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眼科的难，不仅是儿童对冰冷检查仪器的本能抗拒；还在于全生命周期中越早出现的问题，可能预示着越深层的病因、越复杂的病情和越漫长的诊疗之路。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小儿眼病与眼遗传病科门诊，有一群医生日复一日地迎难而上，他们用技术解开眼病的谜题，更用耐心与温情帮助孩子克服诊疗的恐惧，孙立梅医生便是其中之一。

故事回放：眼科B超室里的温情

在“明眸芳华”的征集中，一个关于“解码者”的故事格外动人——

在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的影像检查室里，许多孩子的光明之路上，常有一台冰冷的仪器和必需的接触性检查——恐惧让他们紧闭双眼，奋力抗拒。

然而，在小儿眼病与眼遗传病科孙立梅副主任医师的检查操作景象却截然不同。面对一个惴惴不安的男孩，她没有急于操作。她俯下身，用轻柔的嗓音与他聊起他紧攥在手的动画书，眼神里没有一丝催促，只有全然的理解与耐心。渐渐地，孩子的戒备放下了，甚至在检查开始后，竟能安心地翻看起手中的绘本。

此刻，画面定格：身着白大褂的孙教授神情柔和而专注，手中的探头在男孩的眼周精细地探索，轻柔地移动。而那屏幕上跳动的回声曲线，仿佛是她与孩子之间无声的协奏曲，是她解读光明的精密密码。

这密码，一半写在屏幕上，是医者精湛的技术；另一半，则写在她那双充满关怀的眼睛里——那是驱散恐惧的温柔，是点亮心灵的烛火。她不仅为孩子们检查眼睛，更守护了他们看待世界的好奇与勇气。这双医生的眼睛，让我们看见：医学，不仅有科学的理性，更有抵达人心的温暖力量。

这个画面的“捕捉者”、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眼免疫与葡萄膜炎陈晓卿副主任医师介绍，眼科B超检查本身是无创检查、也并不疼，但由于探头需要与孩子的眼睑接触，小患儿会感到十分恐惧。可是，单为了这一项检查做全身麻醉，又会增加流程和诊疗周期，因此实际操作中往往只能靠家长帮忙“硬控”住孩子，在孩子“呼天抢地”中做完，患儿和家属的体验都很不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小孩子做这个检查时，有这么和谐的场景，当时就很感动。”陈医生说。

孙立梅为患儿做眼底检查。（受访者提供）

“很难想象，小小一只眼睛能有多少病”

实际上，B超检查通常都是由B超医生操作完成。作为小儿眼病与眼遗传病科的临床医生，孙立梅仍然习惯于自己拿起探头，把患儿眼睛的每个角度都自己“扫一次”、看一次，也因此有了上述的一幕。“小患者做眼科检查本身就不容易配合，如果刚稍微适应了一个医生又换人，可能又不愿意了；而且自己动态下看一次，也能更全面地看到孩子眼球里的情况。”孙立梅出成人眼底病专科门诊时，常规一个上午能看30—40个号；但儿童眼底病门诊常规只能看30个左右，且往往也要延到中午1点才能下班。

眼科很多检查需要患者自己睁大眼睛去“看”；小患者一旦被惹哭了，只要把眼睛一闭，很多的检查就做不到了。本着能“哄着做”就不“按着做”的原则，小儿眼病与眼遗传病科的门诊诊室、检查室里常备着棒棒糖、带响铃的小玩具，“没有什么是一根棒棒糖解决不了的，常常有孩子去做完检查，手里抓着满满一把棒棒糖回来了”，孙立梅说，“再大一点的、读了幼儿园的孩子，会很喜欢贴纸，配合做完检查了给一张贴纸粘在他的手上，他就会很开心。”

这些让小患者们乖乖配合的“绝招”，孙立梅也是在实践中一点一滴地摸索得来。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自1983年起开设小儿眼科，到2018年在珠江新城院区开设小儿眼病和眼遗传病科。孙立梅2009年进入中山眼科中心攻读硕士研究生，其后规培、读博也一直在眼科中心，跟着导师、前辈们，主攻眼底疾病，后续方向偏重在儿童眼底病，“所以在医院开专科时，我的老师说，跟我一起来这边做儿童眼科吧。”

“老实说，一开始我也担心儿童眼科太难了，自己干不来。”难不仅是难在儿童患者的不配合，而是“你很难想象，小小一个眼睛能有多少病”。孙立梅告诉记者，眼球结构从前往后，有不同类型的疾病；同样的疾病，发生在小孩子身上会复杂得多，“比如都是白内障，老人家手术做完第二天就能恢复如常的生活；但发生在孩子身上，因为眼球的发育受到白内障的影响而停止了，术后并发症的发生率会增加，还要进行视觉康复训练和长期随访。”

更复杂的情况是，一些小朋友眼部的结构发育异常，可能只是基因异常引起的综合征在眼部的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他脏器的受累会逐渐显现。这个时候，“头痛”就不能只“医头”，医生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眼部表现出来的症状，还要提醒家属儿童可能有其他异常，及时排查和就诊。

孙立梅在出诊中。

“一个孩子来看病，我总要问问他的兄弟姐妹”

一个寻常工作日的上午，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小儿眼病与眼遗传病科诊室内人来人往。

有因为季节转换过敏性结膜炎发作、被家长带来开药的孩子。这样的情况，医患双方都比较轻松。“下次可以直接在我们医院互联网医院上开药，不用专门请假来啦。”孙立梅说。

有妈妈因儿子一只眼睛被他人意外刮伤后“两眼视力差很远”，着急地带来检查，初筛视力显示一眼视力1.0、另一眼视力0.1，家长很焦虑。裂隙灯检查角膜没有任何伤口，散瞳验光结果显示，孩子两只眼睛的视力都是1.2。“小朋友先到门诊外面等一下。”孙立梅把已读初中的男生“支”开，叮嘱妈妈：“孩子的眼伤已经恢复，视力也很正常；不要总在孩子面前提起眼睛受伤的事，以免给他造成心理暗示。”

