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岁的广州城中村少年方坚泽第一次读《鲁滨逊漂流记》，觉得自己就是鲁滨逊。

就像故事的主人公流落于无人岛一般，他也在一个外界不理解自己的孤岛上，与社会隔绝。

那一刻，他决定成长为故事结尾鲁滨逊的样子：“掌控整个岛屿，研究出天气规律，过得多姿多彩，最后逃出岛屿。”

16岁，他离开出生后就未曾远离的城中村。23岁，考上研究生的方坚泽摇着轮椅独自回到城中村，宛如回到故里。

“‘城中村’不是一个羞耻的标签。我离开它就像我们往往会离开生长的故乡，只是因为它已经不够我们成长。”当触碰到“故乡”与“远方”的边界时，离开就变得势在必行。

作为城中村孩子中的有障者，探讨“城中村”的议题的时候，方坚泽觉得自己并非具备典型性，而是具备普遍性：“认知才是那个时候的我，以及广大跟我一样生长在城中村的孩子们所面临的最大障碍。”

他们中有不少曾经，或者仍只看见“四角的天空”，认定“城中村就是广州的全部”，亦是自己世界的全部。他们中的一小部分，尽管野蛮生长，如方坚泽般，能找到自己的成长路径，但有更多的孩子，没能有这样的“际遇”。

这是怎么样的际遇？少年方坚泽如果没有看到《鲁滨逊漂流记》，是否也能逃离孤岛、去向更广阔的天地，发出“我觉得我就是强者”的掷地有声的宣言？

我们能给他们提供什么？

我们给的是让他们有更远大向往的信心，还是无法到达的不甘心？

他们的成长，容不容许慢慢来？

在制衣厂的布料上玩耍的孩子们。

丨“‘城中村’不再是限制我的原因”

1998年，方坚泽出生在城中村，父亲是外来务工者。10岁以前，方坚泽觉得“城中村就是广州的全部”——囿于双腿有障，他只能被背着上学、放学，天地小得似乎就是永远。2012年，随着生活条件慢慢好起来，有了轮椅，他偶尔能出去转一转，这才发现，原来广州那么大、那么繁华。走出局限、回望家园，他才明白，原来自己终年所在的地方被称为“城中村”。

“我记得很清楚，2012年，我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个‘外面来的’地理老师说，按照课本上的‘定义’，‘城中村’就是一个脏乱差的地方，未来会被慢慢取代。”这个新的认知让班上所有孩子都震撼了，“大家极力反驳，城中村明明很干净，也很好。”14岁的方坚泽心中受到巨大的冲击，原来存在“城中村”这样代表脏乱差的标签。

孩子在城中村成长。

在他童年的记忆里，“城中村”是一个宁静的存在，像一个村落一样，有大榕树、小卖部、乒乓球台，他觉得“跟家乡所在的农村比已经很繁华了”。在2008年之后，这些城中村开始被纺织工业填满，慢慢发生变化，但他从未把更多人的来到、业态的变化视为“变差”。

与此同时，他感受到“鄙视链”的存在：“我相信地理老师并不是有心的，但无意透露出，城中村在城市的存在，不是被忽视，就是被鄙视，而我在城中村，因为残障，更是最低等的存在。”

“曾经感觉到羞耻，无论是对于残障，还是身处城中村。”但是，方坚泽一直在努力学习着否定这种羞耻感，“也许这可以被看作是我始终抱持的怀疑精神”。这种特质，或者说习惯，来自于持续的阅读。

城中村一角。

也许是受限于行走，书本成为他成长过程最重要的陪伴。

在书本中见识到更广大的世界，激发了他对生存的强烈渴望：“我懂得了活着跟生活是两回事，我不想仅仅只是活着而已。”他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即使周围的人并不看好他。

16岁高二的时候，因为家庭经济逐渐好转，举家搬离城中村。“也许在某些人眼里这是逃离，但对于我不是。因为我已经不认为‘城中村’是限制我的原因。”此时的方坚泽，已经足够坚定地走在成为鲁滨逊的路上。

经历一次未能达到目标的高考后，他选择了复读。“再退一步，我也没有更好的生活了，所以义无反顾。”第二次高考，他考上理想的大学，离开广州，去往一个陌生的城市，开始探索自己独自生活的方式，并在一个未曾接纳过轮椅使用者在校生活的学校，推动学校无障碍的改革。

