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听过“音乐茶座”这个词吗？

如果你的回答是“是”，那么，你或者经历过改革开放之初那段日子，或者对广东乃至我国的大众文化传播史有一定了解——47年前诞生于广州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正是大众文化发展过程的重要节点之一。

东方宾馆音乐茶座（资料图片）

近日，在楠枫书院举办的岭南文化新讲第三十二讲“饮夜茶、听靓歌——音乐茶座与广东特色的大众文化实践”，从音乐茶座这个切口进入，带领我们回到那个蓬勃、热烈的年代。

讲座嘉宾陶东风教授长期致力于研究大众文化，写过关于音乐茶座的论文；李丽娜女士、戴汉涛先生是音乐茶座的创办和繁荣的亲历者和见证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副社长王茜担任主持。

讲座现场，右起为王茜、陶东风、李丽娜、戴汉涛

一种地方特色的大众文化实践

1978年广交会期间，在接待外宾的广州东方宾馆办起了国内第一个营业性音乐茶座。

开设音乐茶座，初衷是为了满足广交会来宾的文化娱乐需求。戴汉涛1973年进入东方宾馆工作，参与了音乐茶座创立的全过程。据他回忆，当时他们接待的外宾，白天在交易会工作，晚上回宾馆就是吃饭、睡觉，日子过得相当单调。于是，东方宾馆在花园餐厅的水池边上摆上座椅，放点音乐，给客人提供一个休憩的去处。1980年3月，翠园宫进行改造，在中央的位置加建了一个可供表演的小舞台，音乐茶座也移到这里。

东方宾馆音乐茶座（资料图片）

东方宾馆音乐茶座的正式名称是“东方宾馆音乐厅”。陶东风指出，改革开放初期，许多不了解音乐茶座的批评者常常认为它是“舶来品”，并将其归入外来的“酒吧间”或“咖啡馆”这类商业兼娱乐场所。其实不然。

音乐茶座本是岭南特有的一种百姓文化生活现象，其前身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甚至更早。彼时，位于广州爱群大厦附近的陶源居酒家、荣华楼等设立了歌坛，在晚茶时间（20时至22时）进行表演，表演多为粤曲。到了40年代初，爱群大厦、广州园率先把“时代曲”（即当时广东、香港地区对流行音乐的称呼）引入歌坛，音乐全部西洋化的同时，歌坛也被改称为“音乐茶座”。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广州先后有40多家茶楼开设过歌坛和音乐茶座，最兴旺时同时开业的有20家左右。

在陶东风看来，1980年前后音乐茶座在广州复兴，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传统的娱乐方式、生活方式的复兴。30多年前，每晚去音乐茶座品茗听曲是广州市民的日常。这一文化传统的存在正是广州市民在新时期快速接受“新兴”的音乐茶座的原因之一。陶东风对音乐茶座的定义是：以流行歌曲的演唱和表演为核心内容，具有广东地方特色的一种大众文化实践。

起初，东方宾馆的音乐茶座只在广交会期间开放，每次一个月，客人入场需支付7元外汇券。1979年，茶座变为全年开放，港澳台同胞也可以入场，茶座组织者开始在演出中加入粤语流行曲。

东方宾馆音乐茶座，歌手正在进行表演（资料图片）。

据媒体报道，当时一个晚上，歌手李华勇演唱了《小李飞刀》《好歌献给你》《亲情》等多首流行歌，让到场的香港客人激动不已，“又是欢呼、又是敲茶杯，甚至站到桌子上，安可到根本停不下来”。从此，李华勇被称为“广州罗文”。歌手罗文本人也专程来到广州，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广州罗文”。

除了“广州罗文”李华勇，还有“广州郑少秋”陈洛光、“广州邓丽君”刘欣如等。在人们的口耳相传中，东方宾馆音乐茶座名气越来越大。戴汉涛记得，茶座入场率最高峰是1981年8月的一个晚上，一共卖了796张票。翠园宫有500个座位，临时加座后，客人仍不断涌来，并且不介意站着看演出。

戴汉涛（左一）曾在东方宾馆任职，见证了音乐茶座的繁荣（资料图片）。

之后，音乐茶座如雨后春笋般在广东涌现。华侨大厦、广州宾馆、流花宾馆、爱群大厦等知名酒店，文化公园、荔湾湖公园等公共场所，都开设了各自的音乐茶座，服务对象也拓展至普通市民。统计数据显示，1983年，广州音乐茶座的数量达到47家；到了1984年，更发展到74家。

