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制糖供给本省用，固属容易，即供给世界之用，亦有可能……现在我们不要因为穷而自怨自艾，应该积极找出金钱的来源，整天躺在床上，是没有钱到你手上的。”这是20世纪30年代广东糖业先驱冯锐在岭南大学演讲中的一段话，当时，他抓住天时地利，以近乎“零首付”的优惠价格引进国外一流机器设备，建设了多家省营糖厂，生产出质地精良的“广东糖”，一时间风头无两。其中，市头糖厂是当时最早建成的糖厂之一，在广州开了机器制糖之先河，也留下了一段近代工业佳话。

康奈尔高才生学成归国 筹划办糖厂与洋糖比高低

糖，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早在明清年间，广东人手工制作的土糖就在全国打开了市场，甚至销售至海外。在坊间，“粤糖”就是品质的保证。如果我们穿越回晚清年间，在珠三角走一走，会在河涌旁、古村里，看到一座座糖寮，也就是制作土糖的作坊。每个糖寮都少不了三样工具：牛、石磨、铁锅。人们把甘蔗放在石磨上，牛拉着磨，一圈圈走，蔗汁一点点被榨入桶内。随后，甘蔗汁被倒入铁锅内，锅下烧火。高温之下，甘蔗汁一点点变成糊状。糊糊去除杂质后，被倒在草席上冷却，就成了最原始的“片糖”。“片糖”再经过几道精加工程序，就可以制成白砂糖和黄砂糖。

20世纪初，随着洋糖的大举进口，广州周边诸多糖寮平静的日子被打破了。洋糖是由机器制造的，在出糖率和产品质量上，都对土糖构成了降维打击。根据20世纪30年代的官方统计数据，牛拉石磨榨汁，100斤甘蔗，只能榨出70斤蔗水，蔗水的得糖率只有七成，用机器制糖，100斤甘蔗可以榨出85斤蔗水，蔗水的得糖率高达九成多。一来二去，土糖的制造成本远远高出洋糖，品相又远不如洋糖精致，在市场竞争中自然会败下阵来。从1923年到1932年，广东每年进口洋糖159.59万担，价值上千万两白银。广东土糖的市场地位则一落千丈，不仅出口大受影响，连省内的“地盘”都大大缩减。千万蔗农由此断了生计，只能在萧条中苦苦煎熬。

20世纪30年代初，有人站到了粤糖改良事业前台。他叫冯锐，此时刚过三十，正是想大干一番事业的年纪。冯锐生于今天的黄埔村，原本家境贫寒，幸而得到教会资助，才能入读岭南大学，后来又考取了公费留学生，入康奈尔大学深造，专攻农业经济学。归国后，他先在南京东南大学任教授，继而在河北省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工作。1931年，冯锐经同学介绍，来到广东，出任建设厅农林局长兼岭南大学农学院教授、院长。在康奈尔大学的求学以及与著名平民教育家晏阳初先生共事的经历，使得他对故土的乡村经济多了几分关切。

冯锐曾在自传中说，一想起广东每年要进口价值上千万两白银的洋糖，他就深感羞愤。广东气候温润，最适合种甘蔗，一个省的种植面积就超过了爪哇和菲律宾这两大世界著名产糖区的总面积，只要引入先进的机器设备，发展现代制糖业，就轮不到外国人轻轻松松赚走上千万两白银，而本土老百姓却越来越穷。为此，他决意谋求粤糖复兴。“我们不要因为穷而自怨自艾，应积极地找出金钱的来源，整天躺在床上，是没有钱到你手上来的。”在对岭南大学学生发表的演讲中，冯锐这样描述自己投身糖业的心态。

1934年，冯锐赴菲律宾考察，归国后向当时主政广东的陈济棠提出了“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在这份计划中，冯锐将全省适宜植蔗之地划分为5个蔗糖营造区，其中番禺、东莞、顺德、南海与珠三角一带其他地区为广州蔗糖营造区，其余四区分别位于粤东、粤西等，每个营造区各建新式糖厂若干，并附设机构指导农民改良甘蔗种植方法。第一年，在广州设市头、新造糖厂，在惠阳、潮汕两地各设一家糖厂，所得利润继续用来建设糖厂，三年计划完成时，全省可建设糖厂8家，每日产糖约1.5万担，与洋糖在市场上一争高下。

