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4日，“潮涌东滘口，星火传九州——‘胜利大营救’主题展览”在江门台山市东滘口文化名人登陆旧址焕新开幕，吸引众多游客驻足参观。该展览讲述了在83年前胜利抢救在香港的民主人士、文化名人故事。1941年香港沦陷，夏衍、梁漱溟、蔡楚生等数百位文化精英身陷绝境。危急时刻，中共中央果断部署，粤港澳三地民众同心协力，在波涛汹涌的南海之上开辟出一条秘密“生命航线”。

日前，广东省政协文史馆郑文关发表了《从台山东滘口到北京天安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台山东滘口登陆史料再发掘》文章，深度挖掘这段历史。文章内容如下：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有关抗战主题的绘画佳作纷呈、精品迭出，其中，阿瑞先生的油画新作《大地：台山东滘口登陆脱险文化名人纪念》首次以1942年由台山东滘口脱险的文化名人为题材进行创作，为近年以文化名人大营救为主题的创作增添了一笔亮色。

画作在香港沦陷后冒险从西线登陆台山东滘口的两批共约六十名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中，挑选十三位代表人物，以正面视觉形象出现，突出文献性。背景为以东滘口为视点的广袤青葱的岭南大地，既揭示文化名人登陆地点，又呈现出新时代的郁勃生机。中国美术馆原副馆长、研究员梁江认为，画作兼顾历史的真实感和纵深感，笔触简括，色调明朗，主题鲜明，红色历史与时代现实联结一体，诠释了红色历史文化的当代意义。

画中人物形象从数百张黑白历史旧照片中研究比对，以＂有色彩感的黑白＂刻画之，寻求神似。画中人物有第一批登陆的范长江（33岁）、沈谱（25岁）夫妇，梁漱溟（49岁），陈此生（42岁），第二批登陆的夏衍（40岁）、司徒慧敏（32岁）、蔡楚生（36岁）、金仲华（35岁）、金山（31岁）、王莹（29岁）、张云乔（32岁）、郁风（2 6岁）。这13位人物，专业涵盖新闻、出版、电影、文学、美术等领域，并包含三位著名民主人士（分别为梁漱溟、陈此生、金仲华），颇具代表性。

台山都斛东滘口：大营救西线重要节点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攻香港。12月25日，香港沦陷。数百名民主人士和文化精英被困港岛，面临日军搜捕的威胁。形势危急之下，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统一战线旗帜，组织起一场规模空前的大营救，胜利抢救在港的民主人士、文化名人及其家属共八百余人到达大后方。其中一条重要路线便是从香港至澳门，再乘小艇西行至台山都斛东滘口登陆的西线。

都斛，为台山所辖，距离台城40公里，处于台山与新会之间的入海口，邻近南宋朝廷最后拚死海战的古战场。都斛位于古兜山下，古兜山高980米，是珠江口最高的山峰。都斛是侨乡，20世纪40年代城区已有一定规模，形成骑楼商业街，相对密集的人员流动为为大营救提供了掩护。

这条海上线路的具体行程为从澳门经过横琴岛、三灶岛，在南水镇稍停，渡过崖门出海口，在台山都斛的东滘口登陆，再进入台山县城，由三埠乘船或者选择陆路，一路到达桂林和重庆。夏衍、梁漱溟、范长江、金山、张云乔、郁风、蔡楚生、金仲华等脱险者留下了不少文字回忆。

夏衍在《走险记》中详细记录了这段历程：“漂亮的小姐变成了褴褛的乞婆，一位著名潇洒的名演员今日扮成了一个沦陷后香港最横行的‘烂仔’，小姐用锅煤涂黑了面庞，看模样很像一个检煤的穷妇……再三权衡之后，我们决定了走都斛的一路……1月19日，和前后到达澳门两批朋友们汇合，以每人国币二百八十元，每艇二十人以上的条件，（就等于每艇代价五千六百元！），雇好两条在南北水一带颇有势力的某氏所有的快艇。这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走险’。第一要乘黑夜偷越过日寇在澳门港外的警戒，第二要提防海盗，第三要偷渡过三灶岛的日寇海军船坞码头；第四要提防南北水伪军的骚扰。但是谁也没有考虑到这一切的危险。我们一行里边有一半是没有任何政治主见和人生磨练的青年，女学生、银行职员、青年会干事、家庭妇女，但大家只有一个百折不挠的回祖国的意念！”

夏衍此文发表于1942年《野草》月刊，尚在抗战时期，在文中需要模糊掉秘密工作人和事，故基本没有提及同行朋友的名字。文中“能讲台山话的S君”就是指司徒慧敏。当时的文协桂林分会为募集资金，聂绀弩负责编辑邀请29名作家自选近期作品结集成书，夏衍选了这篇新作的《走险记》。自选集中多位作家刚刚脱险抵桂林，仅有夏衍一文选择香港走险为主题，于夏衍而言可谓刻骨铭心。

