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步入鲐背之年，张晋藩仍然坚持每天四五个小时，举着12倍的放大镜潜心治学。自1984年招收首届中国法制史博士生以来，张晋藩迄今已培养博士生百余人，其中包括多名外国留学生。如今，张晋藩仍然坚持给每年新入校的博士生上课，并亲自带博士生。“人民教育家”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著名法学家、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说，“为天下育英才”，就是他一生的追求。

“我这个人闲不住。只要身体吃得消，我还是想趁着身体还硬朗的情况下多看一些书，多做一些研究。毕竟，做学问是一辈子的事。”

张晋藩

胸怀家国 为国育英才

张晋藩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编辑《张晋藩全集》，如今第一辑已经于今年2月出版，共900万字、分22册。“整个全集分为三辑，列入全集的主要是我本人的著作、教材和论文，全集总字数预计达3000万字。”张晋藩说。

张晋藩从事中国法制史学的教学与研究已经70余年。作为一名教师，他深感责任重大。教书育人说来容易，做起来是很艰苦的。1983年，中国政法大学正式成立研究生院。当时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只有他和高铭瑄两名教授，学校并不愿意放人，后从大局考虑还是答应了。1983年7月，张晋藩正式调入中国政法大学主持研究生院工作。中国政法大学首批招收了125名硕士代培生。一次招收这么多研究生是前所未有的，而中国政法大学的师资力量完全不可能胜任，必须聘请校外的专家，组成各个硕士学科的导师组，才能完成任务。

张晋藩回忆，师资力量远远不能承担25个硕士点，125名新生和18名进修生的教学培养工作。为了解决这个困难，张晋藩教授向司法部党组建议，聘请北大、人大、中央政法干部学校等院校的法学优秀教师与法大的教师组成导师组，共同研究所承担的硕士点的教学与培养工作，做到了集体研究、分头执行。导师组的教学方式持续了两期六年，培养硕士毕业生200余人，其中有半数留校参加教学工作。这批留校生深受名师指导，业务水平很高，成为政法大学一支最基本的极为活跃的教学研究力量。

张晋藩是新中国中国法制史学的主要创建者和杰出代表，曾被评为国家级重点学科法制史学带头人，他主持的《中国法制史》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张教授出版了20余部教材，60余部专著，430余篇论文。1991年起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2012年被中国法学会授予首届“全国杰出资深法学家”称号。

94岁高龄仍在带博士生

1985年，张晋藩在《政法论坛》上发表了《论中国古代民法研究中的几个问题》，这不仅是新中国涉及古代民法的第一篇论文，也是民国以来涉及古代民法的第一篇论文。此后于1998年出版了《清代民法综论》的专著，2003年出版了主编的《中国民法通史》，2011年在《当代法学》第四期发表了《从晚清修律官“固有民法论”所想到的》一文，用确凿的史料回应了“中国古代没有民法”的各种论断。2018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民事诉讼制度》的专著，又从程序法的角度论证了中国古代的民法问题。这一系列著作对于清除“西方中心论”的影响，恢复中国法律史的真实面目发挥了重大作用。

在新中国法律史学上，张晋藩创造了多项“第一”：招收了第一届法制史学博士生、第一届博士留学生，创建了第一个也是唯一的法律史学国家级重点学科基地。张晋藩从1984年招收第一位法律史学博士生，到现在40年一直没有间断过，今年还新招了两位博士生。

“我研究中国法律史学所涉及的一些领域，其中，有些是前人所未曾涉及的。我研究也很粗浅，只是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而已。”说起自己70载治学心得，这位法史领域泰斗却格外谦虚。熟悉张晋藩的学生都知道，老人这不是故作谦虚，而是他的真实自白。

“传统绝不意味着腐朽和保守；民族性的生成也有其特有土壤与价值。传统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只能更新，不能铲除，失去传统就丧失了民族文化的特点，就失去了前进的历史文化基础。我们需要从固有的法律传统中，引出滋润了五千年中国的源头活水，需要科学地总结和吸收有价值的因素。经验证明，对传统的反思越深刻、越彻底，越能准确地撷其精华，弃其糟粕，从而创造出反映新时代特色的中华法系。”张晋藩告诉记者。

