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祝越

编辑 | 黄茗婷

课堂是从问好开始的。老师站在教室中央，挨个把学生叫上前来说：“早上好！”然后递给学生一个名牌，问他们想要别在哪里。

这项最基础的训练，是要教会学生们如何问好、问好时的仪态、和对方的社交距离……而最重要的是，当老师想要帮学生选定名牌的位置， 甚至要直接触碰学生的衣服时，学生要提出拒绝：“我的身体我做主！”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别好名牌。

接受训练的是患有心智障碍的孩子。在这个专为他们开设的性教育课堂上，“我的身体我做主”就像是一句魔法咒语，保护他们免于性侵害与骚扰。而诸如社交礼仪、青春期变化等内容，则让他们认识自己，也学会与周围人相处，而不至于打扰他人。

《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剧照

心智障碍，指的是在发展期间智力功能显著低于常态，同时伴随有适应性行为方面缺陷的情况。常见的心智障碍者包括孤独症谱系障碍、智力障碍、唐氏综合征等等。而根据中国残联的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数据推算，我国存在超过1200万的心智障碍者。

对于心智障碍者而言，性教育不仅仅是学会理解和对待“性”本身，它还意味着如何独立面对这个世界，融入这个世界，然后长大成人。

01

难 题

女儿才8岁的时候，刘晗就开始教她换卫生巾了，8年过去，教学仍在继续。

刘晗的女儿小永是一个“特殊孩子”。因为一种俗称“小胖威利综合征”的染色体异常罕见病，小永存在认知、智力方面的发育不完全，同时也伴随着专注力障碍、书写障碍、阅读障碍等等问题。

为了教会小永，刘晗的家里有很多种卫生巾。日用、夜用、超薄、加厚、安睡裤……光护垫这一种类型，她就准备了薄的、厚的、加长的，还有“带翅膀的”。这些卫生巾塞满了家里的一个大抽屉。小永来初潮前，刘晗就趁着自己来月经的机会，教她认识各种卫生巾，还会找一条干净的内裤，让小永自己把卫生巾贴在上面。

她希望能做足准备。把卫生巾的种类分得这么细，也是想让小永知道，“世界上还有很多种东西存在，这也是教她认知（世界）的一种方式”。夏天的时候，刘晗还会买薄荷味的卫生巾让小永尝试，“只有她自己试过才知道这是什么用途，（否则）她想象不出来”。

《五彩缤纷》剧照

可新的挑战依然会不断出现。14岁以后，小永来月经了，虽然已经知道怎么粘贴、使用卫生巾，她却不懂得卫生巾要多久换一次，也不会像普通孩子那样，每节课间都去厕所检查。时不时地，经血会漏到她的裤子上。

刘晗只好要求她：每节课下课都要去厕所，只要卫生巾上有血，哪怕只是一点点，都要把卫生巾换掉。

“但是到现在（还是）有时候做得到，有时候做不到，不是说你训练她，她就马上都能做到，不是这样的。”8年过去，月经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难题。

而在月经、遗精这些青春期问题之前，一些更为日常的问题就已经显现出来。

例如，洗完澡之后，要穿好衣服再出来；上厕所时，要关好门才能脱裤子；不能在公共场合脱衣服裤子。小时候，不管是去洗澡还是上厕所，小永都不会关门，洗完澡，她会“光秃秃地”走出来。刘晗也了解到，有的孩子屁股痒，会在公共场合直接伸手到裤子里挠，还有的孩子生殖器痒了，会直接在教室里掏出来看。

区分“公共”与“隐私”，是普通孩子眼中的常识，却是不少特殊孩子多年都做不到事。

《我不是笨小孩》剧照

月月是一个孤独症患者，今年已经17岁了。小时候，她常常裤子还没提好，就从厕所出来了。就这一件小事，月月的妈妈陈傲已经教了她七八年。现在，月月依旧没有做到“非常完美”。有时候，虽然她把裤子提上去了但衣角还夹在裤子腰上，看上去不太整齐。有时候妈妈总是提醒她，她也会表现得很不耐烦。

