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施晶晶

编辑 | 何承波

夫妇A：相识半年就租房结婚，随后又在租房状态下迎来孩子。在丈夫享受人才政策之前，主要靠妻子养家。

夫妇B：丈夫高位买房上车，有房有贷，妻子从国企裸辞之后，孩子在计划之外地来了，他们平静地接纳了这个小生命。

夫妇C：买房结婚，公积金覆盖房贷，因此相对没有后顾之忧，顺势推进了“造人”计划。

或理性或率性，这三对来自外省的夫妇，都在过去1年里、在广州迎来了自己的宝宝。

旁人眼中，夫妇A和夫妇B都承担了不小的现实压力，但他们和夫妇C一样，加入了广东的生育大军——2024年，广东全年出生人口113.3万人，出生率8.89‰，连续5年成为唯一出生人口超100万的省份，连续7年成为第一生育大省。

三个样本当然无法充分解释“生育率走低的大背景下，广东为什么还能保持相对旺盛的生育力”的命题，但他们却提示了许多线索，指向广东出生率连续领跑背后，隐藏在人口结构、就业市场与社会支持体系中的关键要素。

在对比当中，广东的特殊之处在于：如果生育主要是“钱的问题”，那为何同样经济发达、就业机会也多的地区生育率一路下探，而广东却相对平缓？

01

年轻人何以在广东

夫妇A、B、C都30岁出头，来自外省，因为就业来到了广州，也在这里恋爱、结婚、生子。这些特征指向利好广东出生率的一大条件：广东吸引了大量年轻的外来人口。

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邓智平告诉南风窗，广东历来是人口流入大省，流入人口多是年轻人，而年轻人是生育的主力军，数十年的积累，使得“广东的人口年龄结构相对全国水平偏年轻，更有利于生育”。

数据佐证了这一点。《2024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广东16—59岁常住人口为8484万人，占全省常住人口的66.38%，比全国水平高5个百分点。

《2024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若对比上海，这个差异更加明显。2024年末，上海常住人口中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约为37.6%，而广东仅为14.86%——出生率计算的是出生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老龄人口抬高了分母，自然拉低了上海的出生率。

但广东与上海的可比性不高，因为上海是单一超大城市，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城市格局和一省的广东相比，差异过大。相比之下，浙江与广东都是经济强省、民营经济发达、外来人口众多、城镇化水平相当，更适合横向观察。

虽然浙江的老龄人口比例也比广东高不少，但判断生育状况，不能只看出生率，还要看另一个更关键的指标：生育率（或称总和生育率）。

生育率和出生率仅一字之差，但计算方式完全不同，而总和生育率的一大好处是，可以排除老龄化人口的干扰，因为它计算的是，每位妇女在育龄期间平均生育的子女数量——它的理想值是2.1，意味着每位妇女愿意生2.1个孩子，这是可以完成人口世代更替的生育水平。

总和生育率的数据公开得少，最近一次集中在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全国总和生育率是1.3。以此为基准，粤浙两省差异明显：广东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从2000年的0.94上升到2010年的1.06，再回升到2020年的1.36；浙江则从2000年的1.04下降到2010年的1.01，2020年回升到1.04——广东的育龄女性整体上比浙江的女性更愿意生孩子。

在这个对照组里，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力会被削弱。多年来，广东和浙江分列跨省流入人口Top2，“七普”中，广东和浙江在22—35岁青年人口——通常被认为是生育年龄黄金期——比例大致相当（约75%），甚至浙江略高近1%，但无论总和生育率还是出生率，都和常住人口基数2倍于浙江的广东拉开了差距。

同样拥有大量年轻流动人口，为何广东能保持更强的生育动力？

光靠少量高收入群体无法支撑一个省的稳定出生率，关键是让不同收入层次的人都能在这里扎下根来，而不是成为“候鸟式”的务工者。

不妨着眼于广东的城市群结构，这是个层次分明、一体化程度尤其高的省份。

据广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2024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大湾区9市间跨城通勤人口总量128.6万人，以广佛、深莞为典型，一张广东省城际日出行热力图，体现出广东内部各地市之间的交互强度——而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跨城通勤人数在《2024长三角城市跨城通勤年度报告》的统计里接近3.5万人——相比之下，广东内部的城际通勤交互更为活跃和通畅。哪怕仅从夜晚灯光看区域一体化发展，广东也更早打破行政边界的硬性切割，趋近于“连成一体”。