进口设备“锱铢必较” 市头建起第一家机制糖厂

冯锐的“复兴广东糖业三年计划”得到了陈济棠的大力支持。彼时，洋糖在市面上大量销售，利润颇高，广东的军费开支巨大，财政每个月都会出现赤字。这一计划若能成功，既对民生有利，更能减轻财政压力，何乐而不为？

办糖厂，是糖业复兴计划的关键一环。市头糖厂作为省营糖厂的先驱，更被寄予厚望。那么，建设厂房和购置机器设备的钱从哪里来？机器又从何处购买？这是最重要的两个问题。向银行筹资，是陈济棠惯熟的操作。广东省银行为政府提供了贷款，不足之处，他又向省外银行借债。可贷款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陈济棠走了一个歪招，当时，洋糖在广州的价格是在香港价格的一倍，陈济棠就以武装运输的方式从香港走私洋糖入粤，改换包装后，换成“五羊”牌出售。厂子还没建起来，“五羊”牌的糖却先上了市，故此这些走私糖又被坊间讽为“无烟糖”。走私“无烟糖”的获利还挺高，市头、新造两家工厂的投资终于有了着落。

有了钱，就可以买机器了。其实，冯锐在菲律宾考察糖业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功课了。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全球机器制造业巨头都在发愁机器卖不出去。冯锐“货比三家”，最终决定市头糖厂的设备向捷克机器制造巨头——斯柯达公司购买。为了在多个竞争中脱颖而出，获得这笔订单，斯柯达公司开出了极为优惠的条件：首付2%，剩下的分期付款，同时还派工程师一名，协助炼糖。后来，广东还派出了多名技术员前往捷克学习制糖技术，斯柯达公司每个月还给他们发零用钱。

1934年12月，市头糖厂建成投产。盘点一下其家底，市头糖厂共有起重机两台，离心机38台，发电机4部，精炼糖设备、制方糖机设备各一套……还附设日制5000公升酒精的车间，全部机器价值14万英镑，建筑费39万港元。1934年12月10日，隆隆的机器声响起，市头糖厂的第一个榨蔗季开始了。在市头糖厂的车间里，一捆捆甘蔗被机器切断、压碎、压榨，汁、渣分离后，甘蔗渣被输送机送走做燃料，甘蔗汁经过处理后，被输入加热器进行加热，加热后的甘蔗汁再被输入压滤机过滤。过滤后，固体被截留，澄清的甘蔗汁由真空蒸发罐经过多次蒸发，浓缩成糖浆，随后再制成红糖与白砂糖等产品。如果当时有土糖寮的经营者进入市头糖厂，参观整个机器制糖的过程，一定会惊讶得目瞪口呆，这简直是像变戏法一样啊！

小额贷款鼓励农户种蔗 开办糖业训练班培养人才

甘蔗是制糖的原料。市头糖厂要想多产糖，产好糖，就得想办法让农民多种蔗，种好蔗。为了达成这个目的，冯锐和他的同事们费尽心思，搞了不少“新意思”。为了培育优良蔗种，他们在市头糖厂附近搞了一个试验场，比较不同蔗类在相同条件下的生长状况，同时尝试土壤改良。此外，他们还在多处开办甘蔗繁殖场，引进优良蔗种，并进行悉心培育，培育成功后，再推荐给蔗农。此外，他们还对农民进行技术指导，如何种植、如何施肥、如何增产，一点一点教给农民。

不过，农民种甘蔗，除了下力气，也要花本钱的，买蔗种要钱，买肥料也要钱。拿不出钱来，该怎么办呢？再说，甘蔗种出来了，万一卖不出去，那不是既亏钱，又亏力气，根本冒不起这个险啊。为了解决这两个问题，冯锐和他的同事们也想出了一个办法，“小额贷款，预约订购”：糖厂出面，向蔗农提供利息相对较低的贷款，农民手头有了钱，就可以采购优良蔗种和买肥料；糖厂还会跟蔗农签一个预约购买合同，等甘蔗长成收割后，农民就以当初说好的价格，卖给糖厂。这么一来，本钱的问题解决了，甘蔗的销路问题也有了保障，农民自然就有了“多种蔗，种好蔗”的积极性。1934年，广州附近种“预约蔗”的农田就达到了3.6万多亩。由于糖厂向农民提供的小额贷款的利息很低，有些不法之徒还虚构名目，骗取贷款，再高息放贷。为此，糖厂不得不加大审核力度，保证款项真的能到蔗农手中。

