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会得阿尔兹海默症吗？”提起人脑和AI的记忆力差异时，郭毅可反过来向记者抛来这个问题：“阿尔兹海默症是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记不住近期发生的事，却记得以前的事；但机器是反过来的，它记得你刚刚说的话，却不一定记得你早前说的话……那编码能不能解决人的记忆难题呢？”

类似的人机关系讨论，在郭毅可的采访里不时就会出现。郭毅可是香港科技大学首席副校长，他198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专业，同时也是欧洲科学院院士和和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他的研究一直在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打交道，但与此同时，在多次媒体采访中，他又表现出对人文社科的极大关注。

郭毅可透露，计算机是他的工作，但他主要的业余精力其实是花在了人文社科上。他喜欢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也喜欢思考人性；他是一个技术乐观派，比如在问及AI自主意识时，他会表示：“机器有人性是好事，无人性才是坏事”。

6月6日至7日，博鳌亚洲论坛国际科技与创新论坛2025年香港会议期间，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专访了香港科技大学的首席副校长郭毅可，听这位人工智能领域的领航人与教育家讲述他眼中的人工智能。

访谈视频

要培养怎样的AI人才？

我们既要“梁文峰”，也要“汪滔”

随着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应用如火如荼，从2024年起，全国高校陆续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但很快也出现一个问题：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之后，高校要培养怎样的AI人才？对此，郭毅可表示，港科大既要“梁文峰”，也要“汪滔”，同时也需要基础科学人才。

记者：5月9日，港科大宣布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并明确提出计划培训超过100名博士生。港科大想培养出怎样的人才？是像梁文峰一样的创新人才，还是像汪滔一样的应用人才？

郭毅可：我们的人工智能研究院是以著名电脑科学家约翰·冯·诺依曼命名，冯·诺依曼是一个多面手，他既是一个数学家，也是一个博弈论的创造者，也是计算机模型的创造者，同时还是一个哲学家。这个命名本身就透露了研究院的意图：要做好基础教育。

至于具体要培养怎样的人才，这关键在于学生自己想被塑造成怎样的人才。我们既需要像梁文峰这样能够放眼世界、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也需要像汪滔这样的企业家，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培养很好的基础科学人才，因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最需要的就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也是港科大可以去做贡献的地方。 

人文社科该何去何从？

AI会让人思考时间的意义

通用人工智能涵盖方方面面，它更像是一门“通才”学科，既要求人懂技术、大模型，又要懂人性。但是人文应当如何与AI融合？在目前部分高校裁撤文科的情况下，人文社科该何去何从？对此，郭毅可却表示乐观，他认为，人工智能或许会推动人文社科的发展。

记者：您虽然是计算机出身，但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人文社科。您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否会影响人文社科的发展？

郭毅可：像计算机是我的工作，但我现在主要的业余精力其实也是花在了人文社科上。人文社科是一门非常好的学科，也正是因为有人文社科的基础，我们才能看到像刘慈欣这样的作品。我觉得人工智能会推动人文社科的发展，因为如果我们想要让机器有人性，首先就要有表达人性和理解人性的能力；反过来也一样，人工智能的发展会推动我们所有人再去思考一些更加根本的问题，比如时间的意义等。因此，人工智能或许会让人更像人，让人更理解人。

记者：您担心人工智能有人性吗？

郭毅可：机器有人性是好事，无人性才是坏事。

广州日报：人工智能的发展，对于教师们又提出了哪些新的要求？

郭毅可：人工智能的发展，对老师也提出了新的考验。我觉得未来的理工科老师将不止是传授所谓的知识和教条主义，比如说一个物理定律，机器可能会告诉学生整个定律的推理过程，但老师的优势在于经验，他可以为机器注入对知识的理解，以及人性的穿透。

港科大也有深厚的人文科学。我们有一位人工智能大师，叫吴德恺，他在一本书中有提出“我们训练AI，应当要像训练一个孩子一样”，即我们不应该光搞技术，或者一股脑给AI灌输知识，而是要像培养孩子一样，先告诉AI什么是对错，让它拥有思想，再成长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我觉得这就是未来老师要掌握的能力，也是老师的传承和责任。

本报记者专访郭毅可

人工智能重塑城市形态

从工具的革命到革命的工具

此前，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坚曾提出一个观点：“人工智能到底是工具的革命，还是革命的工具？”这个问题背后，揭示了人们在面对AI发展的不同态度。

面对这个话题，郭毅可也给出了他的答案。他称，与其说AI带来的是“产业革命”，他更愿称其为“文明革命”。郭毅可表示，不同于以往任何解放体力或延伸脑力的被动工具，AI是人类首次创造的具有主动性和潜在自主意识的工具，它正推动人类社会从纯粹以人为中心的一元结构转向人机共存的二元新形态。

广州日报：您曾经提到，AI是革命的工具，如何理解这句话？

郭毅可：人工智能是革命的工具。因为人工智能带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它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主动工具，它有自己的行为意识，而不仅仅只听人的命令做事。因此，我们在践行“人工智能+”的时候，它所带来的并不是效率的提高，或工具的应用，更重要的是它会改变组织结构，包括对政务、医院、大学教育机构等组织形式的改变。

广州日报：现在都在提“不要卷模型，而是要卷应用”。香港也有自己的HKGAI模型，这个模型由港科大牵头跨校合作开发，相比其他模型，HKGAI有何特别之处，目前它的应用情况如何？

郭毅可：在AI领域里，有一个专用名词叫做主权AI。目前香港推出的大模型应用是政府主导的，而不是企业主导的，我们可能拥有世界上第一个“主权模型”，这意味着我们的数据、模型以及应用都是主权性的，因此未来我们的大模型，可以在应用层面深入所有的公民服务和政务，比如市民预定体育馆、报税、发展AR系统、智能交通等等，都可以与人工智能结合，并由政府控制。

这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做法。这里就不存在一个卷模型的问题，因为它不是以经济效益为第一目标，而是以意义为目标。这就类似于建高铁，如果由企业建高铁，政府来治理，中间治理与执行之间会存在鸿沟，但现在我们却可以将治理放入执行之中。

广州日报：香港背靠大湾区，大湾区也有着丰富的应用场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双方可以如何联动？模型就是数据，未来两地的数据流动又会有哪些需要突破的难点？

郭毅可：作为一个政府主导的主权大模型，HKGAI在城市治理上可以有很好的经验，这些经验放在大湾区是可以拓宽的。另外，大湾区有很好的产业链基础，依托于大湾区，未来我们的人工智能也可以有很多应用场景。

至于数据流动，我认为最主要的问题是治理问题。现在大家考虑到的数据隐私等各方面，根本上就是治理问题。现在我们的模型都是开源的，因此实际上我们的数据已经开始流动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在讲数据流动的时候要有科学性。针对这些我们需客观看待，比如哪些数据需要流动，哪些数据需要监管和控制，哪些数据的流动难以避免。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程依伦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程依伦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