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利用招标采购职务之便收受贿赂42万余元，被刑拘后次日家属便火速赔偿相关公司50万元换取刑事谅解，最终获检察机关不起诉。“全身而退”的吴某，转头又以“不当得利”为由将公司告上法庭，认为对方并非受害人，要求退还50万元赔偿款。近日，佛山中院终审驳回吴某诉求，明确其家属当初的赔偿是“权衡利弊后的慎重决定”，相关公司收款并非无法律依据。

受贿后赔偿取得谅解，男子获检方不起诉

吴某原是广东某有限公司的职员，负责该公司招标采购工作。2020年至2022年间，吴某利用其负责招标采购工作的职务之便，帮助A公司参股的B公司入库中标。其后，B公司与广东某有限公司下属企业成功合作5个原材料采购及工程安装项目。

为感谢吴某的帮助，B公司的工作人员肖某、王某、杜某等人，向吴某支付佣金424313元。2024年6月26日，肖某等三人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被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刑事拘留；7月16日，吴某因涉嫌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被刑拘。

在吴某被刑拘后次日，吴某的家属向A公司赔偿经济损失50万元，希望A公司可以对吴某的行为予以谅解并免予追究刑事责任。7月18日，A公司向佛山市公安局顺德分局出具了《刑事谅解函》。其后，吴某又向公安机关清退所收的42万余元赃款。

同年11月22日，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至顺德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基于上述情况，佛山市公安局在起诉意见书中载明“案件侦办期间，犯罪嫌疑人吴某……得到A公司谅解。”最终，检察机关认为吴某犯罪情节轻微，具有认罪认罚、自首、退缴违法所得并取得谅解等从轻、从宽处罚情节，决定对其不起诉。

吴某：
A公司并非受害人，其行为“乘人之危”

获不起诉处理后，吴某觉得自己在此次事件中一共赔偿、清退了90余万元，其中赔偿给A公司的50万元应属于对方不当得利。于是，他一纸诉状将A公司告上法庭，要求A公司退还50万元款项。

吴某的律师认为，吴某家属之所以愿意支付50万元以取得A公司的刑事谅解，完全是在救人心切又不懂法律而做出的一种不当行为。在此过程中，A公司的行为有“乘人之危”之嫌。

律师指出，首先，吴某与A公司并无人事隶属关系，吴某的行为属商业受贿而非职务侵占。A公司为帮助B公司入库中标采购项目，通过其工作人员王某等人私下与吴某商定收取佣金的比例，待广东某有限公司采购项目完成后，A公司批准B公司兑现承诺。B公司也的确向吴某支付了40余万元，客观上有一定经济损失，但该笔款项并非用于正常的市场交易，而是用于行贿，其非法性显而易见，其财产权益自然不会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此，无论是B公司还是A公司均非刑法意义上的被害人，无任何法律依据再要求赔偿或补偿。

其次，在该刑事案件中并无被害人，受损的法益是商业交易中的廉洁秩序，因而无论是A公司还是B公司均无资格对吴某的行为进行刑事谅解。同时，目前也没有证据显示检察机关对吴某作出不捕不诉决定与A公司的刑事谅解行为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此，A公司在无资格谅解的情形下，仅凭一纸《刑事谅解函》，即获得吴某巨额利益，不但违反了刑事、民事法律规定，而且显失公平。

A公司：
公司的确遭受损失，吴某获谅解后反悔

A公司回应称，吴某被刑事拘留后，其家属主动提出赔偿并取得A公司的谅解。吴某家属支付的赔偿款，是基于对A公司的经济损失及不良影响的补偿，属于民事赔偿的一部分。

A公司还表示，吴某的家属在吴某被刑拘后，吴某家属向A公司赔偿损失后，A公司出具《刑事谅解函》并获得公安机关的认可。这一过程是双方自愿达成的合意，符合法律规定，不存在不当得利的情形。如果吴某对赔偿反悔，应当同时申请司法机关不予采纳A公司的谅解书，而不是在获得谅解后又对赔偿反悔。

此次，A公司坚称自己是此次事件的受害人，而非行贿人。案涉行贿人是B公司的员工，其编造借口骗取公司资金行贿以获取个人业绩，B公司遭受经济损失。B公司将相关权益委托给A公司处理。因此，A公司作为受害方的代表，有权要求赔偿并出具谅解书。A公司收取的50万元赔偿款，是对B公司经济损失的补偿，也不是额外获利，该行为符合民事法律的规定。

判决：
赔偿行为是家属慎重决定，主张不当得利缺乏依据

一审法院经审理后，驳回吴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吴某不服提出上诉。

佛山中院认为，该案为不当得利纠纷。A公司是B公司的股东之一，而且B公司出具了《说明书》，明确在吴某等人商业行贿、受贿案中，B公司作为受害单位委托A公司全权处理挽回损失、出具刑事谅解函等事宜；对于A公司的处理结果，B公司无异议。

A公司在收到吴某家属支付的50万元后出具《刑事谅解函》，载明“关于吴某在涉嫌收取贿赂一案中，因吴某就此事诚恳向我司道歉，并自愿赔偿我司经济损失，现我公司综合考虑，决定对吴某甲的行为予以谅解，恳请司法机关免予追究刑事责任”。同时，根据公安机关《起诉意见书》及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书》载明的内容，可见吴某家属在刑事案件侦办期间，基于赔偿A公司经济损失并希望其向公安机关出具《刑事谅解函》，以期许吴某最终可以免于被追究刑事责任，从而主动联系A公司并支付50万元的行为，是吴某家属在权衡利弊之后慎重作出的决定。A公司收取吴某家属50万元并非无法律依据。吴某在刑事案件被检察机关认定不起诉后，主张案涉款项为不当得利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据此，近日佛山中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刘艺明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黎慧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