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广州开发区建设40周年。40年前，肩负着改革开放先行先试的神圣使命，第一批创业者以勇立潮头唱大风的激情，踏进被喻为“广州西伯利亚”的荒滩蕉林，打下开发区创业的第一根桩。

40年征程，披荆斩棘。一代又一代的开发区人，与时代同步，解放思想，改革创新，栉风沐雨，砥砺前行。广州开发区从两万元的开办经费起步，历经40年发展建设实现腾飞，多项主要经济指标位居全国经开区前列。

回眸往昔，豪气荡胸。专栏将邀请广州开发区建设者讲述创业往事，重温创业历程，以此致敬广州开发区建设发展40年，致敬勇于奉献担当的建设者，弘扬“敢为人先、务实进取”的创业精神，激发干事创业热情，续写“二次创业”新辉煌。

■讲述者：董明训

董明训是广州开发区最早的领导班子成员之一，曾任广州市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兼任广州开发区党委委员、广州开发区建设开发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见证了广州开发区爬坡过坎、开拓创新的奋斗史。

记者：作为开发区最早的领导班子成员，您参与了开发区最初的创业建设。1984年3月，中央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决定进一步开放沿海部分城市并在有条件的地方兴办经济技术开发区。据曾任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主任的缪恩禄回忆说，当时广州市领导班子得到消息，研究沿海开放城市时，最初没有考虑广州。那么，广州开发区的“出生证”是怎么从无到有“争”回来的？

董明训：广州作为港口城市之一，本身是有条件设立开发区的。当时，时任市委书记的许士杰迅速指示市委政策研究室草拟一份电报，论述广州作为港口城市的依据，争取设立开发区。时任广州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缪恩禄找了市委政策研究室综合处处长郭晓东。缪恩禄说，咱们研究一下这件事，代市委向中央起草一个电报，说明广州作为港口城市的论据。后来，从北京传来消息，中央采纳了广州市委的意见。得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激动兴奋。1984年5月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纪要》，确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广州名列其中，这份会议纪要也成为中国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出生证”。

记者：我们都知道广州开发区是从西区起步的，当时怎么考虑选在这里呢？

董明训：中央批准了设立广州经开区之后，我们就开始规划。当时社会各界曾进行过许多有建设性的讨论，在选址方面最初有四个方案，前两个是我的建议：一个方案是现在的珠江新城、天河高新技术开发区这一带；另一个方案是南岗和萝岗一带。我认为，这两个方案的选址地点地质条件比较好，开发成本低，但没有明显的地域界线。第三个方案就是在原黄埔区东缘，靠近大沙地这一块，总面积58平方公里，地域内有黄埔新港。第四个方案是9.6平方公里的方案，是第三个方案中小范围的方案，位于珠江支流、东江北端，与广深公路交界，可水陆联运，交通方便。在确定开发区规划面积时，开发区面积曾经有过58平方公里、9.6平方公里和3.6平方公里的比较。当时大家认为，面积小容易获批准，面积大可能一时难以批下来。

在最后敲定开发区选址规模时，市委、市政府作了反复研究。当时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谷牧还到开发区视察。接待谷牧同志那天，我负责带路到了开发区。车子停在横滘河附近。那时横滘河桥很窄，大家蹲在桥上看地形，摊开图纸，指指画画，边说边议。省、市领导认为选择这个地方比较好，有明显的区域界线——以横滘河为界，南靠珠江水域，又有港口和码头。最后，谷牧同志拍板说：“就这样定吧！”

后来，国务院批准开发区的面积就是9.6平方公里（包括大蚝洲岛），前期开发面积为3.6平方公里，就是广州开发区西区。

记者：您参与了最初3年的开发区建设，当时是不是遇到了很多困难？

董明训：在开发区成立初期，我们面临的困难的确很多。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办公场地。最初为了方便工作，我们选择把办公室设在东方宾馆，方便外商前来洽谈。办公用的桌椅都是搬过去的，曾被宾馆方面阻拦。由于办公桌数量有限，大家就尽力克服。后来，外商对在宾馆办公表示怀疑，认为不便联系工作。我们便在东方宾馆的副楼二楼租了100平方米的办公空间。由于当时办公条件有限，购买办公设备和家具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在招商引资过程中，我们曾遭遇外商对我们硬件设备的质疑。与香港等先进地区相比，我们当时的通信和办公设备确实落后，但东方宾馆的设施相对完善，为我们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尽管初期条件有限，我们仍努力克服困难，推动开发区的建设和发展。

文、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何瑞琪 通讯员：张成 林文慧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时秀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