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香港为残障人士提供的服务与支持的政策经历了从“慈善”到“福利”，再到“权利”的三次转变。

二战后至七十年代，一批志愿机构主责筹集和分配资源，政府仅提供象征式资助，残障人士被定位为“受助者”；八十年代香港经济快速发展，政府开始大规模资助院舍，形成“补缺式福利”的格局，却也同时把残障人士隔离在日常社会经济活动之外；回归前后，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的一系列工作体现出从保障特定群体福利向争取制度性权利的转变趋势，首次引入“积极义务”的理念，即强调残障人士面临的主要问题不是个人的缺损，而是社会环境与外界态度造成的阻碍。

从1996年香港全面实施《残疾歧视条例》（香港法例第487章），为残障人士争取平等机会和解决受歧视和骚扰提供法律依据，到2008年《残疾人权利公约》（CRPD）延伸至香港，再到2011年起推行“无障碍统筹经理和无障碍主任”制度，以及2024年就《设计手册：畅通无阻的通道》的内容作出再一次的检讨，提供有关无障碍通道和设施的最新指引，都可视为此“积极义务”理念的政策实践。

残特奥会硬地滚球在香港启德体育馆举行。（图源/广州日报港澳记者站）

事在人为，香港残疾人保障事业的发展离不开一位先驱，他便是被誉为香港“复康之父”的著名骨科医生方心让。方医生在1959年于香港岛跑马地的一所残旧校舍创办“香港复康会”；1963年创立了专门照顾痉挛人士的“香港耀能协会”；1972年，为积极鼓励伤残人士参与运动及体育赛事，方医生又创办了“香港伤残人士体育协会”（2005年更名为“香港残疾人奥委会暨伤残人士体育协会”），并自任创会会长至2009年。方医生始终秉持医疗只是起点，社会参与才是终点，把物理治疗、职业训练与社工辅导组织成“一条龙”服务，让残障人士第一次有了“离床、离院、离家”的连续路径。

香港与内地在残疾人保障事业上的守望相助也起自“香港复康会”的团队。1986年，香港复康会获世界卫生组织委任为复康协作中心，为亚太区提供复康培训及咨询服务。在方医生带领下，香港复康会前往内地推动复康培训。该会最初在广州运作，原计划是要在2000年以前为全中国培训2000名复康人员，但这个目标提早在1997年达成。

在1988年，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在一众香港人士的参与和支持下成立，他们把轮椅铸造、支架打磨的简易工艺引入了内地。广东省民政部门在制订“残疾人福利工厂”政策时，也把香港的经验写进文件。可以说，以方医生为代表的香港爱心人士，不仅催生了香港复康服务的雏形，也为内地带来了“残疾人也能从事生产，也能为经济发展作出突出贡献”的观念和技术支撑。

12月11日，残特奥会乒乓球TT11项目比赛在香港进行。（摄影/新华社记者 朱峥）

下一步，粤港澳三地要把历史的经验转化为区域融合发展的基础，香港与大湾区内地城市优势互补，具备广阔的合作空间。

硬件层面，广东凭借制造业底蕴，已打造“千亿级康复辅具集群”，轮椅、助行器占全国市场逾半，深圳更把AI导盲眼镜、爬楼机器人嵌入5G智慧场馆。香港则在投融资和标准制定的两端具备国际影响力，可共同成立“粤港无障碍技术标准实验室”，一方面把国际先进标准引入大湾区，令内地厂商“一次测试，全球通行”，降低出口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可进一步共同推动内地的产品标准走向国际，引领行业的发展。

软件层面，香港拥有成熟的ESG披露生态，港交所可率先调整上市公司ESG的指标，增加“残疾员工比例”的权重；广州、深圳亦可提供“场景”，容许无人驾驶低地盘小巴、智能轮椅共享系统在南沙、河套等区域先行先试，累积数据后，逐步来到香港较为狭窄的街区收集应用数据。

此外，各方还可以合作推动在大湾区三地长期居住的残疾人享有普惠性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现时残疾人士跨境求职，往往因医疗评估互不认可而被迫重做一轮测试；建议粤港澳三地卫生部门共建“功能性评估电子档案”，实现“一次评估，湾区通用”。

如果说以香港复康会为代表的一众爱心人士，昔日将助残的理念与技术推向内地，主要是出于人道关怀的信念，那么今天我们的工作就是不断探索将“人道关怀”升级为“制度保障”。让无障碍标准在实验室互认，让照顾者津贴在云端互通，让残疾青年的简历在粤港澳三地的人力资源系统里同步推送。到那一刻，我们或许可以说，残特奥会的火炬一旦点燃就再不曾熄灭，它永远照亮我们。

来源：全运广州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刘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