《2024年广州市交通发展年度报告》显示2024年广东省内城市间出行分布情况

不同职业、收入或追求不同生活方式的年轻人，既可以去广州、深圳寻找更高的服务业机会，也可以在佛山、东莞找到稳定的制造业岗位，还能外溢到更松弛的惠州、中山，还有“工作在广州或深圳，住在佛山或东莞”的跨城组合。

这种紧密又有层次的城市群结构，提供了更多扎根选项，奠定了广东一贯“包容”的地区性格，这对年轻人在广东扎根、成家生子意义重大。

02

生育成本与缓冲空间

在公共讨论里，生育往往被简单地归结为“成本高、负担重”。

当然这很有说服力。《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给出一笔直观的账：中国家庭把孩子养到17岁，平均成本约为54万元；上海最贵，这个数字超过100万元，北京接近94万元，浙江第三，要85万元，而广东排在第五位，是71万。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统计不同地区把孩子养到17岁的平均养育成本

生娃不只是钱的问题，还有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包括：休产假、看护和接送孩子的时间、辅导作业的时间、增加的家务时间，以及女性职场晋升空间、个人生活自由度。

生育成本高、负担重的现象在全世界普遍存在，且往往经济越发达、生活成本越高、育儿要求越高的地区，生育率越低。所以，同样是大城市集聚，上海总和生育率只有0.74；同样年轻人拥入，杭州的总和生育率也只有0.96；同样被认为宗族观念强的福建，总和生育率也低于1.3的全国平均水平。

“生育率下降，是一个自然普遍的趋势，我们广东也不是说很高（1.36），只是相对全国高一点，降得慢一点。”邓智平说。

事实上，房贷压力、教育焦虑、高生育成本，这些广东也不能幸免，却没有和江浙沪闽一样拉低平均数。

值得一提的刻板印象是，人们常说广东潮汕地区“多子多福”的观念浓厚，但从七普数据看，广东省内各地市总和生育率里，潮汕地区其实处在中下游，仅略高于1.36的广东省平均水平，而广州、深圳、东莞则低于1.36，是省内洼地；倒是城镇化率靠后的湛江和茂名高居首位，达到了2.1以上的人口更替水平，呈现明显的梯度。

广东省内的地区差异引入了一个新的生育变量：城镇化进程。从全国范围来看，出生率、总和生育率都高的地区，主要是云南、贵州、青海等西部省份，这些地区同样城镇化进程相对缓慢。

当我们引入同为东亚低生育率典型的日本（1.2）和韩国（0.72）时，邓智平给出了这样一个认识：“东亚国家普遍城镇化集中，韩国都集中在首尔，日本都集中在东京，按照经济学的说法，集中后规模大，分工越细，效率越高，但是太集中，人的竞争压力会很大，对生育来说不一定是一件好事。”

影响生育的因素本就复杂多元，广东的启发也不是“逆转趋势”，而是在大趋势下降的背景下，如何让“不生”降得慢一点，让年轻家庭在承担选择时有更多缓冲与余地。

过去两年，各地纷纷上马育儿补贴，但实际经验反复提醒：补贴挺好，却不是最关键的。对普通家庭来说，真正影响能否生、敢不敢生的，是更底层的条件——能落下脚的户籍、能承受的房子、能进入的教育。

图/陈忧子

广州取消积分落户名额限制，降低学历门槛，让更多普通劳动者能够真正成为城市居民；义务教育“以流入地为主、以公办为主”的原则逐步落地。2022年，广东省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就提升至85%以上，并通过普惠性民办学校补位，为外来人口家庭提供更多选择。

邓智平告诉南风窗，广东同时在推进普惠性的0～3岁托育、3～6岁托幼体系；推保障性住房、延长生育假、扩大生育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发放育儿补贴等，都是想让“生养教”的综合成本以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方式降下来。

生育当然包含理性的计算：钱从哪里来、时间怎么分、教育卷不卷、职业会不会受影响。但它也关乎自然本能、社会时钟、情感需要。而夫妇B、C在谈到自己为什么愿意生时，都把那些复杂的衡量归结为一个朴素感受——看得见机会，感受到空间，压力没有大到令人喘不过气，最终拿出了勇气和行动。

