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坪石先生》中黄际遇正在给学生上数学课。

粤北山区，火光摇曳的深夜课堂，教授以粤语铿锵领诵骈文，敌机轰鸣与读书声交织成一曲悲婉的南音。这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公映的电影《坪石先生》中的场景，也是一段几乎被遗忘的历史的真实再现。电影讲述了1938年广州沦陷后国立中山大学四千多名师生辗转迁校粤北坪石继续办学的故事。它打破了传统战争片的模式，用山水、书声与文人风骨书写了一部广东别样的抗战史诗。

去年广州日报做过中山大学在抗战期间北迁粤北办学的报道，想了解这段历史的朋友可以点击阅读。▶▶▶ 《百年中大，曾经来过这里》

主要由广东子弟组成的十九路军正面战场死扛淞沪，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终成抗战中流砥柱，广东抗战的历史同样悲怆壮烈。电影独辟蹊径，将镜头聚焦于1938年至1945年间中山大学在粤北坪石坚持办学的艰难岁月，这段历史与广为人知的西南联大迁徙史相比，鲜少被公众关注。

影片聚焦“知识救国”的理念，表现了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里，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如何实践“爱国的方式并非只有一种”。

▲《坪石先生》中的数学天文学家叶述武（左二）和邹仪新（左一）伉俪。

影片塑造了以黄际遇为代表的一批有血有肉的岭南教育先贤形象。黄际遇是中国数学元老、骈文泰斗，曾留学日本和美国，是第一个将几何、代数、微积分引进中国的学者。学术造诣深，细节更展现人格魅力：教授养鹅为女儿当嫁妆；用“概率学”戏弄企图抓捕进步学生的警察；甚至烧掉国外任教邀请函，毅然在最困难的时期留在国内。

图书馆馆长杜定友爱书成痴。中大再次紧急迁校时，他坚持“图书馆的5万册藏书若未全部运走他就死也不走”，最后众人只能把他绑起来送上最后一班逃离的火车。

数学家、天文学家叶述武和邹仪新夫妇展现了科学家的智慧与爱国情怀。邹教授将天文仪器拆解成210个小箩筐或小箱子分散运输；叶教授在逃难前仍念念不忘破解“宇宙第一飞行速度”的难题，成功后立即将数据全部擦掉，“一个字也不留给敌人”。而他正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重要参与者之一。

▲《坪石先生》剧照。女校工为抢救学校财物在日军轰炸中牺牲。

在文人群像之外，电影亦将镜头对准寻常市井。坪石米粉摊主慷慨请挑夫吃饭，并独自留在了即将沦陷的小镇；平凡挑夫在轰炸中一面紧急运送教学物资，一面不忘救助受伤同胞；校工大姐日常为学生献出了母亲一般的爱，危急时刻更为抢救校产献出了生命。镜头穿梭于战火中的讲堂与田间，知识分子的坚守与市井百姓的淳朴相映成辉，展现出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精神脊梁。

值得一提的是广东本土乐队“五条人”的加盟演出，仁科扎上了领带，斯斯文文地扮演起音乐教授；茂涛演起了米粉摊主，在抗战时候的“大学城”摆摊。出身草根，这些在如今的广州大学城做过“旁听生”的音乐人令电影呈现出一种宽广博大的气质，更贴近大学以人为本的内涵。

在娱乐性压倒一切，商业价值是存活指标的电影市场大环境之下，如今已少有“文人电影”，反映文人生活、呈现文人气质几乎没有，观众能静下心来和银幕上的角色进行一次有效沟通更罕有耳闻，市场一味喂给观众“爽片”，但这一次，文人电影回来了，它没有通过制造情绪价值来来共情观众，它注重再现历史，用文人的方式。

▲《坪石先生》剧照。抗战期间，中大师生坐船在坪石的几个校区之间通行。

影片的叙事大量运用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散点透视手法，将一个个长衫教授、热血学子和短褂布衣细碎的日常生活一一铺陈在故事里。在电影的画面语言上又用岭南画派的焦点透视，让人物纵横在粤北的奇峰秀水和岭南建筑的曲线逶迤之中，构成了一幅鲜活的现代中国水墨画卷。

粤北山区的阴冷潮湿在电影中被一支竹影、一舟渔火、一缕炊烟、一曲战歌染上亮色，而这些温馨日常又笼罩在侵略者的轰炸阴影中。中国传统美学亦有伤物之情，它不施加于直接的血腥刺激，而化作山水画卷中的无声惊雷，比照出侵略者的暴虐无度。

武江，珠江水系中北江的上游干流。坪石位于武江之畔，迁校期间，中大师生就是利用武江上的渡船来往于几个不同的教学区域之间坚持教学。

土木工程系主任卫梓松来不及撤退而滞留沦陷区，坚决不当日伪维持会长而选择自尽。教师罗秀贞逃难时被日寇追至绝境，宁可抱子跳崖殉难也不受凌辱。这些场景没有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他们的选择却同样令人心悸。

黄际遇望向武江河脉：“七星伴月地即文脉长城基。”他又对学生说，“今日背公式，明日造炮弹，将来一个书生能抵十万大军。”文明会用它自己的方式对抗野蛮——文化不灭，则民族不亡。

▲《坪石先生》剧照。青年学子在国家危亡之际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影片延续了广东在文艺创作上的创新传统，将记录历史真实与艺术再造结合，并对“何以报国”这个命题进行了深度探讨。通过学生邱扬投笔从戎与黄际遇坚守教职的对比，展现了爱国方式的多样性，在“守住文脉”的目标下达成共识。

《坪石先生》的创作团队耗时6年，11次踏勘粤北3县6镇18村，埋首于黄际遇的日记、卫梓松的手稿、杜定友“图书馆木箱化”档案等浩繁史料。美术团队更在韶关武江畔拓荒6亩河滩，依照建筑大师虞炳烈的图纸，用竹木树皮按照1∶1的比例搭建起战时校舍。这种对历史真实的极致追求体现了广东电影人的工匠精神。

电影是一种直观的展示方式。我们民族的苦难需要被世界看见，它并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令今天的我们记住和平的珍贵以及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训。我们应当有勇气正视自己的苦难，更要有能力将历史告诉世界。

炮火难掩书声朗朗，烽烟无妨薪火相传。文脉传承犹如人类繁衍。黄际遇先生的话言犹在耳：“无用方为大用。一个书生可以抵抗十万大军”，这句话跨越了80年时空，为今日中国的文化自信找到了新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