初衷。这件事让我反思：支持青年的公共性，一定要让他们成为公益人吗？

作为媒体人、“准公益人”，我的答案是“不一定”。这次招募公告写的是“寻找有公共性或对公共性有期待的青年”——你可以是媒体人、文哲学生、大厂员工，公共性本就该是每个人都能有的。当然有人问“自己都没活好，为什么要考虑别人？”我常跟志愿者说：先过好自己，能量满溢时再给予；不够时就歇一歇，世界没等着谁拯救。给予是因为拥有得多，索取是因为匮乏，这不是鸡汤，是真实感受。

大家先考虑生存很正常，媒体人也面临压力，但绝不能道德绑架谁“该有公共性”。我们坚持对话，就是希望更多人像晓光那样的青年，发出真实的疑问和挑战——团队矛盾、机构困惑、公共性如何坚守？这些问题都值得被提出来，即使我回答不出也没关系，毕竟我只是个“准公益人”。

【何高敏】

公益关乎公共利益，基于公众道义，也正是因为如此，尽管外部环境变化，内部更迭加速，公益行业依旧有着一股深深扎根的生命力——有人来有人走，却没有人放弃过对公益希望的追求。

上一年公益于我而言是触动，是改变人。想分享一个故事，在丹江口市的土台乡，现在叫龙山镇，有个叫王朝印的老人，在当地也算颇有威望，但其他地方应该没什么人知道了，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人。他在镇上开读书社，编写和讲述当地历史文化。对当地的民众来说，他是“老王”也是“王老”，一个外表朴实，内心充盈的人。而这或许就是民间公益的魅力，力所能及，水滴石穿。

【杨松】

刚结束在草根机构的实习，发现哪怕是这么小的机构，也特别需要青年的力量：他们需要青年的传播能力、新鲜视野和视角。这让我觉得青年是可以被看见的，我们和机构之间是彼此看见的。

但我现在大四，六月就要就业，要不要扎根这个行业，我其实很犹豫。现实问题太实际了。进机构前，机构负责人说预算紧张，只能按志愿者标准给我每天30元。前几天她突然说把我的实习工资涨到50元，我当时就觉得特别感动。

她还跟我说，今年无论如何都要把青年力量用起来——动员更多年轻人参与社区工作，她还希望能拉到更多赞助，让我们能回到机构，帮大家做更多事。

我希望有更多人能看到，这些以草根为主的社区组织，既需要资金支持青年，也需要青年的力量参与。

【符璧莹】

我以前在商业公司工作。其中一个公司的老板，某天突然提议去参加一个公益组织，说那里能做公益。我们其实都不知道这个组织是什么，但还是支持他去了——因为他交了会费之后，我们团队每个月就有一天“公益假”，可以去做义工。你看，这就是商业公司里也能有的公共性。

刚才有人提到那张“一线社工月薪四千，厨师七千”的图，其实是我发的朋友圈——我知道现在公益行业的土壤不算好，但这并不代表公共性只能在公益行业里体现。比如我后来去的另一家公司，来了个很优秀的女同事，总监总让她加班。我们几个同事担心她安全，就自发轮流留下来陪她加班，预防职场骚扰。过了一周，总监和老板都明白了我们的态度，后来就没再要求她单独加班了。这就是我们能做的事——公共性从来不是公益行业的专利。

【张蕾】

为什么我们要把主题定为“如何支持具有公共性的青年成长”？我觉得用一句古诗就能回答——“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青年就是那股源头活水，这也是我们做青年工作最核心的原因。

我们一直想用各种形式推动青年发展，是因为在青年们梳理的真实需求里，行业和外部的支持是他们最迫切需要的。

现在许多人很喜欢拿“老登”“中登”“小登”来玩梗，但我觉得它还有另一层意思。前几天我发朋友圈说，希望我们都能成为“登台入室”的小灯——不是微弱的萤火，而是能照亮自己也照亮别人的灯。

【陈凯桦】

公共性不只是公益行业的专利。作为媒体青年，我想在这里发声：人文社科领域不只有公益，还有媒体青年的力量。另外我的疑问是，我们真的能充分支持每一个个体吗？我们之前讨论过，我们所说的青年支持到底只是认识了青年，还是深度结对支持，毕竟支持是需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支持要看的不是数量而是深度。

【阿若】

我们给高中生提供的支持，或者说我们的工作，其实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从高中阶段一直延续到进入大学，甚至更久。所以，我们提供的是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让他们能在这里成长为完整的人。在我看来，完整的人意味着内心健康且有安全感，懂得自爱；拥有探索自我的空间——去发现自己的兴趣所在、能力边界，以及明确自己不想做什么；同时能结交志同道合的伙伴，彼此平等尊重，有深入的对话，还能一起做事。

这几个层面，正是我们希望搭建的支持性环境的核心，它是对现有环境无法覆盖的部分的补充。

不过我们也发现一种需要警惕的情况：有些伙伴会只依赖我们这个地方获取支持。因此，我们会更多地“推”大家出去——鼓励他们走进更多元的场域、接触不同的议题，去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甚至参与改变世界。

【JOJO】

从大家刚才的分享里，我看到了几个共同关注的方向：一是职业选择与未来方向——很多人问“要不要留在公益行业”“未来去哪里”，这些问题都很宝贵；二是公益行业的现状——比如“为什么公益人这么苦”，还有行动中的反馈机制、允许失败的安全网络，以及“在确定结果前，把事情做到极致的意义是什么”等；三是同伴支持——很多人提到过去在同行伙伴那里获得的支持很重要；四是对大学教育的反思：“为什么有些课程没有实际意义？”“为什么一定要待在教室里？”这些都是青年人对现有教育体系的追问；还有一个让我震撼的点：大家在反思自我价值——比如“要懂事还是会内耗？”“要坚持自我还是避免以自我为中心？”“如何成为完整的人？”“如何实现系统的自我启蒙？”这些思考都在帮助我们明确自己想要成为的状态；最后是关于学习与知识的困惑：“去哪里获取知识？”“如何寻找学习机会？”我希望帮大家看到，我们的困境其实有共同的方向。

我认为，不要指望在一个小机构里解决所有成长问题。我们应该跳出来“抱团”：青年伙伴和青年伙伴在一起，负责人和负责人在一起——这样才能发现问题的共性。同时，我希望大家能一起参与推动行业的改变。而且我们正走向一个超越个体、超越组织的时代，我们只要保持那个状态就好。

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 实习生：陈凯桦、何信言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 实习生：杨梓涵、刁语霏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