2021年，考上研究生的时候，方坚泽独自重回城中村。

阳光下的方坚泽。

那一天的朋友圈，他记下了所思所想：“我也是从小在这里长大的，街道之内根本没有阳光，一下雨到处都是泥巴，人口密度极大，到处都是制衣厂和货拉拉。在这里我认识很多大城市里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基本全都是外来务工的农民。这样的生活经历，在今天仍然给我带来影响，我可以很顺利地和大学里的保安、食堂阿姨、清洁工、电工师傅等打工者成为朋友。我觉得这些职业并不丢人，更重要的是我认识到，为了生活挣钱，不寒碜，劳动人民是光荣的。”

在他眼里，城中村的“村民”，带着对美好生活与尊严的追求。他们带着希望与热情来到广州打拼，足够拼搏、足够“励志”。在这片充满生命力的土地上，他就像一个种子，努力汲取养分，当自己足够充实，就要去往新的一片土地，继续扎根：“这是我在城中村学习到的生长方式。”

方坚泽是幸运的。

城中村的孩子时常会被定义为“流动儿童”，作为外来务工子女，流动是他们的常态，但相比这种不稳定性，他们面临的更大困境是资源极其匮乏。尽管天地受限，因为障碍而处于不被认同的境况，从小到大，母亲为方坚泽购买了许多书籍，父亲曾经把他送到开画室的朋友家学画。“他们在教育上给了我很多支持。”方坚泽承认道。

从“流动儿童”，到如今扎根海珠区，认定自己为“海珠人”，方坚泽坚信，“认知”是城中村孩子最需要的：“他们需要认识到天有多高，地有多大，才知道自己的渺小。也需要认识到，虽然渺小，但是有一天也能影响社会。”他补充，“当然不是所有人。总有人会选择奋斗，总有人会沉沦”。

制衣作坊一角。

丨他想“改掉不爱说话的坏毛病”

广州的冬日，不到晚上7点，夜幕已降临，灯光照亮牌坊上“鹭岐春江”四个金色大字，接驳便民车、电动车、行人，在牌坊下络绎穿行。

初中生小黄还没有回到康乐村的家中，爸爸妈妈熬完通宵后刚刚起床赶工；年轻的妈妈娜娜已经准备开着电动车把两个孩子带出城中村，去往在附近小区租住的房子。

在狭小巷子里的一楼小作坊，小黄妈妈手疾眼快地给仿皮大衣打上扣眼，一会儿脚下就堆满衣服。把这堆衣服往下一个工序的工人脚下塞，又从上一个工序的工人那里抱回一堆大衣。这样的工作，她已经持续了3年多。

“我们这是最后一环，给衣服钉上扣子就直接打包发货了。”小黄妈妈嘴里说着，不耽误手中熟练的工作，“白天他们要卖货，我们就得晚上赶工。”

这一天早上，他们忙到8点才睡，刚刚起来继续干活。“这样日夜颠倒，对身体很伤，但没办法，生活压力确实大，在这里，没有钱生活不下去。”她示意记者看她发肿的眼睛，平静说道，“还能做多久我们也不知道。”

凤阳图书馆的一位小读者全神贯注地阅读小说《装在口袋里的爸爸》。

日夜颠倒的生活，令小黄爸爸妈妈只能在他放学后相处一会，“待会我还得去做饭，孩子回来吃，工人也要吃”。这样的“见面”，并不是“交流”。她承认，三年来，自己陪伴孩子的时间明显少了很多，而且自己的身体状况也不如之前。

少了陪伴，和孩子关系疏远了吗？在小黄妈妈看来，原因主要是孩子很内向，没有什么朋友，喜欢自己一个人待着：“他什么事儿都闷在心里，不愿意说出来，这性格让人有点头疼。等他再长大一些，说不定想法会多起来。”

在崔艺冰眼里的小黄并不那么内向，有时候很活泼，甚至有点小调皮，有些“小心思”。

崔艺冰是凤阳图书馆的助理馆长，很早就关注到小读者小黄，当时，他才读小学3年级。

“刚来的时候，他不愿意说话，可能因为这里对他来说是一个陌生的地方，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融入，所以他一个人来，看书、或者参加活动，然后一个人离开。”崔艺冰说，直到两年后，他才开口跟自己说话。

