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女性医务工作者以其坚韧、奉献和温柔等特质，在医疗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值“三八”国际妇女节来临之际，我们采访了这群如花般美丽的女性，向她们致以节日的问候！

叶如飞凰之羽，花若丹凤之冠；鲜艳的颜色像热情跳动的火焰，持久的花期似坚定而执着的守护……每到五月，羊城街巷、公园里，凤凰木的枝桠伸展着，尽情绽放着仿若重生的光彩，一如它所代表的花语。

听到同事们用“凤凰木之花”来形容自己，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内科主任医师李宇红教授感到十分意外。“我是一个平凡的医生，从医三十年来并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今年57岁了，在人生路上也从不爱张扬。”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其实，正如作家柳青在《创业史》中所述：“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要紧处常常只有几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来，李宇红曾遭遇过命运的巨大转折：48岁时，她被确诊为乳腺癌，随即经历了人生角色的切换。

从手握诊疗单帮助他人对抗“癌魔”的医生，到躺在手术台上直面“生死题”的病人……在人生的紧要处，李宇红做出的抉择足以说明，平凡朴素的人生也会如传说中的凤凰涅槃重生，迸发生命的高光。

当肿瘤医生确诊患癌，她首先想到是安排好病人        

最近这一周，消化道肿瘤专家李宇红是这样度过的：3月3日周一，上午查房，中午参加线上读书会，下午进行胆胰多学科会诊（MDT），随后是研究生组会；3月4日在医院越秀院区出诊，下午参加结直肠MDT；3月5日上午内科大查房，下午食管癌联合门诊；3月6日上午查房，稍后是她的“自由支配时间”；3月7日全天在医院黄埔院区出门诊......李宇红的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当当，每一天直到下班后，她才能有时间坐在办公室看看文献，和学生讨论课题、修改论文，但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十分宝贵的“自由支配时间”，其余的时间，她都围着病人转。

儿时陪伴体弱的母亲奔波在医院不同科室的经历，在李宇红的心中早早种下了“行医助人”的种子。从蚌埠医学院毕业后，她如愿考取了大名鼎鼎的“中山医”，先后跟随我国著名肿瘤医学家何友兼教授、管忠震教授学习，并在硕士毕业后进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工作。

每一天围着病人转，兢兢业业地出诊、查房、会诊，李宇红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的工作，也为每一个病人的生命能够得以延长，甚至获得治愈而高兴。

肿瘤医院的内科经常接诊的是无法手术的晚期病人。看着远道而来的病人满怀求生渴望的眼神，她经常不忍心拒绝加号的请求，一再突破自己体力的极限：一天接诊50个病人，上午的门诊到下午两点半才结束，顾不上吃饭就冲去多学科会诊的诊室，继续与同事们一起为复杂病人奋战。

除了临床，科研、教学也要一肩挑，而这就是一代中国肿瘤医生在追赶世界肿瘤医学发展的时代洪流中必须扛起的责任。

直到2016年，医院的一次常规体检，才为李宇红高速运转的生活踩下刹车。

检查报告上的数据意味着什么，她非常清楚,那一刻，她和所有初诊的肿瘤病人一样，震惊、不甘甚至愤怒。

“我如果倒下了，病人怎么办？”她坦言，那一刻的难过与责任在内心激烈碰撞。但职业本能让她迅速冷静下来：制定治疗方案、协调工作交接、安抚家人……她以医者的理性，用最快的速度一一安排妥当。

“在医院的安排和同事们的帮助下，手术、放化疗、靶向药物治疗、内分泌治疗……整整一年时间，我完整地接受了抗癌治疗，像每一个肿瘤病人一样经历了肿瘤对身体的冲击，伴随抗癌治疗而来的心理煎熬。但我是一个医生，不可能丢下自己的病人，也不会逃避自己的职责。”李宇红说，在身体恢复一些后，她就回医院上班了，那段时间经常是左手手背插着针头，在进行静脉输液，右手还在敲击电脑的键盘，整理阅读病人资料、查阅文献、修改文章。

