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以手语为交流“母语”的聋人大学生走进了一所从未接收过聋人的高校，他能否像健听学生一样享受大学学习的生活？一年之前，来自澳门的余田（化名）几乎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去很长时间，从初中到高中，他一直是通过申请本地手语翻译（下称“手翻”）陪读支持，在无障碍的环境中成长。

无障碍事业的进步，让越来越多有障人士找回了人生的更多可能。上一年，在顺利完成高考后，余田做出了一个充满勇气的决定——他没有选择留在澳门读大学，而是填报了广州的一所非特教类高校，修读自己喜欢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然而，入学没多久，他发现：自己闯入了一个没有无障碍支持的有声环境里。

过去的无障碍支持体系在大学里不见了，迎接他的是一连串具体的障碍。

高数课上，老师飞快地讲解着题目，时不时穿插晦涩难懂的专业词汇，而语音转文字的页面突然开始“崩溃”；社会学的课程上到一半，发现因为只有自己使用手语，所以没人敢跟自己组队……这些场景成为余田过去一年的常态。而“找谁申请手语翻译服务”“手语翻译的费用谁支付”等问题，没有了现成答案。

过去一年，余田不断追寻这些问题的答案，争取聘请手语翻译的费用支持，尝试在一所大学里从无到有地建立自己的无障碍支持，有人跟他说，为什么这么麻烦，换一所特教学校不更好吗。但他意识到，无障碍从来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会沿着有障人士自己的向外探索自动迭代，而是在人们对新问题的较真中不断搭建起来的。

余田觉得，自己或许也可以在这里摸索出一些新的无障碍路径出来。

没有手翻的世界

到广州而非澳门读书，其实是余田经过多番权衡后的选择。和很多手语使用者一样，余田从小就听不见外部的声音，需要通过手语的转译理解外部的有声信息；与此同时，听不见声音也导致了他没办法模仿发音学习语言，在信息的输出上，同样依赖手语。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对余田来说，世界就是一个以健听人为主的巨大有声环境，而手语翻译，则是建立自己与有声环境连接的关键。

十八岁之前，他都是在澳门聋人协会的全职手翻译员陪读支持下完成的学业，从初中到高中，课堂上所有的老师口语讲解，全都会实时转化为了手翻译员边听边打出来的手语，帮助他理解信息。

而在上一年，顺利完成高考的他与许多学生一样，先选专业再选学校，为了心仪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选择了离开澳门。

“我觉得聋人比较适合从事视频剪辑类工作，但澳门很少这方面的专业，另外澳门大多数学校以全英教学为主，手翻译员在翻译专业术语时也可能比较吃力。”

余田用手语比划道，“自己还考虑过内地有特教资源的学校，但这些学校都没澳门学生招生名额，后来发现广州现在读的这所大学有这个专业而且招收我们”。

手对于听障伙伴而言，是重要的信息交流媒介之一。（AI 配图）

彼时，余田拿到了现在在读的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开学第一天，在母亲和手翻译员陪同下一起到学校报到，一切顺利。但在母亲和手翻译员离开没多久后，他便开始察觉到，一个聋人在缺乏无障碍的有声环境里，所要面对的一系列障碍。

“我可能是学校的第一个聋人学生，所以大家虽然都很热心，但不知道怎么和我相处”。

余田回忆道，“刚来学校的我对很多地方都不熟悉，而做什么事情都需要交流，同学也都很乐意通过书写给我传递信息，但如果有的信息没有人写下来，我也真的会完全遗漏掉这些信息。”

余田记得，一开始室友还会提出可以帮自己上课签到，直接把学习笔记给自己抄，说这样就不用上课了，“我知道他们是好心想帮我。但我并不想这样”。

在日常的学习和生活里，余田也尝试过使用实时语音转文字功能，克服信息交流的障碍。然而，他的同学多为港澳生，课间和宿舍交谈以用粤语交流为主，而语音转文字软件往往转译不了粤语。

后来，大家在和余田交流时会会特意改用“蹩脚”的普通话聊天，方便余田转文字，但聊天的人辛苦，语音转文字有时也准得“让人看不懂”。

余田试过直接用录音转文字的功能“听”高数课，但并不完全能“听懂”。

更麻烦的是上课。每堂课的收音环境不同，余田发现，即便老师在课上都是用普通话授课，语音转文字依旧常常会有“录不准”的情况出现，“特别是高数课，老师说的那些符号都是转不出来的”。