蔡楚生在1942年1月13日和14日的日记中分别写道：“九时，云匆匆来看我……她说船大概明天要到，叫我收拾好东西，晚上到他们店里去住一晚，上船时一起走，可以比较有照应。现在我首先得将那换了被面的被自己缝起来，再整理下行李，再等招的来，再等明天的船。劳人草草，我就将这样地离开香港了！烟水迷茫，家乡何处？真怕这蚱蜢舟，载不了许多愁！”“别了，香港！别了，这曾是 ‘英国皇冠最灿烂的宝石’的香港！……为着生活，我又将开始流浪！行囊是这样的轻微，又这样的沉重，带走的是人们的快乐，还是人们的忧伤？”

“云”就是陈曼云，1939年与蔡楚生在香港结婚，是中共秘密工作者。当时蔡楚生知名度较高。香港沦陷后日军在电影院打出幻灯，指定梅兰芳、司徒慧敏、蔡楚生等五人到半岛酒店会面，目的是利用他们的影响粉饰太平，故司徒慧敏、蔡楚生迫切需要尽快离开香港。蔡楚生与夏衍走的路线一致。夏衍一行先偷渡至澳门，蔡楚生则住了一晚大中华酒店，第二天到澳门，再与夏衍一行会合。蔡楚生抵澳门后，郁风、郑安娜和严淑珍才到。司徒慧敏、夏衍、蔡楚生、郁风等人大概在澳门住了10天后，终于等到时机乘小艇向西偷渡至台山都斛脱险。

张云乔在回忆录记录了脱险全过程，其中还写到从都斛到台山县城的经历：“次日清晨，向台山县前进，由都斛到台山约40公里。抗战前这里就有公路和长途汽车。我们之中的男士们都愿意步行，女士则坐专门拉客的单车尾。大家约定在台山华侨旅行社集合住宿。”

都斛东滘口村的渔船码头，是此路线的登陆点。两批人均在都斛过上一夜，这才是真正的“平安夜”。与夏衍同行脱险的以电影人为主，大部分是原来电通公司的同仁。谢和赓曾任白崇禧机要秘书，时已与王莹结婚。这一行对王莹甚为特殊，金山是前夫，谢和赓是现在的爱人。

画作局部

北京天安门：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刻

大营救七年后，1949年10月1日，曾经在东滘口登陆的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中，夏衍、金仲华、陈此生、蔡楚生、范长江等多位先生参加了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其中夏衍、金仲华、陈此生、蔡楚生还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以政协委员的身份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观礼队伍里。

夏衍在日记里记录道：“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下午2时半到天安门城楼，一望之下，是一片红旗的海。这一场面，是先烈们用鲜红的血换取来的。”当周恩来要求他描写这个场面时，他与丁玲不约而同地回答：“语言太不够，太无力了。”后来在《懒寻旧梦录》中，夏衍补充道：“10月1日，当我看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冉冉升起的时候，真是感慨万千，泫然欲涕。我们这个有五千年文化的古国，经历了数不清的苦难，终于像旭日东升一样，重新站起来了。我自己，也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可是，有什么办法能把这个喜讯告诉已经牺牲了的同志呢？我想起了郑汉先、庞大恩、何恐、童长荣、洪灵菲和柔石、冯铿……这些英勇献身的烈士。”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蔡楚生也是在天安门上观礼的。他用同样激动的笔触在日记里写道：“我用无限兴奋的心情迎接着这一天的到来，我高兴得简直就像一个小孩子样。……因此一眼望出去，只见一片红色旗帜的海，也是人的海，声音的海，所谓万头攒动的话，已不足形容这盛会的伟观。……毛主席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和亲自启动电钮，将五星红旗在矗立广场中的旗杆上升入云空，一时军乐与礼炮齐鸣，欢声与掌声进发，每个人的心头都像开了花那样的高兴。”

金仲华是作为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的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开国大典上，金仲华也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礼。虽然没有影像资料，也未见相关照片，但是其长女金立勤当时的“在场记忆”可资佐证。她回忆道：“开国大典那天，我父亲在天安门城楼上，他是全国政协委员。……开国大典从下午三点开始，我们聆听毛主席的讲话，全部仪式结束，已是五点左右，人们队伍陆续散去。我们扭着秧歌从金水桥穿过，直到天安门城下再绕过来回去。这时我抬头望上去，这是靠东面的城楼，见我父亲探头往下看，我非常高兴，因为我知道他是政协委员。”

作为当时北平新闻领域负责人之一的范长江理所当然地参加开国大典，并且对开国大典盛会进行新闻报道也是他的工作。

梁漱溟先生当时在重庆忙着迎接解放军进城，1950年才到北京。周恩来总理曾说：“盛会唯缺梁漱溟。”