小黄和伙伴们带领艺冰到自己家家访。

在这两年里，他其实在慢慢变化。

崔艺冰观察到，第一年，他想跟人交朋友，但是采取的方式是“惹怒对方”，看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就会跑走。但是在一次户外的活动上，她发现他竟然跟一名大学生志愿者聊得很开心。

于是，她开始尝试跟他说话，问他“吃饭没”，到城中村里吃饭碰上面了，他开始会点头打招呼。慢慢地，崔艺冰和他的互动增加了，进展到问他问题能得到简单回应。

今年，小黄明显有了变化，不但愿意跟崔艺冰说话，而且还报名成为图书馆的暑假志愿者。“我印象很深刻，在他的志愿者报名表上有这么一个问题，‘通过志愿者你想得到什么收获’，他填的是‘改掉不爱说话的坏毛病’。”崔艺冰说。

小黄不是崔艺冰唯一关注的城中村孩子。每天来到图书馆的数十名孩子，她都很熟悉：“虽然图书馆的月人流量最多可以达到6000多人次，但常来的还是那几十个孩子。”她通过交流、家访，了解到他们的一些情况与需求。

丨孩子们给人一种被“打开”的感觉

位于海珠区鹭江村27号四楼的凤阳图书馆，3年多前由凤阳街道办事处、海珠区图书馆、鹭江第六经济社和满天星公益共建，主要为康鹭片区的来穗人员子女及家庭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服务对象以0-12岁孩子为主，其中超过8成是少儿。

图书馆馆长梁颖梅在图书馆建立前做过调查，虽然社区学校也有图书室，但资源很少，且没有正式开放；海珠区或市级的图书馆资源丰富，但是大部分务工家庭没有余力把孩子领出去；与此同时，很少家长会把钱投入到为孩子购买图书上，“一部分家长重视教育的方式，只是重视课后的补习托管。”父母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的认知，“有的孩子竟然从没有接触过阅读”。

一开始，知道、愿意到图书馆的孩子寥寥无几。梁颖梅和崔艺冰只能想尽办法。

孩子认真用绘画回应提问。

附近一个小学虽然有阅览室，但图书很破旧，不适合儿童，她们联系学校，把图书馆的书借过去，每周二下午开放阅览室，提供学生们借阅和阅读；在另一个小学和附近的幼儿园则通过开故事会的方式，引导孩子们接触书本，并把有社会实践需求的孩子引到图书馆来参访。

“图书馆的人流量开始攀升，一个月可以达到6000多人次。”梁颖梅说。尽管这个数据与该片区在册的9000个城中村孩子比，似乎不值一提，但对于有一线服务经验的工作者来说，方知难得、难为。

在这里，周中每天放学后，一般会聚集几十个小朋友，最多的时候，七八十个位子几乎坐满。

孩子们在这里未必是看书。“我们将图书馆定位为阅读和学习空间，也有其他参与的机会。”梁颖梅发现，大多数孩子往往只会关注自己感兴趣的书籍，比如漫画，“如果从长远发展角度看，我们当然希望孩子们的阅读能更多元”，但事实上，孩子们并没有那么容易受到引导，尤其是家长们虽然不干预阅读，同样也不参与阅读方面的教育。

暑期，凤阳图书馆，工作人员在正向教养儿童成长营中给孩子们讲课。

“大部分家长觉得，图书馆对于孩子们只是一个‘安全的空间’”。许多家长忙于生计、昼夜颠倒，无暇管顾孩子，孩子们往往因为不愿意一人空守家门，更愿意在城中村的街道上三五成群、无所事事地聚着、蹲着，家长则更放心他们来到图书馆，“起码图书馆有电话，他们想到孩子的时候可以来个电话问孩子在不在这里”。

有的家长为了确保孩子能安分地呆在图书馆，还定下规则：在外面待着，给10元零用钱，到图书馆待着，给20元。

尽管一开始，家长们并不都这么认为。“大部分家长戒备心比较重，当孩子需要拿到身份证来办理借书卡的时候，家长们首先考虑的是个人信息是否安全。”崔艺冰说，还有一部分家长觉得“阅读会影响学习”。