张晋藩说，中国法制历史，历经五千年的岁月，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教训。由中国法律史所构成的智库是宏伟的，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治国理政的经验与文化遗存。弘扬中华传统法文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具有极为现实的借鉴意义。张晋藩曾于1986年8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讲授法制课，1995年和1998年两次为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制课。三次讲课题目虽有不同，但贯穿的主线都是有关历史经验的借鉴问题。此外，他在著作中也多次提到，法律史学研究的是过去，但面对的是现实，它的生命力就在于提供历史借鉴。“我在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和全国人大常委会讲授法制课时，都体现了这个意图。”他说。

完成前人没做过的三项学术任务

回望70多年治学生涯，张晋藩说，自己完成了前人没有做过的三项学术任务：第一，编撰《中国法制通史》。张晋藩在1979年中国法制史学会成立大会上提出了编写《中国法制通史》多卷本的建议。“要通过撰写此书，使中国法制史的研究中心牢固地竖立在中国，不能让我们的子孙到外国去学习中国法制史。”1999年，《中国法制通史》十卷本，历时十九年的时间最终出版了。在首发式上，中外学者盛赞此书是“世纪之作”。“我总说这套书是‘争气书’。有了这套书到哪儿去访问交流，也有东西拿出来了。”张晋藩表示。2000年，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三位教授访问意大利名校比萨大学，送给对方的礼物便是这本《中国法制通史》。该书从此声播海外，被西方同仁誉为中国版的《查士丁尼国法大全》。

第二是编写《中华大典·法律典》。由于经费不足，且工作量非常大，以致拖延时日，参加编写的一些博士生几乎换了几届。历时23年，虽经艰难困苦，但在大家共同坚持和努力下，《中化大典·法律典》于2015年编纂完成。全书23卷，4000多万字。该书的出版对于提升中国法治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国学者话语权、构建中国法治话语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是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2000年至2007年，张晋藩出版了四卷《中国少数民族法制通史》，但也只限于十几个民族；此后，他又以《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的名义，申请到教育部项目经费的支持。经过十六年的努力，在克服各种困难之后，《中国少数民族法史通览》十卷本终于在2017年正式出版。

张晋藩表示，这三项工作，是前人所未曾做过的，具有极大的开创性。

老骥伏枥“但开风气不为先”

从1952年开始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执教，到1983年被调往中国政法大学，先后任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中国法律史研究所所长，如今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律史学研究院名誉院长，张晋藩始终以“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来要求自己和勉励学生。

张晋藩说，培养人才首重立德，这是做人的根本。只有巩固这个根本，才能够发挥所学，为国所用。“自1984年招收第一届中国法制史的博士生以来，我已经迄今培养了100余名获得学位的博士生。只要我还能动，这项工作就不会停下。”

多年来艰苦治学的经验使他认识到，只有“不偷懒、不自满”，才有可能获得一些进步。张晋藩说，法制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确实是一个筚路蓝缕的过程，自己所做的贡献如同晚清龚自珍的诗句所说“但开风气不为师”。“也就是说，期望后学者对我所开拓的领域能够发扬光大，我自己不敢为先，也不可能为先。”

如今，鲐背之年的张晋藩依然没有停下治学的步伐。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看书，是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不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只要拿起书本来看，钻进去看书了，什么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老人说。因为前些年患上黄斑病变后视力变差，老人看字越来越困难，老人现在看书、修改文章，都要用上12倍的放大镜。虽年事已高，老人仍然保持每天上午3个小时、下午2个小时左右的工作。“我这个人生活比较有规律，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工作，几十年都养成习惯了。”张晋藩说，教师的使命和天职就是为国育英才，这是国家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一辈子也不会停下。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肖欢欢 

图/受访者提供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蔡凌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