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场无障碍电影观影会来了！”日前，在影院热映的电影《震耳欲聋》因讲述了一个出生于聋人家庭的健听律师如何为聋人群体维权的故事，引发了不少人对残障群体社会融合以及相关议题的关注。而在广州，颇有意思的是，有志愿者队伍更是制作口述影像脚本，邀请视力障碍群体走进电影院“听”这一部热映电影，一起让更多人听见残障群体的“声音”。

就在10月中旬，星辰社志愿者团队联合广州市普爱社会工作服务社、广州市海幢街双百工程社工站、广州市珠光街双百工程社工站以及广州檀健次粉丝团发起了“‘震耳’听世界，善意护心声《震耳欲聋》公益观影活动”，邀请了约20名视障朋友以及多名其他障碍伙伴一同“听”电影。志愿者通过现场口述，帮助视障朋友在脑海中同步构建一个完整的电影故事。

当天，星辰社的三位志愿者——曾海燕和黄瑜军、尚燕穗一同担任这部电影的口述员。其中，曾海燕是星辰社的创始人之一。她告诉记者，如今在广州，视障朋友在志愿者支持下走进电影院听电影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从2019年开始，她们已经开始一次又一次走进电影院，开展影院口述影像活动，让视障朋友也能和大多数人一样“看”最新上映的电影。

算上这一场，曾海燕等人已经累计在广州开展将近二十场院线电影的口述影像活动。每一次，大家都要反复观看影片画面，写出字数动辄数以万计的电影口述脚本，并且花费时间反复琢磨脚本，希望将每一个视觉信息精准转化为声音，然后在电影院现场，跟上影片节奏口述每一帧需要口述的画面细节和情节，尽可能做到“人工”零差错的同步，且不被音响盖过。

视障朋友和志愿者一同前往影院。

每一部电影的“口述脚本制作友好程度不一样”；每一次放映开始都是“没得重来”的挑战……也正因如此，对曾海燕等人而言，每一次在影院做口述影像都像是在“打一场战役”。“你要在组织活动方面花费很多心力，而《震耳欲聋》这部电影里最后的法院戏，主人公在陈词同时打着手语，这时口述脚本应该如何做到‘通达雅’，这对口述员是很高的要求”。

很少人知道，口述脚本的制作是困难的。电影画面传递的信息瞬息万变，志愿者在短短几秒内精准表达每帧画面背后的情节和情感，并不容易。而且，在没有电影原始信息素材的情况下，口述脚本需要找一个相对清晰的电影对着来写，但去哪里找也是个问题。由于缺乏清晰的电影数字版本支持，脚本质量往往受到影响，可能漏掉某些关键视觉信息或呈现不足。

另一方面，因为口述声音没办法嵌入电影本身的音轨，音响设备的不稳定、话筒音量的调控失衡、混响效果的干扰，以及志愿者自身口述节奏的波动，都有可能成为影响观影体验的不确定因素。“这次我感觉自己的准备还是太仓促了，不过我的伙伴表现得很好。”曾海燕每次都会复盘，在她看来，志愿者在广州电影口述影像领域，肩负着重要的填补缺口作用。

开展口述影像后，她告诉记者，自己又在准备下一场了，“下一次是10月26日，广图、星辰社、粉团会在ICC环贸天地寰映影城继续口述《震耳欲聋》，每一次都会进步”。但与此同时，曾海燕也表达了一个内心深处的想法——希望有一天，广州的视障群体想要看热映电影时，靠的不再是志愿者不定期的活动举办，而是在无障碍电影院选择口述版本就能听电影。

“过去我们说是没有技术实现的可能或成功的探索，但现在不是了。”曾海燕说，这些年，广州志愿者们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不断摸索的经验，不定期地开展上映电影的口述影像服务，在现场为有需要的观众提供人工口述资源服务。然而，现场口述的不确定性始终挥之不去，只有在有志愿者开展口述影像活动的时候视障人士才可能听，其实这也是十分被动的。

“现在有的电影已经开始在制作期间就打造无障碍音轨版本。像《震耳欲聋》还做了两个特殊版本，助听字幕版增配字幕‌，无障碍解说版详细描述画面中的关键动作、场景转换及非语言信息。”曾海燕说，而配备口述影像音轨版本的电影，需要在配备了类似口述影像播放功能座位的电影院才能播放，“而一些业内人士告诉我们这样的电影院可能不足一百间。”

“我们特别希望广东或者广州能有这么一个无障碍电影院，但目前并没有。”曾海燕告诉记者，自己与业内人士交流了解到，要配备无障碍硬件，改造成本高昂，大家都很难有足够的动力支付这笔费用，于是跟电影制作的无障碍发展水平形成了落差，“我们特别希望未来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有资源进一步支持这方面的突破，让硬件跟上大家的文化需求”。

“像《震耳欲聋》本身不也是鼓励不同的群体也可以为自己发出声音吗。”也是那一天，一位志愿者倡导道，“志愿服务可以探索社会公共服务缺口的突破口，但如果一项社会创新后期没有对应的政策或公共服务机制介入或接力，像口述影像这样，它就会一直停留在社会创新的边缘，而志愿者的存在，本身是为了有一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乃至于不需要我们的行动。”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