原料问题解决了，糖厂就不用发愁无蔗可榨，但如何“榨得多，榨得好”，除了先进的机器设备，有没有足够的技术人才，也是胜败攸关。市头糖厂设立之初，主要依靠外来技术人员。很快，冯锐就着手开办糖业训练班（所），自己出任训练班主任。训练班重理论，更重实践，学员实习的时间几乎是理论学习时间的两倍，学习内容有蔗种培育、糖业应用化学、制糖机械等。训练班还给出高薪，聘请了香港太古糖厂多位经验丰富的煮糖师傅主持日常教学。学员在实习期间也有津贴，毕业后就进入糖厂工作。就这样，渐渐地，本土技术人才在糖厂里挑起了大梁。

精炼粤糖畅销沪上 利润丰厚大获成功

在第一个榨蔗季（1934年12月至1935年4月），市头糖厂榨蔗逾104万担，产糖逾8万担，在冯锐的努力下办起来的第二家省营制糖厂（新造糖厂）榨蔗逾27万吨，产糖近2万担。第二个榨蔗季（1935年12月到1936年4月），市头糖厂榨蔗逾130万担，产糖逾11万担。彼时，除了新造糖厂，另外两家省营糖厂——顺德糖厂和揭阳糖厂也开始建成投产，新造糖厂的产量也上来了，但市头糖厂的产量仍然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还多。

一担担红糖、白糖和方糖生产出来了，得顺利投向市场，才能赚到钱，还清贷款，同时回哺财政。广东省国货推销处设糖业部，统筹规划机制糖销售，全省10家运营商，每家先缴纳数万银圆作为保证金，试用期1年，每个月必须销糖5000担，5个月完不成任务，就取消代理资格，保证金发还九成五。当然，做营运商也有很多好处，比如每次领取机制糖，只需缴纳七成费用，剩下的可以先记账；每销售一百担，还可以挣到3.5个银圆的代理佣金。营运商之下再设分销商，分销商再把触角伸至周边四邻八乡的零售店铺，使得机制糖直接走向千家万户。

除了省内市场，省外市场也大有可为，尤其是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大上海。由于广东的机器制糖质量上乘，价格又比较优惠，很快就风行沪上。据统计，1935年，市头糖厂销售白糖逾11万担，获利380多万元，其中，每担糖的生产成本约在十三四元左右，这么一算，利润率约为50%。这个利润率，不能说不高了。

可惜的是，广东机器制糖的事业初见曙光，战争的阴云就笼罩了过来。1937年8月，日军疯狂空袭广州，市头糖厂亦不能幸免。1937年10月，广州沦陷，市头糖厂被日军占领，大量的机器被拆卸后运往中国台湾。当月，糖厂被宣布解散，一座倾尽人们心血的现代化厂房夷为平地。抗战胜利后，广东官方计划重建糖厂，但直到1949年国民党撤离大陆时，糖厂也还未建成。

1954年，市头糖厂改为国营市头糖厂，1970年更名为广东省市头甘蔗化工厂。市头糖厂规模从小到大，至1990年拥有全民所有制分厂5间、集体所有制公司9家、国内联营企业8家、中外合资企业7家、境外联营公司2家，产业包括制糖、糖业机械、酒精、塑料编织、家具、洁具、纤维板、服装、摩托等。随着经济体制的改革，农产品和食糖市场的开放，蔗价上涨，糖价下降。1999年2月，市头糖厂停榨。至此，这家糖厂告别了甘蔗制糖业，仅保留炼原糖生产白砂糖和食用酒精的生产。2017年糖厂（生产车间片区）正式拆毁，2018年1月12日，市头糖厂三根烟囱爆破拆毁，市头糖厂退出历史舞台。如今，根据规划，市头糖厂所在的永大片区将建设永大新城，糖厂的发酵蒸馏车间将进行活化利用，打造“糖文化体验馆”，打造具有历史特色的“糖厂记忆环”，沿线还将建设糖文化体验馆、糖心公园、糖心广场、骑楼商业街、渔人码头等。这一份独属于广州的甜蜜记忆将一直保留下去，生生不息。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
图、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杨耀烨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彭文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