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付思涵

发自湖北蕲春

编辑 | 向现

2024年清明节，廖志华到山上祭祖。廖母在前一年腊月去世，最后的法事刚做完。纸钱焚烧的青烟在山间升腾起来，廖家的先人在这里沉睡，不出意外，这里也会是他的归宿。

生在鄂东的小山村里，即使亲历农民进城潮，廖志华50多年来也没有挪过脚，而是在家乡干了一辈子教书先生。

但这一刻，望着缭绕明灭的烟雾，他下定了离开的决心。他回到学校，就跟校长辞职，带上一张身份证，坐着高铁，南下广州，谋一份差。这年他56岁，第一次离开故土进城打工，“逆社会时钟”出走。

原因很简单，他再也无法忍受乡村代课教师的工作。他在湖北蕲春县的一个乡镇小学担任副校长，可37年来，他的身份始终在编外。从1987年以来，他的称呼经历了几次变化，先是民办教师，后来是代课教师，再后来变成临聘教师，取“临时聘用”之意。身份的不确定性越来越强。

“哪怕是校领导，也属于临时工。”廖志华说。学校的行政和教学工作，他一样没落下，甚至付出比别人多得多，但工资仅有公办教师的1/4。每月1500元，是他从教以来最高的工资。等满60岁，他能领到的养老金，每月不过400元。倘若不自寻出路，他将面临极重的养老压力。

在蕲春，有一批廖志华这样的代课教师，在上世纪80年代末国家开始整顿民办教师队伍时，才以青年之身，投身乡村基层教育。人到中年，先后面临清退民办教师、清退代课教师的两波政策浪潮，人生轨迹剧变。

民办教师的历史步入终结，但是历史中的人还在。现在，他们正在步入退休年龄，面临窘迫的现实与未定的将来。

度过相似的半生，待遇与公办教师之间悬殊巨大，令他们感到困惑。有的人无奈且自嘲地理解自身的境遇，“在最夹缝中求生存”。有的人频繁造访政府和教育部门、争取利益，还有人发现自己已经“民转公”的证明，却没有享受待遇，希望能够恢复身份。

暮年已至，他们想寻求一个解释，在被彻底遗忘前，为时代际遇的困顿撕出一个口子。

01

“讨米”的代课教师

进城后，廖志华落脚在广州市郊，一座废弃水泥厂的宿舍。这里其实谈不上“城市”，处在地铁辐射范围之外，离最近的地铁站还有13公里。好处是房租便宜，每月200元。

和他一样的外乡人聚集在这里。除了共用简陋的客厅、厨卫外，廖志华得以拥有一个小单间。屋里只有一张用来睡觉的床垫，和两张小桌子。他指着桌子上的旧饼干包装袋，说这是他的大半身家——里面装着几本中小学教辅书和笔记本。

廖志华的“家当” / 南风窗 付思涵 摄

他穿着黑色的短袖、长裤，踩着入乡随俗的拖鞋，面孔清瘦，显得内敛文静，要比同龄的体力劳动者年轻。但他年龄已经不符合城市效率的要求，找不到一份固定工，只能做做零活儿，从一个老板那里领纸盒材料，回到出租屋里，每天粘包装盒，粘一个5分钱。

更大的希望还是干老本行，做家教。为了让人认可，他一开始给周边的孩子免费补习，等孩子成绩有起色了，来找他的家长变多了一点。

只要家长一个电话过来，他就挎起饼干包装袋，上门补课。“出去10个小时，就可以挣在家里（当代课老师）一个月的钱。”这样，一个月最好的时候，能挣四五千元。

来广州一年多，除了自己落脚的出租屋和火车站，他没去过别的地方，也不曾坐过地铁。大城市物价高，他担心“随便动一动，都要花100块钱”。他买了一口锅，每天在出租屋煮面条吃，把伙食费控制在20元。

还有3年，他就开始领每月400元的养老金。这数额实在太少，他只身来到广州，极尽所能地压榨一切非必要的需要，只愿在还有劳动能力时多挣一点儿。

廖志华在广州的住处，一栋废弃水泥厂的宿舍楼 / 南风窗 付思涵 摄

千里之外的蕲春，仍在做临聘教师的何生卫、吴美娟这一对夫妇，也在为生计焦虑。今年春节刚过，57岁的何生卫收到一纸辞退令。由于当地教育局对“双班教学率”（一名教师同时教两个班级的比率）作出规定，学校师资得到精简，多余的临聘教师会被辞退。