不管如何，孩子们开始陆陆续续地来了。

左至右：崔艺冰、梁颖梅。

阅读从来就不是凤阳图书馆的终极目标，而是她们介入服务的媒介和手段。梁颖梅说，城中村的孩子们面临的挑战是“流动性”，他们往往面临升学就要离开一个地方的改变，即使在一个社区中的居住也是不稳定的，很难建立稳定关系，缺乏安全感。而与此同时，家庭没有提供足够的陪伴和支持。

“流动”的背后隐藏的最大挑战是资源匮乏，图书馆希望能尽可能补上资源缺口。

从建立开始，图书馆就明确自己的目标。“大概分三个阶段。”梁颖梅介绍，第一阶段是扎根社区，为孩子提供阅读的资源，提供空间和活动；第二阶段，发展孩子们的能力，比如通过引导他们看不同类型和不同程度的书籍，提升社会情感能力，带领他们认识自己，与朋辈交往，学习参与、责任和情绪管理；第三阶段，在社区中形成氛围，激发家庭的正面影响。

经过三年的努力，目前计划进行到第二阶段。梁颖梅坦言，困难在于虽然图书馆经过打基础阶段，开展了一些行动，但是很难广泛影响家庭：“做家长工作太难了，我们甚至还很难接触到家长，他们实在太忙了。”

也有一小部分家长回应了图书馆工作人员的热情与积极。在服务中，崔艺冰发现，有的孩子成为图书馆志愿者之后，家长的态度会变得热络，“也许是因为他们感受到孩子被重视和关怀”，也许是家长们观察到孩子们的变化，“经常参加图书馆活动的孩子，给人一种被‘打开’的感觉”。

丨“我们和孩子就像陌生人一样”

李真（化名）就迫切地希望通过图书馆“打开”大儿子的心。

图书馆刚刚建立的时候，李真的大儿子还在附近上小学。偶然听说图书馆有正向教育相关的活动，她来到图书馆，萌发了让孩子来当志愿者的想法。

然而，孩子不愿意，她决定自己先树立榜样，利用周末时间来参与志愿服务，陪伴孩子们阅读，“结果他一次也没来过，我倒坚持下来了”，李真无奈地笑着说，一边停下交流，去回应正在不住指着书本叽叽喳喳询问她问题的一对龙凤胎。

“无奈”是因为刚刚上初一的儿子非常叛逆，自己与他几乎没有任何交流，“就像陌生人一样”。

天真烂漫的图书馆小读者们。

10岁之前，李真的大儿子在老家生活，忙着生计的李真跟他几乎没有交流和沟通，缺乏亲密关系。来到广州后，因为孩子的爸爸习惯使用打骂吼的教育方式，“让沟通变得更困难了”。

随着龙凤胎的出生，发现大儿子的一些行为问题，以及和弟弟妹妹之间相处的问题，李真开始反思，“之前一直忙着上班，老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孩子违反纪律被老师惩罚，我也没有站在孩子这边。最近这两年我才明白，教育孩子不能这么敷衍”。

如今，大儿子成绩不太理想，最近的考试只得十几分，但他毫不在意，整天想着当电竞选手。他有时候还会和父母起冲突，说一些埋怨的话，比如“谁叫你当时不带我”。

他还特别羡慕弟弟妹妹，不理解为什么爸爸对他们的态度和之前对自己的不一样，而因为爸爸的教育方式，他习惯了用拳头去做有些过激的行为。

暑假，两位小朋友从老家来到广州过暑假，与在制衣厂做车位工人的父母短暂相聚。

“我总觉得在老大身上有些遗憾，想在其他孩子身上弥补回来，只能尽力而为吧。”李真忍不住掉下眼泪，却仍温柔表示“没关系，是我自己情感比较丰富”。

如今，她辞掉了工作，一心一意陪伴双胞胎，“他们出生后，爷爷奶奶来带，发现带来一些问题，现在他们三岁了，我觉得还是要自己带。”

“我们想跟他重新建立关系，但他好像没有这个想法。”李真说，知道孩子心里有怨气，自己觉得特别折磨。但她又重振信心说道：“也许什么时候开始改变、调整都不晚，最重要的是家长要先改变。”

丨“散养”是城中村家庭养育孩子的普遍现象

与城中村的许多孩子比，小杰（化名）和弟弟是幸运的，因为妈妈娜娜认为，孩子最为重要，“只要到了孩子下课时间，我就会停下工作陪他们”。

天色渐渐暗下来的时候，年轻的妈妈在工厂前接听电话，工人在工厂门口吃饭，小杰和弟弟在巷子里挥舞着“武器”打闹，一边解释“班主任给妈妈打的电话，因为今天班上有人打架了”。当被问及“你打人了还是被人打了”，小杰自豪说“我是劝架的”。