作为一个中重度孤独症患者，月月没有很强的羞耻感，更多地关注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也不会太在意身边人的眼光。普通孩子会觉得，这些行为“影响个人形象”，“但特殊孩子这方面的意识比较弱，不太在意个人形象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月月妈妈说。

这些“坏习惯”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特殊孩子要怎样去认识自己与他人，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又怎样去处理这种关系？

“自己的东西”与“别人的东西”，月月小时候不太理解二者的区别。妈妈发现，在餐厅吃饭时，看到邻桌点的菜，月月也会去吃。

有几次，经过妈妈的一番解释，邻桌的人知道了月月的情况后，会表示理解，“孩子吃就吃吧”。但妈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小时候的月月也许可以被包容，可她长大以后呢？这终究会对她的社交造成阻碍。

《你是天才》剧照

与人交往同样困难。刘晗观察到，小永想和周围人交朋友，但有时候害怕，有时候又过于直接——喜欢别人手上的彩笔，她会直接抢过来。小永不知道这是会让对方讨厌的。

类似不讨人喜欢的行为还有很多。有的自闭症的孩子在路过时会用力地拍别人一下，有的孩子和别人加上了好友，就不停地发消息、打电话。他们也不懂得保持距离。见到喜欢的朋友，他们常常贴得很紧、头挨着头，有时候遇见别人就上前拥抱，不论男女。甚至，一些孩子会喜欢摸女生的头发、胸部、丝袜。

在特殊孩子眼中，这些单纯地表达友好、喜欢的方式，并不能被周围的世界轻易接受。这种认知差距，会成为一堵墙壁，把特殊孩子与“正常世界”隔离开。

小永就遭遇过旁人歧视的眼光。即使已经上了中学，小永有时还是会跟同班同学手牵着手，“因为他们的心智还是停留在六七岁”。但小永的个头挺高，看上去已经明显不是小孩了。“别的家长咋看？”刘晗告诉小永，她已经长大了，不能再跟男同学一起拉着手走路。

《我的影子在奔跑》剧照

但更多的家长缺少方法。一个服务特殊孩子的老师告诉南风窗，遇到孩子在公共场合脱裤子、随地小便，很多家长采取的方式是大声制止，而这种方式往往收效甚微。孩子的行为可能是基于生理需求，一些孩子可能因为长期没有被纠正，已经养成了习惯，而家长如果不告诉孩子为什么制止，也不告诉他应该怎么做，“孩子只会感觉到困惑，然后尴尬、不安”。

得不到改善与解决的问题，会反复成为家长的负担。家长往往要跟在身后替孩子道歉、解释，然后教育孩子应该怎么做，但此后，相似的情况又会反复多次地发生。不少特殊孩子在普通学校里和普通孩子一起上学，他们的不恰当行为，变成了一种“惹事”，老师没办法，只能不断地打电话给家长“投诉”。

很多家长已经疲惫不堪。有人接到老师的电话，习惯性地说：“抱歉，又给老师惹麻烦了。”有人则采取放任的态度：“你可以不用管他，不管他就没事了。”

一位服务心智障碍孩子的老师曾给一个妈妈提建议，希望妈妈可以尝试多做一点，帮帮孩子，而那个妈妈却突然崩溃大哭，她说：“可不可以先不管孩子，管管我？”

02

合 力

从青春期的麻烦，到日常行为习惯的纠正，再到人际关系中的不恰当行为……所有这些难题，家长们找到了一个解法：性教育。

2008年，心智障碍儿童奇奇的母亲戴榕发现，儿子会被女性的长发吸引，不由自主地抚摸女同学的头发。现任广州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理事的戴榕觉得，这是一种提醒，如果想让孩子继续在普通学校读书，而不被其他孩子和家长抱怨，必须对孩子进行性教育。

但经过搜索，当时国内为心智障碍儿童服务的机构，依然大多侧重于康复训练，性教育上的支持几乎为零。

性教育从零开始诞生。戴榕和广州市扬爱特殊孩子家长俱乐部时任总干事冯新、广州市少年宫特殊教育中心时任副主任解慧超一起去了美国波特兰，在一家名为Planned Parenthood（美国家庭生育计划联合会）的性教育服务机构参观。2009年9月，由广州数家特教学校和机构自筹资金，邀请该机构的讲师格兰昆特前往广州，在国内分享对心智障碍孩子的性教育工作。