何生卫在蕲春县第五实验小学教书，2024年春季学期，这所学校因为师资短缺，邀请他入职。他带六年级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干了两个学期后，学校突然将包括他在内的10个临聘教师辞退，事先毫无预兆，也不经过更多程序。当初，何生卫并未跟学校签订正式用工合同，能够证明其教师身份的文件，只有一张薄薄的课程表。

何生卫说，他从学校搬走自己的物品后，车子还没开出校门，已经被踢出学校教师的微信群，所登记的车牌号也被学校删除。

“辞退就辞退，还要受这种气，典型的霸凌人。”说起这番遭遇，他情绪激动起来。

55岁的妻子吴美娟则在一所乡镇小学教“学前班”，一周26节课，还负责照看6岁以下的学生午休、吃饭、做卫生。每月1500元工资，500元班主任补贴，养老金水平也是每月400元，她为此处在未雨绸缪的忧虑中。

“我现在只有一宗，缺钱花，有时都睡不着觉。”辗转反侧，她只有利用周末时间“溜点儿小钱”。她在周末加入了服务红白事的唢呐队，在里面吹“拉杆”（长号）。

非年非节，村子里没有办红事的年轻人，更多的是白事。下午3时，主家把逝者送上山安葬，唢呐队就位吹号。5时半，去灵堂放灯，乐手们按习俗和“孝子”转上一圈，结束。一场下来，能挣到200元。

周一到周五，吴美娟又利用起下班时间，晚饭过后踩缝纫机，给玩具娃娃做服装，一晚上可赚10元，早上起来再赚10元。她还给老年人理发，一个人收10元。

“我们农民没有地方挣钱，有力无处下。”她用“讨米”来形容自己的状态，这是湖北民间的方言，意思接近于“向人要饭”。

“公办教师老了，一年最低有五六万（退休金），到去世之前都不用着急。”廖志华说。用一句话总结，他们这些代课教师的养老困境，根源于不在编制内。

02

1986，分水岭

40多年前，民办教师在乡村还是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比种地强。那时，国家教育经费有限，号召依靠群众力量办学，民办教师是农村补充师资的重要形式，由村集体选拔并支付工资。

何生卫回忆，1980年代，民师一年的工资是220元，比村干部的260元略低。因为穷，这笔钱经常不能兑现，过年时，他就从村委会挑两担谷回家，抵作报酬。2000年左右，连“两担谷”都没有，所欠的薪资他至今没有领到。

蕲春县隶属教育名城黄冈市，以李时珍故里而闻名。上个世纪，黄冈曾经创造过应试教育的神话，“黄冈密卷”风靡一时，但故事的另一面是这座山区城市的贫弱。黄冈市的贫困人口一度占全省的1/4，有6个国家级贫困县，蕲春就是其中之一。直到2020年，蕲春县才摘帽脱贫。

1992年，在与蕲春毗邻的团风县，后来的茅盾文学奖得主刘醒龙以当地民办教师为原型，撰写小说《凤凰琴》，记述了这一群体的艰难与奉献。小说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被视为“一曲乡村教师的生命赞歌”。

《凤凰琴》剧照

民办教师刘炳年对当年的艰辛有着切身的体会。他从1985年开始在村小任教，条件差，祠堂被充作校舍，课桌是用木板拼的，凳子是土砖垒的。一个老师“包”一个班的所有学科，从早到晚，一口气上完所有课。一所村小“有一个公办教师就了不起了”，任教的主要是民办教师。

“在农村，教书让我有点光泽。”何生卫说。他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年带的是五年级数学，24个学生里有4个人考低分。他给这4个学生在周末义务补课，班级的数学考了全镇第一名。有个资深老师不太信服，他“年轻气盛”，向对方下战书：“把你们班的学生带到操场，我也把我的24个‘兵’带去，让教育局重新出题，看我们考不考得过你们。”

谈起往事，何生卫神采飞扬。“一下子把我的信心提起来了，我感觉我好像天生就是个教书的。”

他的文件包鼓鼓囊囊，积攒了这些年得到的荣誉：省级小学奥数优秀辅导员，县优秀少先队辅导员，含金量最大的是第一届“蕲春名师”，全镇299名教师里，只评了他一个人。他还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的专科毕业文凭，小学数学和初中物理的教师资格证，普通话、计算机证书，在村小带出全县第一的数学成绩。

何生卫年来收获的教学资格证书及荣誉 / 南风窗 付思涵 摄

“但是，有什么用呢？”他颓然。

他当初不知道的是，1980年代后期，为提高农村地区教师素质，我国开始整顿民办教师队伍。1992年，中央提出“关、转、招、辞、退”五字方针——严格关上新增民办教师的口子，辞退不合格民办教师，清退“计划外民办教师”，并规定可通过“民转公”考试和师范学校定向招生，将一部分优秀的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

