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下午，广州海珠区一家电影院的放映厅正在放映电影《小小的我》。和别的场次不太一样的是，当天，视障伙伴金兰和三十多位视障朋友在口述影像志愿者支持下，通过“听”这一方式，“看”完了这部131分钟的电影。

在这部电影中，脑瘫少年刘春和顶着异样目光，倔强地寻找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在打破偏见的道路上执着前行。而在现实中，广州图书馆和星辰社的志愿者则通过自己努力，才在电影院里给这部电影打造了临时版的无障碍音轨。

障碍，有时体现在各种细节上。戏里戏外，都有人在为残健共融努力着，但并不容易。

很少人留意到，随着《小小的我》剧情推进，金兰等人的眼角也在悄然滑落泪水。

金兰。

电影里，“刘春和”经历了国内8千万残障伙伴同样经历过的障碍和困境，也面对着充斥在生活每个角落的各种张力和“标签”，同样也是关关难过关关过。而大家其实都期盼着在社会创造的无障碍环境里，重新成为一个“普通人”。

但实现这一点，需要很漫长的努力。

就像探索影院无障碍服务一样，过去广州视障人士很难进电影院“看”电影。直到2019年，广州图书馆、星辰社联合卢米埃影城等社会力量开始一场又一场热映电影口述影像才撕开了突破口，“但即便如此，也是办了15场而已”。

15场，远远不足以填补影院无障碍的公共服务需求。

但也是那一天前后，这部电影催生的＂苔花公约＂倡议——一个呼吁在不同社会场景创造无障碍环境，支持残障人士融入社会的公益倡议行动正引发广泛关注和深入讨论。

“影院不也是苔花公约应当涉及的一个公共场景吗？”

推动着广州影院无障碍环境的志愿者突然有了更多的期待和想象，“电影给了一个美满的结局，也许我们也应该想想，我们离苔花公约还有多远的距离，并推动改变发生才是。”

苔花公约倡议之一。

丨我们可以成为“刘春和”吗？

在这部131分钟的电影里，很多残障伙伴找到了似曾相识的经历。

1月12日，卢米埃影城的一个放映厅放映《小小的我》。和别的场次不同的是，“画面出现影片名《小小的我》，镜头从他瘦弱的背影，由远及近地探过他的肩膀，露出他瘦弱的手臂……”这一天，口述志愿者在现场随着电影画面口述，将银幕上每一帧画面转化为声音。

视觉画面，随着现场志愿者的人口转译，一点点化作声音信息。

因此，视障伙伴在影院里也能靠“听”获取电影的每一个画面。

当天，大家听着电影里刘春和如何摘掉“脑瘫”标签，走进咖啡厅乃至走进大学的故事，无不动容。金兰至今依旧记得其中一幕——当电影讲到男主角刘春和站在讲台上试讲的场景，镜头给了一个特写：他微微仰起的脸上写满坚定，尽管遭受质疑和拒绝，却依然倔强地坚持。

那时，坐在观众席中的金兰感觉自己的心被狠狠揪了一下，泪水悄然滑落。

要摘掉“残障”的标签，必须冲破环境和偏见设下的种种障碍。金兰说，＂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身边很多视障朋友的影子，他们也是这样，哪怕被议论、被质疑，也能屏蔽掉外界的声音，调整好自己的情绪，专注地做好当下的事。＂

像她自己，金兰还记得自己失明之前的世界色彩缤纷——她曾痴迷于电视上的港台明星晚会，会对着杂志临摹服装设计，为心爱的娃娃缝制小裙子。后来，命运并未熄灭她追寻美的渴望，通过一次美妆体验工作坊，金兰又找到了与美相遇的方式。

如果不再用“偏见”和“标签”定义每个人，这个世界的每个人会不会拥有更多可能性。

金兰反思道，残障群体并非只能被局限在固有的标签中，需要的并不是“特别关照”，而是一种价值平视。《小小的我》中，刘春和的故事恰恰击中了这一点。

口述影像志愿者在影院现场口述。

在这场口述影像里，被触动的不仅仅是金兰。

另一位观影的视障伙伴在结束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大家面对的障碍不尽相同，但经历都是类似的，而面对这些障碍时遭遇的挑战也是类似的。要冲破偏见和障碍，往往很累、很苦，但每个人都需要从障碍和偏见走出来，才能走出这场困境。”

