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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博物馆的生肖马文化看中国人的“龙马精神”
2026-01-27 18:57:39
广州日报新花城

古往今来,伴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马文化以各种艺术形式存在于百姓生活。文物中马为题材的文物不胜枚举,各种文物都表达相似的内涵,中华民族始终对马保持着厚爱和崇尚。马成为中国人精神追求的象征,使用马表达个体生生不息、奔腾向上的精神。

《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一书,以各博物馆里的文物珍品为依托,纵观古今,横跨中外,从文明起源开始找寻马的踪迹,为马年的到来奉上一份大礼。


《一骑绝尘》

“龙马精神”是中国人的“精气神”

在中国生肖文化中,龙、马一般会被关联起来,被称作“龙马精神”。中国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古代先民就开始崇拜龙。历史考证记载,原始部落征战期间就已经产生龙图腾,因为龙本身并不存在,因此龙被塑造成蛇身、鹰爪、兽腿、鹿角、马头、鱼鳞的形象。因龙首的形象取自马,故有人将龙与马关联起来,甚至认为龙与马是同种生物,只不过龙是天上飞的,马是地上跑的。据《周易》记载,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騋,六尺以上为马。书中记载的马并不是现实中常见的马,而是指天马或者神马。中国成语“天马行空”的说法,就源于天马能够自由翱翔的传说,人们认为马和龙有着相似的样貌,拥有的能量也是相似的,因此就使用“龙马精神”形容中国人的“精气神”。

马的文化内涵

传说塑造了马的精神,引申出现实中的马文化。中国人将马作为六畜之首,说明马的地位之高。在农耕时代就已经有马被驯化,作为人类的生产工具使用,推动人类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在战争时代,马主要作为人的坐骑使用。马成为勇敢、力量和忠诚的代名词。古人的马球比赛、狩猎活动,都会使用马作为工具,马同人类一起探索着这个世界。

历史中的马具有威严和武力的象征,因此历代君王都爱马。例如:唐太宗的六骏马、项羽的乌骓马、关云长的赤兔马、薛仁贵的白马等,历史中的马与名人形影不离。

在中国古代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白龙马同样是家喻户晓的马形象。史书有载,“黄帝造车,故号轩辕氏。”说明中国祖先就已经开始驯马,黄帝和炎帝都来自游牧部落。从周天子的万乘之君开始,到秦国时期六国统一,马都起到决定性作用。马在人类发展进程中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千里驹、龙马、天马都是对马的美称,还有青梅竹马、金戈铁马、马到成功等,都带有美好意愿。中国历代文物中各种玉饰、陶瓷、雕塑、绘画都有马形象。在生肖马年,《一骑绝尘:博物馆里的生肖马文化》带领读者共同鉴赏博物馆中的马。

文物当中的马



玉马

1.玉马(商代)

1976年从河南安阳妇好墓中出土两件玉马,玉料相同,推测出自同一块玉料。两块玉马是中国墓葬中出土最早的玉马形象。该玉马为灰色(图1),呈现行走状,马首低垂,双耳竖立,眼睛为目字形。玉器的背部雕刻有短细的鬃毛,腿部粗壮,玉器身体光滑。在玉马的耳部后面,设置有小圆孔,可用于玉器的穿系。1993年,山西晋侯墓地63号墓出土了周代玉马,该玉马立体圆雕,呈现站立状,身体比例协调,表现马的站立姿态。1966年,陕西咸阳出土了仙人玉奔马,此马玉质洁白,马为奔驰的形态,看起来气势非凡,在马背上有仙人端坐。魏晋时期的玉马形象稀少,唐宋时期虽有玉马,但是出土比较少。明代时期玉马雕刻简练,静态玉马比较多见。清朝时期玉马更注重细节雕刻,呈现出形似的玉马。马身形矫健,古人使用马的形象表达奔腾向上的精神。


“盠”青铜驹尊

2.“盠”青铜驹尊(西周)