《嘉年华》剧照

2025年6月，南风窗记者来到广州少年宫时，面向心智障碍孩子的性教育课程已经在这里开设了15年。家长们带着各种期待找到这里。少年宫的性教育讲师苏艳雯告诉南风窗，她过去接触到的大多是处于青春期的孩子，女孩的家长害怕女儿会遭遇性侵害、性骚扰，男孩的家长则担心他们因为不懂边界骚扰了别人，希望他们能提前学到“规矩”。而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小龄孩子的家长意识到性教育的重要性。

即使是在专业的性教育课堂上，面向心智障碍孩子授课也并不容易，需要老师有更多的耐心、方法与应变能力。

课堂上，孩子之间的差异很明显。有的孩子抢着回答问题，每次发言都像是在大吼；有的孩子则始终静悄悄地坐在一边，甚至不怎么抬头看，似乎完全游离在课堂内容之外。一个男孩对运动很感兴趣，老师拿出不同颜色的道具，他就接话讲足球比赛里的红牌黄牌，有一个道具是一张圆形地毯，上面画着很多个同心圆，他联想到了奥运会里的射箭项目，时常走上前去模拟射箭、击中靶心。

老师必须不断把学生们的注意力拉回来。教室里，除了一个主讲老师，还有两三个老师提供辅助，学生中间也坐着四五个穿制服的志愿者，他们会随时观察学生的情况，引导学生跟着课堂的内容思考。

《遥远星球的孩子》剧照

引导要从最基础的概念开始。一节课讲“社交圈”，告诉学生如何区分与身边人的关系远近。当主讲老师提问，教室里有哪些陌生人的时候，一个男孩有些怯怯地环顾一圈，然后说“好像没有陌生人”——其实当日课堂上，几位志愿者都是新来的。另一个老师马上走上前去小声提醒，陌生人就是那些不认识、不知道名字的人。“这个老师，”她指着其中一个志愿者，“你知道她的名字吗？”如此反复提问了几次，男孩似乎终于理解了“陌生人”的含义。但老师们知道，这样的教学还不够。

苏艳雯告诉南风窗，社交圈的课程可能还要上两三次，这次用一张涂着不同颜色的地毯互动，下次可能会拿一张画着社交圈的纸，让学生自己填写，又或者，他们会让孩子搜集一些身边人的照片，拼贴一张自己的社交地图。

反复、漫长，是教育特殊孩子必须面对的挑战。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从内容到形式注定都与普通孩子不同。

性教育机构“你我伙伴”从2019年开始研发面向心智障碍儿童的性教育课程。此前，他们曾尝试用普通孩子的课程给特殊孩子上课，残障业务负责人、培训师张宇弛介绍说，面向普通孩子的一节课是40分钟，里面有科普视频、互动游戏、学生讨论，最后是教师总结。其中，关于一个主题的主要知识点，是通过十几分钟的视频呈现的。

“但对于心智障碍的孩子来说，这太难了。”张宇弛说，“孩子的注意力也好，他的理解能力也好，都（让他）很难在这十几分钟内完全掌握这节课对应的知识。”

《我不是笨小孩》剧照

后来的课程更多地偏向实践。张宇弛告诉南风窗，心智障碍孩子的性教育内容，只占到了全部性教育内容的四分之一，其中大多围绕他们的日常生活技能。以青春期为例，讲到月经，老师会教孩子如何使用卫生巾；讲到勃起和遗精，则侧重于教孩子或家长如何应对这种情况。

教育的困难，也意味着性教育不能只在课堂内完成，仍然需要家长的支持与参与。

每节课下课前，苏艳雯都会把家长们也叫进教室，然后把今天的课程内容花五分钟时间讲给家长听，希望家长们回家带着孩子多次巩固。她会观察下次上课的情况，有的学生还能记得上周学到的内容，就说明家长有帮忙复习，但这样的家长“十个人里可能有两三个”。