同场观影的许兴群则说，自己在2020年完全失明，但从未让生活停滞下来，“我最近参加广州市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心的重塑DNA训练营，致力探索生活、就业及成长议题，努力发掘自己和他人的更多可能性。”当天，她便以领队身份带领了十二位视障伙伴一起听电影。

突破“障碍”的壁垒，首先要以“平视”互相“看见”，不再把彼此割裂在外，然后无障碍才会生发出来，大家才互相接纳。

许兴群告诉记者，大家都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自由地走进电影院，像其他观众一样，随时感受银幕带来的感动。

许多视障伙伴都被触动了。

丨靠志愿支撑

实际上，口述影像在广州并不算是一个新鲜事物。2009年，一群怀抱理想的年轻人在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助残服务总队创立了＂心聆感影＂无障碍电影项目，开启了这座城市的口述影像之旅。

再往后，包括星辰社志愿服务队在内的多支广州志愿服务队都在开展口述影像相关服务。

值得关注的是，这些年来，一些影视网络平台也开始提供无障碍电影服务，但无论是志愿服务开展的口述影像活动，还是影视网络平台的服务，其实大多都是已经下架的电影。

星辰社志愿者曾海燕告诉记者，“院线热映影片缺少无障碍解说音轨版本，志愿者得提前制作口述文本现场口述，但怎么准备是个问题。”

曾海燕回忆道，在这种情况下，一群学生志愿者率提出“走进电影院”这一构想，并为四处奔走寻找资源，最终得到了片方支持。

一群广州学生作为星辰社的口述主力军，从2019年开始打开了无障事业进入影院的突破口。志愿者团队以在电影院观影的方式，反复揣摩画面信息，将视觉语言转换为口述文本。

脚本制作，是整个志愿服务中最具挑战性的一环。

每一次口述影像活动日，志愿者秉承着“观众看到什么，视障友人就应该听到什么”的原则，力图为视障人士提供最真实、最完整的影视画面。

为了确保口述脚本的准确性和可理解性，他们常常反复讨论，一边照着初稿一边对照影片画面，推敲每一个用词，“思考能否让视障朋友理解画面和背后的信息”。对于口述志愿者而言，一部电影写上万字脚本已是常事。

颇有意思的是，每一部电影的口述文本制作难度不尽相同，“我们早在《小小的我》首映前就已经策划好了这场活动，准备了大半个月。”

曾海燕说，“这部电影涉及大量肢体动作的描写，而且还有许多人物对白夹杂着四川话，口述稿撰写过程中，除了需要补充电影的基本信息外，还有大量的镜头和动作需要解释，所以口述难度比较大。”

上一部口述电影《二十一条》的口述词每个人大概四五张纸，而这一次用了36张双面打印的稿件才完成这部电影，口述文本足足20085个字。

不过难归难，在曾海燕看来，这部电影需要讲给更多人听，也应当用口述影像的方式，用现实中的无障碍回应这部电影想要传达的观念。

原来，这部电影不仅在用视觉画面推动更多人关注残健共融的社会议题。

因为《小小的我》的巨大影响力，刘春和的故事不知不觉推动了社会形成＂苔花公约＂的社会公益倡议，呼吁用人单位、教育机构、兴趣团队、公共服务提供者表态“愿意帮助残障人士平等参与社会生活”。

在广州图书馆馆员蔡东恺看来，电影院其实也应该是“苔花公约”的适用场景之一，“而我们需要的并非感动，而是行动。”

长期跟进口述影像服务的他表示，“我们希望通过口述电影让大家能够留意到残障伙伴的文化需求，能够通过口述影像获取到过去一段时间里在视觉媒体主导的社会错过的社会记忆。”

在蔡东恺看来，“最终，我们应该要陪伴更多的残障伙伴重新参与到社会话题的讨论中，回归到文化生活享受的公平参与中。”

丨电影院离“苔花公约”还有多远

值得关注的是，随着口述影像影院志愿服务的深入，大家越发发现，想要给电影院贴上“苔花公约”的标识并不容易。

仅以针对视障群体的影院无障碍服务为例，一位助残志愿者告诉记者，如今在广州便有多支志愿者队伍从事相关工作，在不同场合提供口述服务，书籍、历史影片、城市景点都可以通过口述的方式呈现给视障人士。