“盠”青铜驹尊(图2)为一件造型写实的站立马驹形象,躯体匀称,神态自然,作昂首挺立状,双耳竖立,鬃毛短齐,尾部下垂。尊体腹腔中空,背部开有长方形口,上覆一小盖,盖钮作一立体小兽形。器身腹侧装饰有简洁的涡纹。该器最为珍贵的价值在于其器身与盖内铸有的长篇铭文。颈、胸部铭文共计9行94 字,盖内另有3行11字。铭文详细记述了某年十二月甲申日,周王于某地举行“执驹之礼”,并赏赐给名为“盠”的贵族两匹马驹。盠为感念周王对旧族的恩泽,颂扬王德,特铸造此尊以祭享其父大仲。

“执驹礼”见于《周礼》记载,是当幼马成长至两岁,脱离母马正式转入役使阶段时所举行的一种仪式,可视为马匹的“成车之礼”。此尊表现出高超的西周青铜铸造技艺,马驹造型与记载礼仪制度的铭文相结合,为研究西周时期的马政、礼仪制度提供了实物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

3.错金银马首形青铜(战国)

错金银马首形青铜䡇(图3)为马首造型的青铜车辕饰件,铸造精良。其头、颈部运用错金银工艺,以金、银丝镶嵌出繁复的卷毛纹与鳞纹,纹饰精美流畅,是战国时期错金银青铜器的典范之作。该器出土于辉县固围村大墓。此墓为带两条墓道的“中”字形高等级墓葬,并建有陵园,其规制与诸侯陵墓相仿,被认为是目前已发现的魏国墓葬中等级最高者。墓中出土器物多工艺考究,从此件辕饰即可窥见当时贵族阶层奢华的生活与葬制。

战国初期,魏国作为“三晋”之一,经李悝、吴起等变法而强盛一时。这件马首形辕饰代表了魏国巅峰的青铜铸造、错金银装饰工艺水平,是研究战国中期魏国贵族车制、审美风尚及物质文化的重要实物证据。


陶马

4.陶马(秦代)

陶马(图4)呈伫立姿态,昂首挺胸,四肢如柱,双耳前倾,双目圆睁,整体形态机警沉稳,神采奕奕,静中寓动。秦始皇兵马俑坑出土的陶马按其功能可分为两类:一为挽拽战车的“车马”,二为配备鞍鞯供骑乘的“乘马”。此件陶马从形态判断,应属用于驾车的车马。秦人以善于养马驭车而著称。其先祖非子曾为周孝王主持牧马于汧渭之野,马群繁息;造父亦以善御闻名,为周穆王驾车平定徐偃王之乱。立国后,秦国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厩苑体系,大力发展养马业。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秦律杂抄》记载,若军中考核时马匹被评为下等,或车马行动迟缓、体型羸弱,相关官吏如县令、丞及司马等皆要连坐受罚,反映出秦代马政管理严格制度化。


马形青铜饰

5.马形青铜饰(西汉)

马形青铜饰(图5)塑造了一匹卧马的形象,其造型凝练,姿态安详,以简括的形体刻画出马匹憩息时的瞬间情态。出土地西岔沟遗址位于中国东北地区,据考为古代东胡族的文化遗存。北方游牧民族社会经济与军事活动围绕马匹,马为人们提供交通、狩猎之便,更是财富与部落力量的象征。因此,马的形象频繁出现于装饰艺术中。这件马形青铜饰当为衣物或马具上的缀饰,展现了古代东胡族审美趣味与铸造工艺,据此可了解西汉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习俗。


陶车

6. 陶车(东汉)

陶车(图6)为陶质马车模型,车厢顶部呈篷盖状,后方设门,其形制符合汉代“辇车”的典型特征。据汉代舆服制度,辇车多为贵族妇女所乘用,故车厢周侧常设有帷幕,既保障私密性,也体现出当时的社会礼仪与性别空间观念。作为随葬明器,此类陶马车再现汉代交通工具的具体形态,反映当时的丧葬习俗。本器出土于岭南地区的广州,可用于研究东汉时期车舆制度的传播。


陶俑

7.陶俑(西晋)

陶俑(图7)出土于西晋一位县令墓葬中,共包括29件,其中23件为仪仗俑,种类涵盖文吏、武吏及7件骑俑。在骑俑中,6件手持方版,其身份应为县令下属的掾属官吏;另有1件作吹奏乐器状。仪仗队伍规模是判断官员等级的重要标志,此组陶俑生动再现了西晋低阶官员的出行规制。部分陶俑马身左侧塑有一个三角形马镫,虽仅具上马辅助功能,却是目前中国考古所见年代最早的马镫实物形象。马镫的出现经历了从单侧至双侧的演变过程,至公元4世纪逐渐成熟。这一发明极大提升了骑乘的稳定性,轻骑手体力消耗,推动骑射技术的发展,为后世重装骑兵的兴起奠定基础。