1998年，湖北省印发专门文件，给出6万个“民转公”指标，同时明确，国家承认的民办教师，仅限于1986年12月31日前担任教师工作、持有“民办教师任用证”等证件并在地市教育部门备案的民办教师。

民办教师被划为两类，只有在1986年前任教并办理规定证件的，才有参加“民转公”考试的资格。而晚来的这一批人，则永远被阻挡在入编的门槛外，等待被清退的命运。

这让很多民办教师的希望落空。何生卫回忆，“民转公”的年份限制最早是1980年前，后来放宽到1983年前，最后落定在1986年前。期间，廖志华心里还在期盼着政策万一放宽，自己能得到转公的机会。“当时还有这种幼稚的想法。”他说。

刘炳年的民办教师资格任用证 / 受访者供图

2010年，蕲春县民办教师面临最终的清退。吴美娟回忆，何生卫听到不让自己教书的消息，眼泪就流下来了。“不教书，他干啥呢？农村生产他搞不了，一直是读高中，高中读完了就在学校教书。”

他写了一封遗书，做好了跳楼的准备。教育局领导看到他“有这么大的决心”，允许他以代课教师的身份留在了岗位上。

即使留下来，代课教师与公办教师的收入差距也在逐年拉大。廖志华回忆，1997年，他和公办教师的工资差距不过100多元，但地方财政体制改革后，民办教师的工资来源从村集体变成学校，由学校想方设法从教育经费里拨出一部分。现在，公办教师的工资有五六千，而他的工资还停留在1500元。

而被清退的民办教师，面临更困难的人生转折。刘炳年被清退时已经47岁，“出去打工，人家也不要”。他只能脱下长衫，去做苦力，帮人挑沙、砌房子、种田，都是零散的活计。

“教了一生的书，村里的人不理解，以为你教书不行，才把你赶回来。”他在回忆中陷入沉默，抽出纸揩眼睛。

1986年前任教的“民转公”资格，是一道硬门槛，也是民师命运的分水岭，廖志华差一点儿就能跨过去了。他在1986年高中毕业，当时已经被分到学校当老师，“招录文件里有我的名字”。但他对成绩不满意，想要复读考大学。1987年，高考再次落空，他还是做了民办教师。这一年之差，后来成了命运的分界线。

“那一步走错了。一步错，步步错。人是命运决定的。”他坐在广州的出租房里喟叹。

03

政策迷雾

刘炳年提供了一份《蕲春县民师诉求书》，上面有30多位在1986年前任教的“合格”民办教师的联合签名。这批民办教师怀疑，阻挡他们“民转公”的不是1986年前任教的壁垒，而是政策落地过程中出现了偏差。

据《诉求书》描述，蕲春县有600个“民转公”指标，原定在1998—2000年分三年进行“民转公”考试，但只有1998年组织过考试、转正了200人，后来未再举行考试。另外，多名原应参与考试的民师，被滞留以至于清退。

刘炳年后来又补充，2004年、2006年，蕲春县通过统一招考共转正了300人。他曾参与并通过2004年的“民转公”考试，但因被查出“超生”，取消了资格，也不准再参与2006年的考试。

另一件蹊跷的事则让刘炳年怀疑，自己这批合格民师或许在1998年左右就被造册转为公办教师。

蕲春县管窑镇原民办教师张泉友告诉南风窗，2016年，他因家人生病，向村里提出精准扶贫申请，却被告知，在对其身份进行核验时，关联财政系统显示，他属于财政供养人员。

张泉友和家人前往财政局查询，发现自己和其他几位民办教师以“民师转正”的身份纳入财政系统，每月领取工资3000多元。他提供了一张打印的工资条，显示他的所在单位为“管窑镇中心学校小学教育”，在职人员来源是“民师转正”，实际执行月工资3793.5元。但此时，张泉友已被清退下岗6年。

张泉友从财政系统查询到的工资条，标注其为“民师转正”人员并享有相应工资待遇。还附字迹，“镇扶贫办转到村办公室” / 受访者供图

据他描述，蕲春县有关部门当时给出的说法是，这笔工资归集体所有，被截留了，个人是拿不到的。后来，财政系统的查询也对其关闭。

这一事件让张泉友、刘炳年在内的民办教师怀疑，自己实际已被纳入公办教师的行列，但没有得到相应待遇。《诉求书》即提出，要恢复他们的公办教师身份和相应待遇。这一消息传开后，这群民办教师质疑资金可能被占用了。他们认为，原本分配给民办教师的利益就不多，某些不正当行为还在压榨这些利益，令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