“头一天出诊看病人，第二天躺上手术台”

“从前是隔着白大褂观察病人，现在才真正理解那种‘希望医生多说一句话’的渴望。我是医生，也是病人。这种双重身份让我懂得，医术之外的温度，才是照进绝望的一束光。”李宇红坦言，医生需要与病人共情，才能设身处地地为病人做出妥当的医疗安排，但又要保持理性和冷静，以免影响了诊疗决策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这种共情不是流于表面的“温言安慰”，而是以守护生命为导向的务实和坚持。

抗癌的经历，犹如凤凰从火焰中重生，在李宇红的身上留下持久的印记，既是身体的削弱，又是心灵的强化。前段时间，她又经历了一次挑战：头一天出门诊看病人，第二天躺上手术台完成一项手术治疗，第三天又要和学生们谈话，跟进科研进度……她曾在抗癌初愈时给自己立下“flag”，要把一日门诊量调回正常的20人，但这几年又悄悄地加号，恢复到一天接诊三四十人。

“我也想做个对自己守信用的人，”她无奈地笑笑，“但其实我和很多同事一样，有时很难对恳求帮助的病人说不。”

“即使病人出现肠癌肝转移，我们也要为病人找生路”

为肠癌肝转移病人寻找生之路，是李宇红近年来主攻的方向。肝转移也是结直肠癌病人最主要的死亡原因：据临床统计，有15%-25%结直肠癌病人在确诊时即合并有肝转移，另有15%-25%的病人在结直肠癌原发灶根治术后可发生肝转移，其中绝大多数的肝转移灶因无法获得根治性切除而首先求助于肿瘤内科。

“为什么同样的治疗方案，用在同样临床表现的病人身上，结局却大相径庭？我们希望寻找答案，肠癌肝转移即使到了晚期，我们也要为病人找出一条生路。”李宇红带领团队开展多项临床研究，还从病理学水平、液体活检等多方面进行探索。

通过不懈努力，她和同事们陆续有斩获。近年来，对于“RAS/BRAF野生型结直肠癌肝转移患者如何在临床上选择抗EGFR单抗为基础的转化治疗方案”这个问题，她带领团队开展临床研究，找到了答案，并被国内临床肿瘤学权威指南“CSCO(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采纳，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

她们还首次报道了4例肠癌肝转移合并聚合酶基因POLE/POLD致病性突变的病人的治疗新方案，这些患者在免疫治疗后接受手术治疗，原发灶以及肝转移灶均获得病理完全缓解。

“像这样幸运的病人还是太少了！”对这一成果，李宇红保持着冷静和客观。她希望团队继续发力，在探究肠癌肝转移发病机制上走得更远，从“救一个人”到“救一群人”，而这不是一个医生的努力，更需要一群医生的努力，甚至是一代医生的努力。

为了加速年轻医生的成长，她常以自身经历启发团队中的年轻人：“当沉浸在实验室的研究时，我们需要抬头看看身边的人。当你看到检查单上的数字时，请先看到数字背后那个等待答案的生命。”

“医者的光，是穿过黑暗后依然相信光”      

从医三十载，李宇红对医学人才培养有着清醒的思考：“当代医学的发展，让肿瘤医生必须手托科研，立足临床。技术可以训练，但悲悯无法速成。医生会恐惧，会疲惫，但职业要求我们必须比普通人更坚韧——这种坚韧不是天生，而是源于对生命的敬重。”

  凤凰木年复一年地盛放，花瓣零落成泥，来年又重新绽放枝头。李宇红说自己从未觉得自己“涅槃重生”，只是对生命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高光未必是惊天动地，有时不过是穿越黑暗后，还能握紧别人的手说一句——‘别怕，我们一起想办法’。这也是我向往的好医生应该具有的能力。”  

策划：黎蘅、任珊珊

统筹：张青梅

海报：谭惠兰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任珊珊 通讯员陈鋆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梁超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