陶武士俑

8.陶武士俑(十六国)

陶武士俑(图8)塑造了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的战骑形象,战马通体覆盖具装铠,属于南北朝时期典型的“甲骑具装”俑。其造型浑厚,制作手法尚保留较多早期特征,推测为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前的制品,反映了鲜卑民族原有的军事风貌与丧葬习俗。“甲骑具装”指人与马皆披重甲的骑兵配置。一套完整的马铠包括保护头部的“面帘”、颈部的“鸡颈”、胸部的“当胸”、躯干的“马身甲”、臀部的“搭后”以及象征性的“寄生”。此类装备自东汉末年逐渐完备,至南北朝趋于成熟,标志着中国古代骑兵进入重装化阶段。重装骑兵以其强大的冲击力成为战场核心,对步兵构成显著优势,然而机动性与持久性受限,至隋唐时期逐渐被轻骑兵所替代。


陶马(北朝)

9. 陶马(北朝)

陶马(图9)形体矫健,姿态生动,作低头嘶鸣状,似处于整装待发之瞬间。马背配有鞍鞯,两侧障泥修长垂落,马具刻画工致细腻,反映出当时陶塑工艺对细节的重视。北朝雕塑艺术自北魏后期起取得显著进展,无论在人物或动物形象塑造上,均体现出更加准确的形体比例与动态表现力。此陶马表现出当时的艺术特点,观感非常俊美。马匹作为北朝军队中重要的军事资源,备受政权重视。北魏通过征伐草原部族及设立官营牧场,大量获取与繁育马匹,如河西、河阳等地均设有大规模牧场。当时还推行以马匹为内容的赋税政策,扩充军马储备。北朝骑兵力量具备物质基础,为陶马艺术提供现实原型。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

10.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北朝)

马头鹿角形金步摇(图10)基座为马头形态,头顶延伸出鹿角形枝杈,枝梢卷作环状,各垂挂一枚可随步摇动的金叶。马头与鹿角表面均嵌有珠饰,整体制作精巧,融合了动物意象与动态设计。步摇是中国古代女性特有的头饰,名源于佩戴者行走时饰件随之摇曳的动态特征。早在战国文献中已有记载,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广为流行。本品以草原常见的马与鹿为创作主题,反映出北方游牧民族的审美传统。作为兼具中原形制与草原装饰母题的代表性饰物,此金步摇是研究南北朝时期服饰艺术例证。


三彩釉陶马

11.三彩釉陶马(唐代)

三彩釉陶马(图11)通体施白釉,鞍具齐备,马鞍上覆墨绿色绒毯状障泥,胸前与股后络以绿色革带,带上饰黄色朵花并垂挂金铃,整体色彩对比鲜明,造型雄健,形态写实,生动再现了盛唐时期贵族乘骑的华贵风貌。唐三彩是中国陶瓷工艺发展的里程碑,成就主要体现在造型的生动性、釉色的丰富性、多色铅釉技术的成熟运用。此件白釉三彩马制作精良,装饰考究,反映唐代厚葬之风,代表了唐三彩烧造工艺的最高水平。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

12.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唐代)

彩绘陶打马球女俑(图12)共五件,均为女性形象。俑人着紧身衣袍,骑乘于马背,作执缰击球状,虽手中木质鞠杖已朽失不存,但策马驰骋、返身迎球的动态刻画得极为生动。马匹尾部紧束,以防比赛中相互缠绕,细节真实反映出唐代马球运动的场景。马球,又称“波罗球”,是流行于唐代宫廷、军队与民间的竞技活动。比赛分为两队,设裁判,以驱球入网为胜。球具轻巧,鞠杖形制略类今之曲棍。球场讲究平整,宫廷中常设专门球场,如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即出土有球场石志。马球在唐代社会各阶层广泛流行,是皇帝、军队喜爱的活动, 亦为文人进士展示风采的场合,民间有简化的娱乐形式。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孙珺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 戴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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