历史的因缘际会：从电影插曲到国歌

当年在都斛东滘口登陆的夏衍、司徒慧敏、王莹、金山、张云乔等人，是《义勇军进行曲》最早的聆听者甚至合唱者，都斛还是林基路的故乡——他是最早在日本现场聆听聂耳亲自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也因此，《义勇军进行曲》与都斛东滘口这片土地有着特别的缘分。

《义勇军进行曲》最早是上海电通公司于1935年拍摄的电影《风云儿女》插曲。当时为了节省成本，电影拍摄时歌曲一般由制作人员合唱。夏衍一行中的金山、司徒慧敏和张云乔都参加了《义勇军进行曲》合唱，他们也因此成为国歌最早的颂唱者。

在电影拍摄时负责录音工作的司徒慧敏回忆：“大约在4月末5月初，他（聂耳）就把歌谱的完成稿由东京寄给了我。我们几个当时的年轻人，有爱唱歌的青年盛家伦、有当年演过《大路》的郑君里，有正在排练《娜拉》的金山，有《风云儿女》的演员顾梦鹤，有新演员兼场记员施超，把不善于唱歌的我也滥竽充数地凑上去，共六七人。在任光等同志鼓励下，我们组成一个小小的临时合唱队，经过几天的练习，第一次在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录下了这首举世闻名的《义勇军进行曲》。其后经过数次的电影胶片上的录音，我们的音乐家、电影导演和技术家们都认为不如最初的录音，于是我们决定把第一次唱片上的录音转录到电影胶片上来。那时我们没有自己的乐团，也没有正式的歌队，而电影的上映日期又逼迫我们在端午节以前完成。”他幽默地补充：“如果观众中有人听得出歌声中还夹杂着一些广东语音的话，那就是郑君里、顾梦鹤和我三个广东人留下的破绽。”司徒慧敏文中提及的演员顾梦鹤，是广东番禺人，也是田汉组织的南国社发起人之一，1924年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事戏剧演出后加入电影界，为南国社电影剧社社员。

这支他们曾经合唱的歌曲，在抗战时期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激励着中华儿女为祖国浴血奋战， 1949年更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开国大典上响彻天安门广场。

2021年，广东省自然资源厅会同台山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启动都斛东滘口抗战遗址挖掘保护项目，包括保存东滘口自然水系、修复登陆码头遗址等，保持码头和水乡的特点，还原当时的历史自然空间原貌。其中，在登陆点遗址的一面墙上专门设计了《义勇军进行曲》从电影插曲演变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历程。

新生：为祖国建设贡献文化力量

新中国成立后，在台山东滘口脱险的文化名人在不同岗位为新生的共和国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诸多文化名人成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世界知识画报》、中新社、八一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珠江电影制片厂等新闻出版及电影机构的创办者、奠基人。如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时担任新华通讯总社总编辑、组建北平解放后的第一张党报《人民日报•北平版》、作为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的范长江，曾任《新闻日报》社长、《文汇报》社长、中国新闻社社长、英文版《中国建设》杂志社社长的金仲华，曾任《光明日报》社副社长兼总编辑的陈此生，曾任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电影管理局副局长、中国电影工作者联谊会和中国电影工作者协会主席的蔡楚生，协助筹建八一电影制片厂、编导我国第一部大型彩色纪录片《八一运动会》的司徒慧敏，参与筹建广州珠江电影制片的张云乔等。

夏衍1950年3月任上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8月，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成立，兼任院长。

梁漱溟先生自1950年初应邀来北京，历任第一、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五、六届全国政协常委。

新中国成立后，金山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副院长、总导演。

郁风自50年代起历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秘书长、书记处书记、美术馆展览部主任等职。先后组织评选、陈列布置全国美术展览及中外各种专题展览计三百余次，均为美术界所称道。

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香港召开以后，沈钧儒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领袖，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先后秘密北上参加新政协的筹备工作。陪同父亲沈钧儒的沈谱也与党组织取得联系，化装成难民，几经周折来到党中央所在地西柏坡，重回党的怀抱，与丈夫范长江相聚。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阻止王莹、谢和赓夫妇回国，当时的美国移民局将他们逮捕入狱。经过中国政府的严正交涉，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他们终于于1955年元旦之夜，回到北京，受到董必武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登陆台山东滘口众多文化名人参加开国大典的光荣时刻及其新中国成立后的建树成就，正深刻反映大营救的重要意义。大营救高扬爱国主义旗帜，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中华民族保存了大批文化精英，为新中国保存了文化火种，是中国抗战故事和文化传承故事的重要篇章。同时，大营救的成功实施，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力、凝聚力，推动党心和民心的双向奔赴，突出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革命史浓墨重彩的一笔。

以台山东滘口为代表节点的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值得永远铭记。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黄文生

（稿件资料提供：广东省政协文史馆郑文关）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吕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