即便到了今天，视障人士依旧很少有机会进入影院看上映期间的电影。而影院口述影像服务最大的难点，在于现场人工口述的不确定性和口述脚本制作的复杂性。

这些年，广州志愿者们依靠有限的资源和不断摸索的经验，不定期地开展上映电影的口述影像服务，在现场为有需要的观众提供人工口述资源服务。然而，现场口述的不确定性始终挥之不去。

“一方面，你只有在有志愿者开展口述影像活动的时候，你才可能听，其实这是挺被动的；另一方面，因为口述声音没办法嵌入电影本身的音轨，音响设备的不稳定、话筒音量的调控失衡、混响效果的干扰，以及志愿者自身口述节奏的波动，都有可能成为影响观影体验的不确定因素。”

“像这次口述《小小的我》，便有部分伙伴提到一些建议，包括在调整话筒音量时，注意关闭混响，确保口述与电影音效的自然衔接。”

曾海燕等人每次开展口述影像活动后都会收集反馈信息，并思考改进方案，“我们觉得下一次可以提前试音，看看口述和电影音响怎么互相融合，或选择好听口述影像的最佳座位，引导视障伙伴就座；而在口述脚本方面，根据视障伙伴的反馈，在画面的衔接处做更详细的描述。”

但口述影像复制推广难，问题根源并不在于“现场”。

实际上，一部电影的口述脚本通常涉及上万字，比起现场应变，更难的是脚本制作，如何将每一个视觉信息精准转化为声音，是一项“十分考验人”的技术活。

记者了解到，国内许多口述影像志愿者不得不依靠自学和不断实践来提升口述脚本的制作能力。即便如此，电影画面传递的信息瞬息万变，志愿者在短短几秒内精准表达每帧画面背后的情节和情感，并不容易。

这个过程中，志愿者团队不仅需在反复观影中精准捕捉画面细节，还要消化影片中的专业术语、文化背景等内容，然而，由于缺乏清晰的电影数字版本支持，缺少与电影原创团队的交流，脚本质量往往受到影响，可能漏掉某些关键视觉信息或呈现不足。

上述志愿者解释道，“口述影像需要反复研究画面信息撰写脚本，但上映电影的画面和一些细节信息去哪儿获取？这是一线实践中最大的问题。”

“志愿服务可以探索社会公共服务缺口的突破口，找到解决方案，但并不能成为解决方案本身。”一位志愿者说道，成规模的无障碍电影事业离不开官方力量的参与，需要有专业的团队和专项的资金，需要常态化运营。

该志愿者认为，“如果一项社会创新后期没有对应的政策或公共服务机制介入或接力，像口述影像这样，它就会一直停留在社会创新的边缘，一直突破不了版权政策保障的瓶颈，无法顺畅地实现版权支持，口述影像也就难以专业化和常态化。”

但相反，如果无障碍成为共识，无障碍领域的公共文化需求以及对应市场也能被平等地正视，无障碍音轨完全可以成为电影制作以及影院服务的新板块。

电影《小小的我》如今衍生出了关于“苔花公约”的倡导，这个倡导鼓励更多公共场景贴上“苔花公约”的标签并提供残健共融。

也有一位口述影像志愿者说，“我们希望更多电影院新的一年同样可以贴上‘苔花公约’——有的电影在前期制作或是在院线铺开阶段可以提供合理版权便利，引入志愿者甚至专业人士打造无障碍音轨版本，有一天，视障人士不再需要等到有活动才能听热映电影。”

丨新年新期待

＠视障友人张金兰：期待无障碍设施成为社会标配
希望有一天去到任何一家影院都能享受到口述影像服务，而不是必须经过活动才能观影。同时更期待社会对于视障者能多一些信任和平等，希望能完善红绿灯提示音等无障碍设施，希望能规范电动车的出行，让我们多一点踏出家门的信心。

＠视障友人许兴群：期待更多的就业和考试机会
这次的口述脚本写得非常好，期待未来能更加频繁地走入电影院。同样也希望社会能为视障人士开放更多的考试和就业机会，例如心理学、法学、社工等，让视障人士可以多元就业。

＠口述影像志愿者曾海燕：期待无障碍电影行业化、规范化
期待2025新的一年，有机会与可解决影视作品版权的制作方合作，发挥我们的口述影像所长，制作无障碍版，让更多的视障者获得无障碍影像的享用。而视障人士随时可以预约相关服务，走进电影院，像领取３Ｄ眼镜一样领取耳机，然后，就可以无障碍地听完一部完整的电影，让视障者和明眼人同堂共享。

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林琳 实习生：于春燕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