更多的，是操着天南地北口音、带着孩子从外地赶来的家长。他们孩子的问题要复杂棘手得多：一个10岁左右的小女孩，下巴明显后缩，镜片厚得几乎看不清眼睛。她的一只眼睛已经做了玻璃体切除，两只眼近视都已超过了1000度。孙立梅边做检查边问孩子爸爸：“家里就这个孩子对吗？有没有哥哥姐姐？有姐姐啊，姐姐看东西好吗？有没有近视？”——根据孩子的病情和外貌特征，她判断孩子很可能是Stickler综合征的患者，这是一种遗传性结缔组织病，常表现为高度近视、视网膜脱离风险高，同时伴有小下颌、小鼻、腭裂等面部特征，还可能有关节松弛、听力损失等。另一个同是外地来的小男孩，同样是视力异常，孙立梅则反复提醒家长，一定也要带孩子去查查肾脏。

孙立梅在出诊中。

对每个像这样眼睛有严重结构发育问题的患儿，孙立梅都会专门向其父母询问孩子的全身情况，以及孩子兄弟姐妹的情况。八年前遇到的那个家族至今仍让她反复想起：父母40多岁，育有多个孩子。最小的孩子两岁，因为看东西总靠“摸索”而被带来广州看病。孙立梅查体时发现孩子的双脚脚趾都多了一根；追问之下，孩子哥哥姐姐中视力正常的仅有一个人。“我们专门找了个周末，到他们家去给其他孩子检查，发现孩子的哥哥姐姐多个都成年了，但都因为肥胖、高血压、视力异常而没有工作能力，一家人只有爸爸打零工，靠邻居救济为生。”孙立梅回想起当时的场景，心里仍是无尽难过：“人类对外界信息的接收，80%要靠眼睛。但那些孩子们生下来后，连这个世界都没有看清过。”

“越是从小发现的眼睛问题，病因往往就越复杂，越可能是先天性发育或者基因变异的问题。”孙立梅说，每次门诊遇到复杂病例，自己都习惯多问几句、多交代几句，“如果是一个孩子来看病，我的重点是让家长把兄弟姐妹都带来看看；如果是独生子女，我会问问家长，有没有打算要二孩、三孩，有继续生育意愿的，我都会建议进行一次基因检测，再去接受遗传咨询。如今越来越普及的眼科遗传基因检测和试管婴儿技术，可以帮助像这样带有异常基因的夫妻找到问题基因，避免这种一家多个孩子视力都不好的悲剧再次发生。”

孙立梅在义诊中。（受访者提供）

技术发展、诊疗理念进步 儿童眼科医生越来越得心应手

除了检测技术的进步，诊疗越发规范、器械设备的不断改进，也让儿童眼科医生在面对复杂病情时越来越得心应手。

孙立梅和同事讨论病例。图左为孙立梅。

“有一个核心的理念越来越清晰：儿童并非缩小版的成人。”孙立梅表示，早产儿视网膜病变筛查和治疗规范等针对儿童眼病的专业指南陆续出台，正标志着儿童眼科诊疗越来越标准化和规范化。与此同时，手术理念也在迭代。对于儿童，医生们倾向于采取“最小化、最适量”的手术方案，力求以最小的干预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

这种进步具体体现在每一个环节。在检查端，影像技术的革新极大地提升了对不配合患儿的友好度。“比如拍眼底照片，以前只能45度、45度地拍，需要孩子高度配合，上下左右地看，才能拼凑出完整的眼底图像。”孙立梅解释，“而现在的超广角广域照相，快速成像，只要孩子能盯住几秒钟，就能抓拍下一张范围广阔的完整眼底照。”这宝贵的几秒钟，对于不易配合检查的孩子来说，往往是检查能否成功的关键。

在治疗端，手术器械正朝着越来越微创的方向发展。孙立梅亲历了眼底手术器械从20G、23G到25G、27G，乃至更细的演进。“G前的数值越大，代表器械越细。”她解释道，“在成年人那么大的眼球上操作已需极其精准，在儿童更小的‘玻璃球’上，器械每细一分，对正常组织的扰动就少一分，术后的炎症反应更轻，恢复和远期预后也更好。”微创，不仅意味着更小的创口，更代表着对儿童未来眼发育最大程度的保护。

孙立梅在手术室。（受访者提供）

儿童眼科服务的模式也在优化。中山眼科中心在珠江新城院区5楼实现了小儿眼病诊疗的“一站式”服务。“很多复杂的检查，包括需要在镇静状态下完成的，在这一层楼里基本都能完成。”孙立梅说，“不用家长抱着喝了镇静药物的孩子楼上楼下跑，体验好了很多。”寒暑假高峰期，整个科室经常上午门诊“直落”到下午，就是为了照顾外地来的患儿家庭尽量把检查和看结果放在一天完成。

从被动应对到防线前移、主动筛查，从“参照成人”到规范、精准治疗，回顾这些年的变化，孙立梅深感儿童眼科正在步入一个全新的阶段。她表示，尽管儿童眼病诊疗路上依然充满挑战，但技术的飞速发展和诊疗理念的日益规范化、同质化，正赋予她和同事们更多的工具和更大的信心，去守护孩子们看清世界的权利。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伍仞 通讯员：邰梦云、唐艳丽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伍仞（署名除外）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何雪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