电话一打就打了半个小时，娜娜有点忧心忡忡：“小杰转到这个学校才两三个月，每个星期都能听到有孩子打架的消息，确实影响到他的状态。”

来到新学校，小杰第一次考试考得很不理想，娜娜和新来的老师沟通，他之前在别的学校学习成绩是很稳定的，希望老师多鼓励、开导孩子，老师也很尽责，经常找小杰谈心。慢慢地，小杰稳下心来，第二次考试成绩就恢复从前的状态。

城中村制衣厂一角。

但是，小杰的状态时好时坏，有时候情绪很低落。娜娜问他原因，他说是因为班里的一些事情，“大部分是因为看到有的同学打架之类的事情”。

每当有人打架，他回来的情绪就很低落，娜娜担忧对孩子的负面影响。“最根本的原因是很多孩子缺乏父母管教，因为家长忙于生计，根本无法抽出时间照管孩子。”

作为母亲，看到很多孩子经常独自一人在外闲逛，有的时候有个别父母甚至晚上十点钟才开始找娃，娜娜感到心疼，也感到无奈，“‘散养’是城中村家庭养育孩子的普遍现象。”

“相比之下，我们家的情况确实好一些。”娜娜直言，一方面，无论是自己还是姐姐，都有重视教育的意识，她和姐姐在工作上相对有精力照顾孩子，分工明确，孩子的生活比较规律，也比较有安全感。

除此之外，娜娜也意识到如果孩子的生活空间只有城中村，会限制他们的成长，于是经常带领他们走出去散心、舒缓心情，或者上兴趣班。

城中村一角。

也许担心让大家对城中村的孩子的境况过于悲观，娜娜说：“有些家庭可能没办法好好管教孩子，但我想，孩子看到父母努力创业干活，也许在生存能力和责任感方面会更强一些。”“不过这也因人而异。”她补充道。她很希望有机会能呼吁更多的家长不管多忙，都要重视自己的孩子。

丨“给一些可能性，孩子们的起点可能会不一样”

梁颖梅和崔艺冰深知家庭的支持不可取代，同时深知公益的力量有限，“要接纳我们改变不了流动的状态”，但仍选择了尽力而为，“如果给一些可能性，孩子们的起点可能会不一样，起码可能可以去掉阻碍他们获得资源的部分个人原因”。

带着这样的期待，她们陆续与不同的公益机构和项目联动：有的为社区服务，通过艺术的方式教会孩子们自我保护、预防欺凌，有的为图书馆提供服务，一起把普及教育的课程带进学校。

“我也听说过凤阳图书馆，希望接下来能跟他们对接，看看有什么大家可以携手做的事情，毕竟我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不妨合力。”郑哲佳说。

抱着孙子看孩子们练习的城中村阿姨。

作为广州市海珠区无界艺术公益创新发展中心的理事长，过去两年中，她发起的“乐·无界计划”目前已经获得伟博儿童基金会和麦穗青公益分别冠名。

乐·无界花果山乐队每周在城中村开展一次服务，和伟博儿童基金会合作建立伟博·乐无界喵Hoo喵乐队，由随迁青少年、特需青少年及一般教育需求青少年组成，建立社区音乐会品牌——“无界音乐客厅”，邀请不同的音乐家为孩子们举办客厅音乐会。

“人在风里，风要去哪里，谜一样的浮世，每一步都未知。忐忑的心，遥远的天空里。呼唤着那首，未知的歌曲.......”

每个周六上午的敦和社区，总会响起稚嫩而清澈的歌声，以及与歌声、音乐夹杂在一起的欢笑声。来自康乐小学、龙潭小学、凤江小学、九十七中蓝天学校等11所海珠学校的20余名中小学生，每周都能获得2个小时的音乐美好时光。

小朱的眼里总闪着热爱音乐的光芒。

在这里，他们学习乐器演奏、歌唱，学习乐理和新的歌曲，也学习在欢乐的音乐游戏里，如何释放日常学习生活里的一些不愉快，如何在音乐的世界里，找到稳定的力量。

“我们希望给他们发展、展示的空间。”郑哲佳说，“我们希望他们知道，人生不仅仅有100种可能，而是永远有多一种可能。”