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张泉友和刘炳年等积极维权的民办教师，又在2017年被返聘到了代课教师岗位。

南风窗了解到，回归代课教师岗位后，张泉友和刘炳年的工资在不同档次，张泉友每月2500元，刘炳年则是每月1800—1900元。这一待遇大大提高，而且横向对比起来，未参与维权行为的普通代课教师，工资则在1500元。

南风窗记者曾尝试联系蕲春县教育局、宣传部，希望对蕲春县“民转公”指标落实情况、刘炳年等是否确有编制等民师清退和安置问题进行核实，宣传部以“不便接受采访”予以拒绝。

身份的差异，直接影响着此后的工作与待遇。在2010年民办教师被清退后，乡村公办教师不足以应对教育需要，代课教师作为一种“过渡性方案”而存在。然而，2006年教育部提出，要在较短时间内将44.8万中小学代课人员全部清退。

为解决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群体的安置问题，不同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出台相应政策。

2009年，湖北省下发《关于解决辞退民办教师养老保险问题的指导意见》，将“1986前”的合格民办教师一次性纳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

而根据《黄冈日报》和蕲春县人民政府网站，2013年蕲春拿出近5000万元专项资金，“一次性解决1493名代课教师问题”，为符合资格的代课教师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并给出辞退补偿。

蕲春县人民政府网站对“一次性解决代课教师问题”实施方案的具体办法的解答

根据上述政策，蕲春县民办、代课教师的养老待遇分为两档。

“1986前”的原民办教师计入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其养老金水平与自行缴纳的年限有关。刘炳年反映，他的养老金水平在2000元左右，而最低者为900元。

廖志华、吴美娟等1986年后陆续从教的代课教师，则缴纳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即“新农保”。这笔养老金要低得多，每人每月400元左右，且无法自行续缴。尽管有了“兜底”，但这兜底对他们来说仍然薄弱。

刘炳年则不满于当前的待遇。“灵活就业，是（城镇养老保险）最低的一档。”政府规定的补缴年限统一为自1996年起，而他在1985年就参加工作，之前的工龄没有计入。他认为，既然自己是“民师转正”，自己就应得公办教师的名分和待遇。

从湖北宜昌市教育局2019年2月的一则政务答复中，或许能看到民办、代课教师安置问题的复杂性。

对于解决民师遗留问题的提案，宜昌市教育局表示，有县市区教育局人事部门认为，在特定历史时期，乡村教育均由地方（乡村）负责，教师类岗位由乡村组织自行安排，当时的“民办教师”在教学岗位上的去留相对自由。“目前这部分难以摸清具体的人数，且能证明其‘从教经历’的文字资料缺失，出台政策后可能会激发更多不稳定的因素。”

南风窗亦就蕲春县民师、代课教师群体的养老金是否有续缴支持或其他兜底机制的问题，咨询蕲春县教育局，截至发稿未获得回复。

2023年2月，蕲春县教育局在政府信息公开板块表示：“2013年我县一次性解决代课教师问题，代课教师已成历史。对于农村教学点师资不足，我们采取由学校聘请临时教学人员的办法来解决。这应该说是过渡时期的过渡办法……相信要不了很长时间，这一问题一定能妥善解决。”

在较长的时间里，各地解决原民办、代课教师问题的具体情况并不一致。2007年，重庆市政府出台政策，由市财政出资，公开从全市10000多名代课人员中招考近9000名正式教师，被认为提供了较好的问题解决范本。

针对民办、代课教师的安置问题，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科首席专家劳凯声曾指出：“各地在落实的时候，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责任心不一样，制定的政策就不一样。”

“身份”如何界定，“待遇”如何落实，是蕲春县这批民办、代课教师想要得知却仍旧悬置的答案。

04

何处去

在吴美娟心里，为了生存，丈夫十余年至今“在外流浪”，不受待见。

2012年，为了供养上大学和高中的两个孩子，45岁的何生卫应聘到了浙江一家民办学校。那里给他开的年薪是12万，而他在家代课，一年赚不到2万。“环境是真好，在那里教书，给人一种受尊重的感觉。”但他也只待了两年，“因为我们农村老师，没读过正规师范，普通话不太标准，尤其是在计算机使用方面，跟年轻人比不了”。