东方宾馆音乐茶座起初服务于外宾，后来向市民开放（资料图片）。

当文化产品变成消费品

东方宾馆音乐茶座开设之时，李丽娜还是一名在广东省舞蹈学校就读的学生。她对音乐茶座的第一印象是同行或师哥、师姐口中“去炒更的地方”。戴汉涛证实，茶座最初的演出阵容来自各个专业文艺院团，比如李华勇来自广东省粤剧团，陈洛光来自广东省曲艺团。1983年，东方宾馆公开招聘，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名为东方宾馆轻音乐团。乐队成员月薪900元，在当时属于高薪阶层。

后来，李丽娜也进入东方宾馆工作。她记得，音乐茶座和其他文化娱乐场所在当时的广州就像点点繁星，大街小巷都有。有大露台的地方，会放一闪一闪的灯，那是最原始的状态；就连在溜冰场，人们都可以听歌、跳交谊舞。“这种生活、消费的方式让大家很愉悦，每一个人都充满朝气。”

在李丽娜看来，当年涌现的各种新生事物，除了音乐茶座，还有灯光夜市、电影《雅马哈鱼档》里反映的个体鱼档等，从文化层面到经济层面，是一系列的改革，是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雏形。正如王茜所总结的，音乐茶座就像撕开了一个口子，人们的精神文化消费丰富了，娱乐市场搞活了，逐渐带动了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整个社会也随之活跃起来。

东方宾馆音乐茶座（资料图片）

音乐茶座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实践，陶东风将之概括为四方参与者、三重属性。四方参与者就是演员、顾客（听众）、政府、企业；三重属性分别是艺术属性、商业属性、意识形态属性。

李丽娜后来在文化主管部门任职。她的理解是：音乐茶座已经从一种艺术产品转变为文化消费品，文化市场的概念也由此形成。流行音乐的消费场所和人群的出现推动了广东流行音乐的创作。广东成为当时流行音乐的圣地，李丽娜提供了一个数据：广东生产的音像制品，在全国市场的占比一度高达80%。

讲座现场

音乐茶座带来连带效应

音乐茶座在广州兴起的时候，陶东风还是个大学在读生。他先是对邓丽君感兴趣，“我们这个年纪，没有不喜欢邓丽君的。”紧接着，他想知道中国大众文化是怎么出现的。经过研究和梳理，他发现，广东既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也是大众文化的发生地。从流行歌曲、影视剧到以太阳镜、喇叭裤等为代表的生活方式，都是最先在广东出现的。而音乐茶座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节点，于是，他将之列入研究课题。

陶东风以歌手邓丽君为个案，讨论当时流行文化的传播语境。他写道：“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开始了全面的世俗化转型，长期被压抑的私人世俗情感以一种反叛的姿态释放出来，其中夹杂着改革开放初期人们重建世俗公共生活的憧憬。邓丽君歌曲所代表的日常生活期盼与私人情感宣泄，就都具有了公共意义以及启蒙和解放的力量。”

1967年由宇宙唱片发行的邓丽君第一张个人唱片（资料图片）。

李丽娜记得，自己这一拨人年轻的时代，不仅仅是邓丽君的歌，来自港台的流行歌曲，大家都在偷偷地听。在她看来，音乐茶座所带来的最大效应，就是培育了人们的消费观、娱乐观，进而带来了现在的文化产业。以东方宾馆为例，音乐茶座大获成功之后，1985年，东方宾馆进军游乐园领域，推出了国内第一个大型现代游乐场所——东方乐园。

东方乐园标志性的巨型摩天轮是很多广州市民的童年回忆。1987年，东方乐园举办第一届 “广东民间艺术欢乐节”，两年后升格为“中国旅游艺术暨广东欢乐节”。李丽娜正是参与筹办欢乐节的负责人之一，她表示：“通过我们的音乐茶座、游乐场，通过这种先行先试的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深刻体会到文旅给人带来的快乐和另一种愉悦生活的体验。”

在讲座上，陶东风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大众文化潮流的阶段性变化。其一是20世纪80年代，也就是改革开放初期，那时的主旋律是新启蒙，邓丽君、音乐茶座就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其二，进入90年代，开始流行怀旧——老照片怀旧、校园民谣怀旧，《涛声依旧》《小芳》《弯弯的月亮》等热歌也都是怀旧。其三，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消费走向圈层化，不太容易出现全国性的潮流。

2023年，楠枫书院举办“流行音乐在广东：发生与回响”专题展览（资料图片）。

王茜将改革开放之初音乐茶座的诞生比喻为“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一颗小石子”。“虽然是微小的、不太起眼的一颗石子，但是掀起了一圈又一圈的涟漪，后续一系列的变化可能都跟最初这颗小石子相关。我们非常敬佩当年敢于投下这颗小石子的这群人的勇气，也非常向往当时那样一个非常活跃、百无禁忌、敢闯敢试的年代。我想，这份开放的，改革的勇气，对于我们现在来说仍然是最宝贵的。”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吴波

通讯员：桃子酱 张国华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吴嘉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