小学五年级学生小朱渴望着这种可能性。“我喜欢音乐，热爱音乐。”他的眼睛里闪烁着对音乐的热情和向往的光芒，兴奋地表达自己对音乐的喜爱，“现在我学了尤克里里，长大了我还想学弹吉他，想成为吉他手，或者歌手。”

对于成为吉他手或歌手这样的可能性，小朱妈妈露露不予置评，“音乐作为业余爱好还可以，他的成绩目前还不错，我们还是希望他好好学习”，而且“我们家长在经济上、时间上确实没法支撑他走音乐专业路线”。

虽然如此，她还是坚持接送小朱参加敦和社区的课程和“无界音乐客厅”的活动。一部分原因是她确实发现小朱在音乐上有独特的潜力，另外是发现音乐给小朱带来了一些改变：“以前他很内向、甚至有些社恐，现在开朗多了。”

接送孩子的家长。

郑哲佳看到小朱的改变，也看到更多孩子的改变。

过去两年，项目持续支持了20名城中村孩子——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孩子突然被带离城中村，送回老家——通过音乐、游戏、绘本、戏剧等方式，给他们带来更多正向教育。

“我认为最大的改变是秩序感、规则感、融入感、集体感。”郑哲佳举了几个例子：

以前很多孩子上课基本每次都迟到，现在基本到点人齐；有的青春期孩子一开始非常扭捏，不愿意歌唱，也不愿意动起来，现在每一个都“放得开”，有的孩子处于青春期很叛逆，上课的时候公然拿手机出来打游戏，试图挑战规则，现在能认真投入。

上两周，她偷偷翻看曾经“公然打游戏”的男生的成长手册，发现他画了一幅聚光灯下弹琴的画，她既欣慰，又感动。

在孩子们的成长手册中，郑哲佳还有其他发现：“许多需要父母填写的地方，大部分都是空白的。我们可以联想到，他们受到父母的关注确实比较少。”

与此同时，她发现孩子们在其他方面的认知也有欠缺，有的是大家觉得“理所当然”的常识：“有的孩子们感冒咳嗽了，来参加活动，不知道需要戴口罩。”

在跟孩子们的交流中，她还发现，尽管手机如此普及，孩子们的资源、信息却都是滞后的，更重要的是，“他们对未来是茫然的”。

这种“茫然”不是单纯的“未知”。

郑哲佳参与到课程中，给孩子们带来更多欢笑声。

“如何打破他们和家长的认知维度，我想，不仅仅是一周两次的音乐课可以做到的。”郑哲佳说，自己尝试着在项目2.0版本的时候，既要坚守项目在音乐和艺术上的专业性，也要打破原本的服务框架。

不仅仅以音乐和艺术为工具来作用于孩子们身上，而是提供更多交流、探索的机会，带领他们走出城中村，走出生活圈，“比如我们准备邀请PICU的医生志愿者来给孩子们上卫生课，带他们去博物馆，去走读广州”。

除了链接外部资源，内在资源如何产生，朋辈之间如何产生互助，这也是她在思考的问题。

事实上，两年来，这个年纪跨度从小学低年级到高中生的班级，已然成为一个小小的社群，社群的生态也出现雏形。

刘奕然在这个社群中最为年长，如今悄然成长起来。“他会主动张罗、帮助弟弟妹妹们，思考自己在这个团体里的责任，也有身为大哥的‘榜样包袱’。”郑哲佳开玩笑地说。

愿意为他人或社群付出，是她在刘奕然身上看到的新品质，“只要善加引导，他们有机会在被服务中懂得服务他人”。

在老师的指导下认真练习尤克里里的孩子。

刘奕然10年前就参加到伟博儿童基金会的项目中，开始学习尤克里里，后来学习吉他，目前是乐·无界喵Hoo喵乐队的主力。虽然狂热喜爱音乐，希望未来能走音乐专业的路子，他还是自觉地否定了这种可能性：“家里的条件支持不了，不想给家里带来负担。”

如今，他在职业高中读酒店管理专业，对于未来就业“担忧，但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他没有放弃音乐梦。为了满足学习吉他的需求，他努力在课余、寒假打工赚钱，在商超搬过货，也在亲戚的修车店打过下手。