余田透露，自己之前还会把上课录音发给相熟的手翻译员，麻烦朋友帮忙回听录音，但没有在现场上课的人听回带着杂音的课堂录音，往往也是“找不着北”。

一波三折

有人会觉得，余田不是只要在大学“不挂科”就可以了吗？“但我想要的不是免试或者免作业，也不是老师体谅我的困难，每次都说不用我来，让我休息。我想要的是信息平权。”余田用手语表示，开学第二天，自己便找到辅导员申请手语翻译服务。

余田所在的学校和大多数学校一样没有手翻资源，但辅导员很乐意帮忙。余田回忆道，“那位辅导员提到说，可能可以申请学校每年两万元资助，用于聘请请手语翻译”。

“后来我们分了专业，这个事也转给了另一位辅导员跟进，那时候关于两万元的资助一直没下文，而新的辅导员也没提起这个事情，反倒是泼了好几次冷水——辅导员说学校可能还是很难有这方面的支持落地，或许一些特殊教育学校更适合自己。”

“我不是没想过有特殊教育的学校，但这些学校没有澳门学生的招生名额。”余田告诉记者，那时，自己在澳门手翻译员的引荐下认识了黄焕如——来自广州一家名为“无障碍手语”的机构的手翻译员。

黄焕如还记得，余田是在2024年10月找到自己，说希望可以请一位手翻译员给自己试课，随后把试课情况反馈给学校，以此申请无障碍资金，“后来我们就派出了一位手翻，陪同他（余田）在那个月第三周的高数课上试上了一节高数手翻课”。

手翻译员第一次给余田试上高数课。

专业人士和服务资金，是构建手语无障碍环境的两大关键要素。余田想着，如果学校是因为觉得本地没有“专业人士”所以卡住流程，那就由自己来找手翻译员给到学校看。

但没多久，余田被告知，“当初两万元的申请卡在财务那里，理由是没这个名目。后来有老师帮忙研究政策，最终，申请通过了，但是是以特困生补贴（面向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项目）名义，而且额度为一学期六千元。”

余田和他身边的朋友都觉得，无障碍本身不应带着“特困”的标签，而且自己如果申请了特困补贴，会不会也占用了他人的名额。但从学校的反馈来看，他们也知道，现在只能往这个方向申请。

而且摆在余田面前的，是下一个问题：一学期六千元可以覆盖多少节课的手语翻译成本，又该重点上哪些专业课程。

彼时，黄焕如所在的机构提出手语翻译可以按公益价120元/小时收费，学校每学期的资助大概能覆盖四十多次服务。

“因为这个资助不足以支持手翻驻校，大学本身课程分散，学校又远离市区，手翻译员每次往返花大半天，通勤成本也很高，所以这个情况下的单课服务成本很高，能选的课就更少了。”黄焕如说。

民生工作室记者是在上一年的“民生深一度”之城市无障碍沙龙上，了解到余田的事情，彼时，有参会人员分享道，无障碍体现在每个细节上，包括一个大学生如何在大学里获得无障碍的支持，而余田的情况充满不确定性。

“我觉得最难学的课包括了高数、Python和英语，其中高数一周两节，一节两小时，一周就算只选两门课手翻，一下子也得耗掉六次服务额度，所以摄影、心理学、写作课程只能放弃。”

余田表示，后来到了第二个学期，自己发现英语语音转文字准确率较高，所以暂停了英语课手翻，但紧接着又增加了其他课的手翻服务，“感觉需要手翻的课程只会越来越多”。

他告诉记者，自己一直没有停止寻找和申请更多支持资金。

不仅仅是手翻

不仅仅是余田觉得难。在大学课堂里，给聋人做手翻并不简单。

“比如说翻译高等数学，以前在小学中学学数学的时候，老师讲课节奏是比较慢的，然后手翻还可以有时间写成文字给我，但现在高数课老师语速很快，手翻每次课都是连着打两小时手语。”

余田透露，而且手语里没有任何一个“词”可以表示高数里出现的各种公式和符号，听到这些公式和符号，一般的手翻译员都会懵了。

“所以我们也只有一个年轻人可以应对高数课的手翻。”黄焕如说，“手翻译员不仅要会手语翻译，本身也得熟悉高数知识，课前需要围绕相关材料作准备，课中和同学商量好怎样的手形固定指代某个符号公式，课后整理笔记和解释。”

也是从这之后，余田开始习惯坐在前排一边看手翻一边录音，慢慢熟悉简体字，课后不懂就问，重新适应了进度。

可是，大学的“专业课程”远不止高数。随着学习深入，余田发现需要手翻的课程可能会越来越多。

就在今年年初，也就是大一下学期，余田发了一个信息给黄焕如等人，希望可以临时新增一个课程的手语翻译支持，而且要是能跟自己组队做“小组Presentation”就更好了。