并非所有家长都了解和接受性教育。张宇弛观察到，不少家长对“性”的态度依旧比较保守，对性教育的认知，可能还停留在性行为、结婚、生孩子。

《嘉年华》剧照

起初，家长们来参加性教育的培训，往往也抱着一种“解决问题”的心态。比如面对孩子的自慰行为，在性教育的视角里，如果这件事可以安全、私密、卫生地完成，就是正常的，但张宇弛也发现，有些家长本身就觉得自慰这件事不对。

也曾有家长对教学内容提出异议。性教育课上教了生殖器官的正确名称，家长觉得这样不好，因为孩子学会了之后，就在网上搜索“阴茎”的图片。“以前他只知道那个叫‘小鸡鸡’，他搜出来的就是小鸡。”苏艳雯有些无奈，“你（家长）都已经知道他有这种需求了，还庆幸他只懂得搜‘小鸡鸡’吗？”

对家长的教育同样重要。“你我伙伴”会开展面向家长的培训，让家长打破对“性”的保守观念，当家长知道性教育“连怎么擦屁股这些都讲”，他们自然会认可这堂课的必要性。在广州少年宫，同样有面向家长的团体活动，家长们可以分享彼此遇到的问题，共同探讨如何解决。

《可爱的你》剧照

理解性教育，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张宇弛了解到，一个家长过去认为自慰是不对的，但在“你我伙伴”培训之后，他接受了这件事，于是和孩子约定，孩子可以在自己有需求的时候自慰，前提是要在自己的房间里，关上门，准备好卫生纸。让家长意外的是，这也连带着解决了孩子的情绪问题。过去，孩子脾气很不好，时不时会在家里砸东西，但那时家长只是觉得他不高兴，却没有深究背后的原因。

家长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因为他们了解自己的孩子，日常生活在一起，所以对于他们来说，开展性教育是更容易，也更高效的。”张宇弛说。

03

不止于“性”教育

在反复与漫长的教育中，挫败感也时常出现。

有时老师很难评估教学的成效。在教隐私部位的课上，张宇弛会告诉孩子，屁股是隐私部位，别人不能摸。她能观察到变化，如果有其他同学要摸这个孩子的屁股，孩子就会表示拒绝。但当张宇弛问：“那张老师可以摸你的屁股吗？”孩子就会很开心地点头说“可以”。

张宇弛的感受很矛盾。她知道，这是孩子对自己的信任和喜欢，但这也是一个提醒，“这些孩子身边最亲近的人一旦想要伤害他，是非常致命的”。

《素媛》剧照

安全因此被更加前置。讲到社交圈一课时，苏艳雯一直向孩子们强调，“老师”这个身份的人，在他们的社交圈里只能站在“橙色”的位置——这个位置只比陌生人的红色亲近了一层。苏艳雯解释，这是因为特殊孩子比较难以识别伤害，有时候，谁给他们的笑容更多，他们就觉得对方是好人。但老师们都知道，社会并非如此单纯。

而性教育的有效性显现出来的时候，往往也是伤害真正发生的时候。面对这种情况，苏艳雯时常感到心情复杂，“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不见得是好事情”。

曾有一个女孩让她产生自我怀疑。那个女孩患有唐氏综合征，程度比较严重。她在少年宫上了两年半的课，但无论老师怎么和她互动，她常常只是坐着没有回应。苏艳雯不清楚，女孩究竟有没有听懂，究竟学到了多少，她还向女孩的家长建议，要是家长觉得没有效果，可以申请退课。

变化发生在课程结束的一两年之后。女孩的妈妈有一天找到苏艳雯，说她教的课真的有用。因为那天妈妈带着女孩坐地铁，女孩突然跟妈妈说，要换座位。妈妈觉得不太对劲，换了座位之后再观察，才意识到女孩的旁边坐着一个男人，“没有办法判断他究竟做了什么，但是最起码女孩知道有一个状况让我觉得不舒服，我是可以向妈妈求助的”。