03

打破定式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3，低于2.1的世代更替水平，也低于1.5的警戒线。一段时间以来，“低生育率陷阱”成为社会焦虑的来源。

邓智平对南风窗解释，从全球人口变迁规律看，社会从传统走向现代，都会经历“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向“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转型，而“低于世代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意味着长期人口会减少，但以中国目前14亿人口的体量，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更直观的挑战是中期压力：劳动力供给收缩会推高延迟退休需求；社保缴费者减少、领取者增加，养老金平衡承压；人口结构老龄化也会影响整体消费能力。

《一切如你》剧照

一些观点正是基于这一逻辑，把低生育率视为“陷阱”，担心总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后难以回升，而人口红利衰减，经济和社会将难以承受。

然而，新的研究正在挑战“人口决定论”和对“人口红利”的路径依赖。

国际人口学家Wolfgang Lutz认为，不仅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人口老龄化的担忧实际上都建立在一些过分简单、甚至不合时宜的假设上。

他认为，如果把教育水平、女性劳动参与率、劳动生产率等因素纳入模型，低生育率并不必然导致经济停滞、制约发展。不断上升的教育水平，可以抵消低生育率和人口老龄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基于欧洲的研究证明，在高教育水平下，“适度生育率”并不需要达到2.1，通常在1.4—1.6之间——这有力地回应了那些认为“读书无用”“受教育耽误生育”的危险想法。

经济学家蔡昉也在《人口负增长时代》一书中写道：“经济增长表现会受人口转变因素的影响，或正面或负面，然而人口发展趋势的变化并不是宿命或极限，不应该成为经济增长的终极决定因素……只要具备恰当的经济体制和机制，对资源和要素进行有效的配置，就能够克服不利的人口因素干扰，实现良好的经济增长表现。”

他们的观点都表明，陷阱不是由生育率决定，而是由制度与社会环境决定。

2023年1月5日，广东省妇幼保健院，产妇在生产前做瑜伽操 / 陈忧子 摄

2023年中央对人口形势的判断也印证了这一点：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上百年工业化道路，人口转变速度快，人口减少来得早，但总体上是符合世界现代化发展一般规律的。

人口减少的影响利弊并存，一方面会带来劳动力减少、消费投资动能下降，另一方面也会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倒逼经济从粗放扩张转向高质量发展。

“人口红利不仅与人口数量和结构有关，更与人口素质、经济政策及配套措施有关。”中央对人口工作的要求，也从“调节数量为主”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转变——这意味着，真正需要突破的不是生育率，而是制度环境。

为说明制度和环境的实际影响力，这里再引入一组国际对照。作为欧美国家的代表，2024年，法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62，美国是1.6；而同为发达国家的日本和韩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和0.72——出乎意料的是，高度发达的欧美没那么低，倒是后进的东亚国家尤其低。

邓智平分享了他的欧亚分化观察，既关乎文化差异，也关乎社会竞争压力。

西方的“第二次人口转变”带来了更普遍的非婚生育。美国CDC数据显示，2023年非婚生子女占总生育数的四成；法国这一比例更高。而东亚强调婚内生育，使得生育与结婚深度捆绑，客观提高了门槛，而当婚姻推迟，生育自然推后。

其次是竞争压力。东亚国家普遍社会节奏快、竞争压力大、休闲时间少。相比之下，欧美福利制度完善、休假制度健全、竞争压力相对温和，能更好地为家庭留出生活的余量。分化背后也源于经济结构差异，欧美通过科技专利挣得高附加值，人和工作捆绑没那么紧密，可以更松弛而有弹性地工作和生活。

《外出》剧照

邓智平解释，凡此种种意味着，中国的生育支持政策需要“前移”，从恋爱、成家、住房到就业、托育、教育，形成全流程、全周期支持，而不能只在“生孩子这一环”下功夫补贴。

中国的人口战略正在从“调节数量”转向“提升素质、稳定总量、优化结构、畅通流动”，决定我们能否平稳着陆的不是生育率数字，而是社会能否让年轻人不再被压力挤得后退，能否在制度上提供更多的服务与保障，以及我们能否在结构变化中重新理解并创造新的“人口红利”。

一个环境是否对生育友好，不完全是由补贴多少决定，也看压力是否可承受、风险是否可控。广东的经验并不在于成本多低，而在于年轻人真实感受到：哪怕有压力，仍然能往前走。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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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张来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