黄焕如听到这个需求，也是一脸惊讶。

小组组队，是大学的日常，但对于余田而言，充满挑战。（AI 配图）

黄焕如说，“后来了解到，这门课是社会学，课程小组作业比较多，每个学生都要组队，而从组队沟通到上台展示，全部都需要交流，大家都是优先找口语表达强的人组队”。

余田，是课上到一半才发现，其他同学都组好小组了，自己落单。而他就算自成小组，上台分享时如果没有手翻，也没人可以看懂自己的手语。

后来，黄焕如等人告诉余田，提供手语翻译可以，但译员不适合直接和学生组队，这也是手翻和大学生之间的专业边界所在，“自己的事情，终需要自己来完成”。

此后，双方达成共识，大一下学期的手语翻译服务课程，最终定为高数、Python和社会学。

也是经历了这一次后，余田发现：

现有的特困生资助或许并不足以回应越来越多的专业课程翻译需求。

余田在想，到了专业课更多的大二时，而很多课都需要小组讨论，这时的自己其实需要更多的手翻支持。（AI 配图）

去哪寻找更多资助聘请手语翻译？过去一年间，余田积极在广州寻找资源，期间也有人跟他传递希望，说“可以为他解决手语翻译的问题”，可结果迟迟没有下文。

看广州这边找不到新的资助来源，余田也频频往返广州澳门两地，在澳门聋人协会帮助下尝试申请澳门的资金支持，即便一开始大家也说不在澳门读大学的话很难提供资助。

“那时候他（余田）常常要回去提交申请材料、参与面谈并提供证明。我们从来没约定手语翻译费什么时候支付。直到今年4月，他在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帮助下获得爱心人士一笔一次性捐赠（用于手语翻译），并支付了此前费用。”

黄焕如说，按目前的选课数量来看，这笔费用应该暂时够未来两学年使用，但还是没办法回应全部专业课的需求。

当专业课程越来越多，余田对无障碍支持的需求紧迫感，或许只会越来越强。

无法复制

无障碍环境，有时就是需要在新问题的探索中推动建立起来的。

在一次关于无障碍话题的交流中，一位无障碍相关工作者跟余田说了一句——“或许你正在一个新的场景里，为更多后面的人拓宽无障碍环境的边界，第一个人摸索出一条路后，后面的人或许才会有更清晰的路可以走”。

对此，余田和黄焕如亦深以为然，“高校没有无障碍名目，本身就说明了没有机制”。

“现在他（余田）还在争取不同的资助，尽可能填补更多的专业课程翻译需求，但目前都是来自澳门的支持，这种支持其实充满偶然性。”

黄焕如说，如果没有明确的机制，每个考上大学的手语聋人，可能在寻找无障碍支持时都得“摸着石头过河”却处处碰壁。

澳门在手语翻译服务方面建立了一整套机制，有人问，是否可以参考澳门模式。

而手语服务形成稳定的供给模式，并不是不可能。

过去十多年，余田在中学获得的手语支持主要源于澳门聋人协会。该协会工作人员表示，当听障群体有手语翻译需求，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向协会预约，这方面的服务都是免费的。

有的澳门学校在推行手语双语共融教育计划，而澳门普通学校里的手语使用者，也可以通过学校向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申请手翻入校服务。

“之所以可以实现免费，是因为澳门教育及青年发展局、社会工作局有在以购买服务或服务资助的形式，向聋人提供手语翻译。”

比较值得学习的是，澳门的手语申请服务有一个清晰的链条，大家知道有事情可以找谁。而机构也可以在一线的实践中，不断推动手语普及。

上述工作人员解释道，澳门手语翻译服务是按时计算、按需派单，有手翻需求的学校会向教育部门提出所需手翻时长，由协会派出人员，而大学以及其他日常服务则归为社会福利服务，由个人向协会预约申请。

除了聋协，澳门还有另一家社会组织，一同成为本地手翻服务的主力军。但这个地方成功的关键并不在于专业社会组织垂直服务的形成。

实际上，澳门当地已登记的听力残疾人士为6017人，其中使用手语为主的有障人士衍生的需求体量恰好通过政府资金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这个才是关键。而不同地区服务需求以及财政状况不同，公共服务供给模式也不一样。

广州近年来，着重在线上手翻连线的智能设备布局方面发力，推动了许多场景的无障碍化，但在一些场景里，依旧还不能替代线下手语翻译服务。

内地一位助残工作者说，广州近年来也在多个不同的公共场景铺排手语无障碍服务，此外还有本土社会企业开发了名为音书手翻的呼叫手语翻译功能。

虽然手语服务的硬件得到了关注，但这些服务都以线上为主，有时很难在更细碎的复杂场景发挥作用，而线下服务体系存在空白，人工手翻服务“谁来买单”的问题仍没有得到解答。

手语使用者在当下，依旧需要线下人工手翻服务。

上述工作者分析道，“广州的听力障碍者数量大概有十一万人，虽然手语使用者尚未有明确统计，但即便按最低预估，服务资金的筹集与人力供给难度，都会显著高于小体量地区，这也意味着‘照搬’并不可行。”