就这几个字，让苏艳雯很开心。性教育课上，老师也曾带着孩子做过类似情境的训练：三张凳子排成一排，老师坐在孩子旁边，会故意用手放在孩子的腿上来回摸，孩子要把老师推开，马上跑走，然后找大人报告发生了什么。当时，那个女孩即使被摸了也是呆坐不动，需要安排另外两个志愿者用力把她拉走，练习才能完成。

《海洋天堂》剧照

改变就这样在看似毫无波澜的水面下默默地发生。

有一次，一个妈妈找到苏艳雯，说自己动手打了一下孩子，孩子就说“你不可以打我，因为我的身体我做主”。孩子之间常常会用电话手表加好友，一个孩子遇到不想加的人，也会说“不行，我的身体我做主”。这句话可能用得不那么准确，但至少，“自己做主”的观点，已经深入到他们的脑海当中。

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性教育也可以关系到一个个体的尊严。

一个小乡村里的智力障碍女孩，让张宇弛印象深刻。她那时12岁，原本是个缺少自我效能感的孩子。她在陕西白河县一所特殊教育学校读书，学校老师李健萌告诉张宇弛，村民歧视这群孩子，把学校也叫成“傻子学校”。即使在家里，她也因为智力障碍而不受重视，父母常常朝她撒气。这个女孩并非什么都不懂，外界的压力让她变得内向和被动，在学校里，她很少会笑，也几乎不和其他人交流。

那次性教育课讲的是生命的起源。老师特别在课上强调说，每一个人都是从受精卵发育而来，所以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是平等的。

听到这里，女孩突然抬起了头看向老师，眼里还有一点泪花。下课后，女孩找到老师说，这是她第一次知道自己和其他人是一样的，都是珍贵的生命。

《熔炉》剧照

这些变化都是前所未有的，也让老师们感到鼓舞。事实上，在课程研发的阶段，很多家长觉得“生命的起源”这一课似乎对特殊孩子来说没有意义，普通的孩子会问父母自己是怎么来的，但特殊孩子的家长却表示：“我们的孩子不会问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的可能是他们不会问，但不代表他们不好奇，不想了解，他们（其实）也能感受到。”张宇弛说。

每一个心智障碍的孩子都像一个小行星，有自己的运转方式，只是旁人无法轻易地与他们同轨。而性教育，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更好地成长，与他人交汇。这与苏艳雯开始做性教育工作的初衷相符合：“做一种让孩子都喜欢成长，不害怕成长的性教育。”

哪怕比普通孩子要慢，小永也已经逐渐成长起来。刘晗说，她现在已经是个“小社牛”了。小永好奇其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会在采访的时候贴着妈妈，听妈妈讲了些什么。她也会和AI对话，曾经有一段时间喜欢和小度聊天，问小度的爸爸是谁，有没有兄弟姐妹。但后来，她不想和AI玩了，因为觉得AI“没有思想”。她会在课后和别的孩子加好友，也喜欢和普通孩子聊天，即使那些愿意和她玩的，大多是比她小好几岁的小学生。

《我不是笨小孩》剧照

他们的社交还停留在“孩子”的阶段。刘晗观察到，特殊孩子之间常常会用电话手表加好友，一言不合就拉黑对方，下次见面，可能又加了回来。刘晗告诉小永，不能随意地拉黑别人，也告诉她在加好友之前，要先跟对方聊聊天，筛选自己真正想交的朋友。

现在，妈妈仍然充当了保护伞的角色。刘晗要求小永只能用手表加好友，因为“电话手表都是小孩子，（大人）他不可能带个小天才”。每次小永和别人碰过手表，加好友的申请会发到刘晗那里，要她通过才能加上。时不时地，刘晗也会检查一下小永的好友和群聊。有一次她发现，小永被同学拉进了一个群，那些孩子会在群里“聊粗口”“乱七八糟的”，她就退了群，把拉小永进群的同学也删掉了。

小永还不能用平板，也不能用微信直接加好友。但刘晗知道，“我不可能一辈子把它卡住”。为了未来能够把这些限制放开，她正在尝试教女儿更多的交友规则，因为“我保护不了她一辈子”。

（除苏艳雯、张宇弛、李健萌外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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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八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