回忆起初中时，自己在情绪过激的时候还会跟父母吵架、互相伤害，他用“随缘“形容自己目前的心态，“可能跟在音乐上得到的支持和认同有关”。

但音乐其实只是偶发因素，人们需要找到背后更为关键的要素。

丨“人们愿意真的走进孩子的生命里吗，谁资助行动的人们”

如今，社会越来越关注流动儿童的处境，而公益服务的有效性也开始成为讨论的话题之一。但实际上，面对家庭的复杂性，给孩子带来改变的关键，或许还不是某种“专业服务”到底有多专业，开的场次有多密集，或是一个机构做得有多好。

方坚泽也好、小黄也罢，或是小朱以及刘奕然，令他们的“生命力蓬勃起来”或“随性起来”，以及在“原生家庭散养下”依然能找到成长动力的关键，其实是“朋辈”，是那些已经融进生命里，可以随时呼唤的人、音乐、书籍和故事。

有公益人士认为，流动儿童面对的挑战是复杂交织的，对于城中村的孩子而言，需要的往往是一个同行者走进了自己的生活里，随时面对各种各样的变化，带来鼓励、信任和成长的热情以及信心，成为他们自己内在的资源。

孩子需要的不是被嵌入到一个项目里，“有活动就能参与，没活动便没有关联”，成为了一个指标，“这种被嵌入某种程度是又一次向孩子强调：他们没办法自己把握自己的成长，流动的影响又一次被强化了”。

上述公益人士认为，“要真正地改变处境，就要求服务者要跳出项目，放下自己原有的服务框架，进行田野调查，身处其中，甚至同吃、同住、同劳动，去‘看见’‘感受’，乃至‘成为这个群体的一份子’，这时不再只是为项目发声，而是为自己发声，因为自己，便是流动群体的一份子。这种定位，可以更好的联动多方，同时，感受到问题的复杂性，灵活地行动起来。”

相反，如果只是做项目，人们只关注项目的信息，而不关注流动儿童的复杂处境，只是把专业的一套公式移过来，却不知道，真正鲜活的个体到底想要什么。当一个公益服务项目只是完成了流程，而没有成为孩子生命里，即便比不上原生家庭的重要性，但依旧十分重要、像朋辈一样的羁绊时，自然抵抗不了原生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复杂性，相反，如果能做到，一切或许有解。

但是，现实的问题是，大多数资助围绕项目而来，资助的是那些把城中村儿童嵌入到服务中的项目，追求量化和数据，但用生命影响生命是一个漫长、充满变化的过程，真正需要的是资助那些愿意成为流动儿童朋辈的人，资助行动者而非项目，并设立更科学的评估体系去考核行动者的行动，而不是用单一的量化指标限制行动者，令他们无法更自由灵活地成为孩子的朋辈。

有教育工作者对此颇为认同，说道，“教育的本质是对孩子负责，而不是对项目负责，要看孩子的长期成长，要成为朋友陪伴孩子，但我们太多地对项目负责。”

与此同时，也有很多人对于放下指标、资助行动者做更自由的事情心存疑惑，觉得他们这样做不见得能带来更多的改变。但事实并非如此。

雨后的城中村。

丨“他们很有生命力，哪怕他们面对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来到广州10年，梁颖梅基本都住在城中村，白云、花都、海珠，赤沙、大塘、小洲....“其实我的父母也是外来务工者，在城中村开着与制衣业相关的五金饰品加工小作坊。”她说不上自己是不是因为对城中村的孩子有特别的情感，而选择了这样的生活方式，以及选择了把支持城中村孩子作为自己的工作，但她确定的是这些孩子能够给人信心，“他们很有生命力，哪怕他们面对的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大”。

她不止一次地看到这种生命力。

有一次，她邀请5名城中村的女孩子到自己家里玩。当她到地铁站去接她们的时候，看到这群孩子一路走出地铁，大声地朗诵着《白鹭》，“......然而白鹭却因为它的常见，而被人忘却了它的美......”，旁若无人，无拘无束，整个地铁站洋溢着她们的快乐。

那一瞬间，她感受到的是野生的奔放的力量，以及自己将努力守护她们的坚定的信念。

广州日报新花城民生频道出品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林琳、苏赞
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
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陈忧子
（感谢2024解困式报道支持计划·儿童保护议题、满天星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无界艺术公益创新发展中心等对本文的支持）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杨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