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闲情】

一年级第二学期，“六一”儿童节那天，班上第一批同学加入了集体组织，但没有我；一年后的“六一”儿童节，又一大批同学加入了集体组织，仍然没有我。

国字脸的女班主任陈瑞珍老师给出的解释是我骄傲。陈老师兼教我们的语文与算术，完全掌控着对学生表现评价的话语权，她的看法便是结论。于是我的学期评议上便多了“骄傲”二字，同学们也从此为我添了一个绰号叫我“骄傲鬼”。至于我究竟骄了哪些傲，该如何去改，怎样做才算不骄傲，我全然不明白，也没有人向我进一步说明。就这样，“骄傲”两字像一顶看不见的帽子，压得人郁闷。

父母倒并没有因为我的所谓骄傲而批评我。母亲自然也不知道骄傲为何物，父亲或许知道但并没有跟我特别讨论过，似乎视我的骄傲为无物。这样一来，我更加无从改起。

相反，父亲倒觉得我完全有资格加入，给我造了一支标准的红缨枪：笔直的竹枝枪杆、漆成银白色的木头枪尖和用剑麻纤维染了花红粉做成的缨。那缨啊，在灿烂的阳光下，红得耀眼，让人热血沸腾。

我很想改掉骄傲的毛病却又不知从何下手。放学归来，除了打柴和做一些其他力所能及的家务，就是把父亲给我的红缨枪拿出来模仿电影看到的画面耍几下，在矛盾和茫然中度过了平淡的小学二年级。

在很长的时间里，“骄傲”这个词在我的心目中就是一个十恶不赦的贬义词。后来很长很长时间，每当听到有人说自己为什么事什么身份而骄傲时，我都会条件反射地为当事人捏一把汗，尽管我的骄傲问题疑案到了三年级即被无声化解。

三年级，我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换成了年轻的老师陈全。陈全老师是邻村良美人，高高瘦瘦的，跟别的男老师都留寸头不同，陈全老师留了稍长的头发，乡下人称“花旗装”。下午语文课板书时，刚从地里干完农活回来的陈全老师那被汗水湿透的头发垂到额前，只见陈老师把头轻轻一甩，头发便归了位，但粉笔灰却粘在了发梢上，在午后阳光的折射下闪着微亮。

陈全老师几乎每节课都会提问我、让我领读课文，还会让我在黑板上造句或填字，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课余时在校园里见面，陈全老师总会给我微笑，不像陈瑞珍老师那样只会板着脸。

陈全老师的信任给我注入了无穷的动力，读起书来特别卖力，本来就不错的学习成绩很快就遥遥领先，没有人再喊我“骄傲鬼”我也不再“骄傲”。

这年秋季再回学校时，我发现陈全老师已经不再来。后来打听到，陈老师已经被推荐到广州上大学。我在失望中进入了四年级的学习。幸运的是，再没有人说我骄傲，包括新班主任顾老师，同学们也慢慢地彻底淡忘了。

又一个冬日的黄昏，祖母带着我去江对岸鹩哥寨看望姑姑，在水泥桥中央，我惊喜地迎面遇上了念念不忘的陈全老师，老师很快也认出了我，我恭敬地喊了“陈老师”，老师微笑着用手轻轻摸我的头，对着我，也像是对着我祖母说：“高了。”

老师只说了两个字，随着两个字呵出的白气，飘散在桥面的寒风里。

此后经年，我遇到过许多老师。也有如陈瑞珍老师那样的，令人敬畏却无所适从；但更多的，是如陈全老师那样，包容着我的所谓“骄傲”以及其他看得见看不见的毛病，无私地鼓励着我。在我人生的桥头上，只是轻轻说一句“高了”，默默推着我向前，走向彼岸。他们就像父亲为我打造的那支红缨枪那样，给了我强大的精神力量。

那杆红缨枪早已褪色，但那份被红缨枪激起的自信，至今仍挺立胸中。

文/杨柳
图由AI生成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陈湫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