实际上，有的手语服务发达地区也不全都“政府购买”，找到自己的供给模式很重要。

想要打开一条新路

没有人可以单凭一己之力为庞大的公共服务需求“买单”。同时，手语翻译的核心，是要有能够提供稳定、有效服务的专业译员。但这些人从哪里来？谁来长期支撑他们投入？是否能回应一座城市里差异化的手语翻译需求？

在余田看来，自己的需求仍存在缺口，这些问题随着新一个学期的开始，也可能会变得比之前更加明显。而不少手翻工作者觉得，余田在把这些问题抛出来的同时，也在为更多人开启了关于优化无障碍环境的可能性。

有人提出，如果手语翻译者是关键，能否让大学手语社团的志愿者顶上，暂时填补专业手翻的缺口？黄焕如坦言，这条路很难走通。

黄焕如本人也是在大学社团与手语结缘，继而成为专业手翻。但她说，现在的现实是，社团换届快、成员流动大，更多只是作为一种兴趣了解，从这里走出来的稳定、可胜任复杂场景的“专业行动者”极其稀缺，更别说日常进入高校课堂、医疗、法律等高专业度场景服务。

与此同时，一名合格手翻需要系统学习与长期积累，是无法速成，而广州的全职手语翻译“可能不过5个人左右”。如果没有明确的体系资金来源，总是靠“临急抱佛脚”解决问题，手语翻译服务便一直只能零散而碎片地开展，很难形成正向循环。

问题还是回到了谁来为服务“买单”上。

手语翻译事业面对的非良性循环（点击可查看大图）。

一位专业助残工作者进一步解释道，就像余田那样，只靠短暂、浅层的手翻，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而当手语翻译没办法系统地回应个体在具体生活学习遇到的障碍时，便可能陷入到“社会觉得没有手语翻译-没人申请手语翻译-没有过相关费用预算-手语翻译用不起来-手语翻译队伍没有发挥空间-手语翻译工作者越来越少-觉得没有手语翻译”的非良性循环里。

“但手语对于目前的无障碍环境依然重要。”长期关注无障碍事业的广州市政协委员郑子殷则告诉记者，手语翻译在可预见的时期内仍是“刚需”。

“很多人以为人工耳蜗、助听器以及语音转文字的技术推广下，手语已经没有需求了，但我们必须看到仍有一部分人靠手语沟通，有的长期使用手语的伙伴，语序表达逻辑也与文字不同，本身就是需要翻译这一职业的。而即便装了人工耳蜗或助听器，也并不意味着完全恢复听力。”

郑子殷表示，打破非良性循环的关键，恰恰是要社会多方在实务中陪同与支持，帮助余田等人把大学的无障碍体系“搭起来”，找到这座城市具体的无障碍公共服务供给模式。

“现在这位聋人大学生已经把问题抛出来，而要答题的正是我们。”郑子殷与多位公益人士表示，这时或许可以借鉴广州长者饭堂的“6个一点”筹资机制——政府补、企业让、慈善捐、个人出、集体添、志愿助。

“6个一点”模式（点击可查看大图）。

用这个模式思考手语的无障碍支持，也就是说：学校可以灵活根据需求新列支出名目，先补一点；广州与澳门的公益慈善组织捐一点或筹一些；个人根据承受能力出一点；而机构让一点或支持一点等等。

“现在有的人可能仍会把问题焦点放在这位大学生是否本地人，或‘个人出一点’会不会理解为权利让步，但这些其实都不是关键。”

郑子殷表示，当一个新的无障碍需求显现出来了并发现了缺口，在机构让一点已经实现的情况下，现在重要的是让各方先动起来，尝试把“学校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出一点”落实起来。

只有形成机制，问题才算解决，下一位手语聋人考进大学获取无障碍支持时，才会更加顺畅。

学校为什么不可以新列名目？谁来做政府补的那部分？而社会为什么不能形成联动机制？接下来无障碍服务申请是不是可以清晰化……

郑子殷表示，这些问题也并不是无解的，但在实务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手语无障碍事业才会得到突破，“现在最重要的，是推动多方行动起来，唯有实务，才能推动议题发展和政策进步。”

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林琳 实习生：郝于蓝、姚佳琪、谭旭君
（陈凯桦、武李丹、何晔对本文亦有贡献）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