何生卫在谋生路上不断经历折返跑。回蕲春后，他办了一个教辅托管班，还兼职卖保险。今年春天，继被学校辞退后，他又被保险公司解聘。

他介意的还是那段被学校莫名辞退的经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根本不把你当个人”。

临聘教师的概念，最早见于教育部2011年颁布的《关于妥善解决中小学代课教师问题的指导意见》，“对因教师脱产进修、产假、病假以及流动人口子女就学增加等原因，出现教师临时短缺，应首先由学校主管部门在现在教师中调剂交流解决，难以调剂的，可以临时聘用教师”。

学者单莹将教师划分为三个层级：有正式编制和国家财政支付工资的公办教师；国家认可并有合法民办身份、集体支付工资的民办教师；临时代替前两者上课的代课教师。

从民办教师到代课教师，再到临聘教师，编外教师的身份越来越边缘化。

正如何生卫所遭遇的，由于当前临聘教师的工资缺乏财政经费支持，一些情况下只能由学校经费支付，其聘用程序及管理制度缺少规范，不仅难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也不缴纳五险一金。

南风窗记者曾多次致电何生卫曾供职的蕲春第五实验小学的校长，试图了解学校对临聘教师的聘用制度，校长称“目前不便回应”。

目前，国家尚未出台针对临聘教师的统一管理办法，一些地区根据实际，试图制定相应规范。

如上海浦东新区规定，临聘教师由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管理，逐步实现与公办教师“同工同酬”；广东湛江市规定，临聘教师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由第三方机构派遣并发放工资，其工资不低于本地在编新入职教师工资标准（含五险一金）。

《湛江市公办中小学校临聘教师管理办法（试行）》中明确临聘教师的工资发放方式和标准

这些在别处的宝贵经验，对突然被辞退的临聘老师们来说，可望而不可即，他们数年来默默地消化着这一切。

蕲春人余爱香于2008年开始担任代课教师。她表示，乡镇代课教师的工资微薄，如今还在坚持的，基本上是需要留在老家陪读的女性，或者暂时没通过公办教师考试，一边代课一边筹备考编的年轻人。

哪个学校缺人，代课教师就去哪里顶缺。随着乡村学校撤并、学生减少，以及年轻人愿意为教师编制下沉，乡村学校对代课教师的需求在下降。余爱香的态度随遇而安，“教一年，算一年”。她想，代课教师这个名词，也许会在不久后消失。

在代课教师问题淡出公众视野时，62岁的刘炳年还在执着。他会转发关于民办教师的“新政策”“好消息”，尽管这些信息是自媒体的编撰，但上千的阅读量提示着，这个问题依然有个群体在关心。

世纪初的一篇报道，曾经这样描述民办教师：教书的农民，种田的教师。刘炳年对这类话语显得敏感，在问教育系统的领导讨说法时，他被斥责为耍无赖的农民。回想起来，他仍感到愤怒：“农民怎么可以教书呢？对农村人来说，我们是‘半吊子’，生活得很难。”

大半生过去，他在“教师”和“农民”的身份之间找不到归处。他希望被承认为一名教师，而不是农民。

相比之下，廖志华接受了发生在他身上的际遇。从1980年代到现在，“几千年的历史就在这几十年当中”。他解释这句话：社会发展速度太快，原来他们过的是“讨米”的日子，还在农业时代，后来生活很快富起来，住上了楼房，还搬进了城镇。

“时代到这了。我们（民师）正好在那个更新的环节，恰恰在夹缝中求生存。你踩的都是沟，别人都在平坦的大道上走。”廖志华说。

《山海情》剧照

他的同乡在上世纪90年代南下深圳，也从家教做起，攒到一笔钱，就买了房子，卖掉又买更大的房子，如今在深圳有了18套房子。

但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回到30年前，他觉得“唯一的选择”还是留在家乡当代课教师。父母30多岁才有他这个独子，他自己三代贫寒，也到近30岁才娶妻生子。维护小家完整，比任何事都重要。

整个中青年时期，他对进城打工藏着自己未曾意识到的恐惧。1987年，他第二次高考完，跑去武汉，身上只带了5块钱，饿了两天才舍得花，“举目无亲，眼前一团黑，没人给你介绍工作”，在工地上干了一暑假。

他跑到武汉的归元寺数罗汉，19岁，就数19个罗汉。第19个罗汉打扮成私塾老师的模样，弯着腰指点座下翻书的童子。那个罗汉的样子让他至今记忆犹新，他理解为，上天让他回去教书。而后，他决心回去教一辈子书，不要再离开家乡。

（文中廖志华、刘炳年、张泉友、余爱香为化名）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12期

值班主编 |吴擎

排版 | 阿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