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人

王：王晓云

刘：刘淑健

丨从会计到编辑

王：刘老，您好。我知道您那一辈人来到报社之前的经历各有不同，您能谈一谈自己是在什么情形下来到广州日报社的吗？

刘：当年，为了帮补家用，我读完初中后就去读了会计学校。1952年我考进省属的珠江航运管理局任办事员。1956年港航分家，我被分配到广州港务局计财处，任职会计员。1958年，党号召干部上山下乡锻炼，我声称自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并且是个“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积极要求下放农村锻炼，但因干部下放农村的名额已满，未获批准。

我并未放弃，坚持要求下放基层锻炼，最终获得批准，我的档案转到了中共广州市西区委（即现中共荔湾区委，当时区委管辖区内的工业、财贸、农业、学校、街道等）。没想到，西区委并未将我的档案转到基层，而是留在了区委工业部。在此我最初担任调研员，不久任工业战线秘书，每天随当时管工业的区委书记黄国志听取区属的冶金、机电、化工、轻工、纺织等局党委书记的汇报，整理成文后刊登简报。

当时广州日报社工业部记者许予经常来西区委工业部找我了解情况、约稿，我被评为积极通讯员。1959年，中共西区委接到调令，派我去广州日报社工作。当时黄国志对我说，广州日报社要的干部，我们都支持，你要虚心学习，不辜负组织的期望。

就这样，我迈进了西瓜园——广州日报社。

丨上世纪60年代的区记者站

王：您调进广州日报社的时候，报社处于什么状况？当年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报道？

刘：我调进报社是1959年，共产党员向秀丽舍身救火、抢救国家财产这一事迹，就是在这一年率先由《广州日报》报道的。

1960年前后，广州日报社在市内的东山、海珠、荔湾、越秀各区和黄埔、江村、芳村等三个郊区分别设立通讯站（即记者站），各站设站长一人、记者二人，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宣传报道。当时我所在的荔湾站站长是古志英。可惜，通讯站成立没多久，1961年2月1日，广州日报就与羊城晚报合并（合并后，《广州日报》停刊，《羊城晚报》继续出版），本报的部分编辑、记者调到羊城晚报社，我也是其中之一。

1965年7月1日，《广州日报》第二次复刊，我与一部分编辑、记者调回报社。时任总编辑的林里提出：要把我们的报纸办成全国最好的城市报纸之一。我被安排在群工部，负责编辑辅导通讯员的刊物以及组织、培训通讯员的工作。

丨储备人才的新闻干部培训班

王：我对这段历史也有些了解，1965年由林里总编辑发起，报社建立了新闻干部培训班。

刘：对。1965年复刊时，由于采编人员的流失，影响了报社事业的发展。当时社委会决定，在广州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了18名语文尖子入职报社，在社内办新闻干部培训班，由各采编部门的编辑、记者给他们上新闻业务课。并且安排学员到校对组实习，到报社的排字车间劳动，让他们了解报纸的出版流程，希望他们尽快成长为采编一线的生力军。当时大家昵称他们为“小朋友”。这些“小朋友”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不断的学习，逐步成长为业务骨干，有的后来被提拔为报社的中层干部。

1973年广州日报举办的通讯员学习班结业，报社领导、编辑与通讯员在报社门前合影。左一为编辑刘淑健，左二为编委刘家泽，左五为当时的总编辑林里，左七为副总编罗妙。

除此之外，当时还从优秀的通讯员和投稿作者中，选调了一批人员到报社，培养他们成为编辑、记者。通过多年的培养和他们自身的奋发努力，很多都被提拔为中层干部，优秀的还进入了报社领导班子。

1967年，《广州日报》再次停刊，1972年以《广州报》报名恢复出版。当时从四面八方抽调回部分干部，我和屈绍铿等12人也从南方日报社调回本报，但仍未能跟上事业的发展。当时社委会决定，沿用1965年培训干部的方法，在广州1972年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挑选10多名语文尖子；同时从回城知识青年中挑选劳动好、学习好的高中毕业生入职报社。

丨最早的新闻专业职称评审

王：广州日报三落三起，您的工作经历必然也有所起伏。从进入报社到退休，您历经了哪些部门？

刘：1965年我调回广州日报后，安排在群工部。1968年9月1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合并于南方日报，我又奉调南方日报；1972年7月，《广州日报》再次复刊，我重返西瓜园。

第三次复刊时的通讯员学习班，前排居中者为当时的总编辑林里，前排右二是刘淑健。

不论是在广州日报还是羊城晚报、南方日报，我都被安排在群工部，主要工作基本一样，一是编辅导通讯员的刊物，传达报社报道要求，交流通讯员采写心得等；二是编写内部参考，刊登不宜或暂不宜见报的读者来信，反映人民群众思想动态，读者的申诉、要求和建议，以及一些单位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问题，供领导和各采编部门参考。

我在1989年被评为主任编辑，于1993年9月、60周岁时退休。退休前两年，我调到《广州文摘报》任副总编辑，当时的总编是刚退休不久的广州日报原副总编辑陈保圣。

王：您在1989年被评为主任编辑，那时是不是刚刚启动职业资格评审？您是广州日报第一批主任编辑吗？当时报社被评为主任编辑、主任记者的人多吗？

刘：广州日报社是在1987年开始大规模职称改革的，改变了职工长期没有职称的局面。当时职称评审委员会的组成：总编、副总编二人，暨南大学新闻系教授三人，由编辑部编辑、记者推选的评委若干人。我也是被推选出来的评委之一。

当年第一批评为高级编辑的是：黄永湛（总编辑）、谢烽（副总编）、吴士恩（副总编）。被评为主任编辑、主任记者的，基本是解放前或上世纪50年代早期就已参加新闻工作的干部；或者具备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且从事多年采编工作的人员；还有个别上世纪60年代就调入报社，虽无大学学历，但表现突出的编辑、记者，加起来共有二、三十人。我和李清仪、郭佑棉（当年的政文部主任）等都是在1989年才被评为主任编辑、主任记者的。

记得当时我申报的材料是从事新闻工作的业务自传，附一些自写的小言论，如以本报评论员之名写的《坚持用事实说话》，以及《读信小议》和一些采访原稿、经编辑后的见报稿等等。我是群工部第一个获评主任编辑的。

1962年刘淑健留影。

丨切实解决群众疑难的内参《群众中来》

王：您曾经撰文描述过当年的“读者来信”栏目有多么受欢迎，硕果累累，自“读者来信”中延伸出的内参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选题？

刘：当年内参刊物的名称就叫作《群众中来》，切实解决了一些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我记得有三件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个工业局的三级工程师（评职称后属高级工程师）致函广州日报，诉说他落实政策回单位后，仍然不被信任，只是打杂，没有从事本职工作。这是当时普遍存在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群众中来》刊登了这篇来信。没想到，该局致函本报，说编辑丧失立场，为一个有历史问题的人鸣冤叫屈，应对我作出处理。当时报社的机关党委书记找我谈话，我如实相告。数月后，这位工程师来信告知．他已恢复原职，感谢党报对他的关怀和帮助。

1987年初，一名佛冈县（当时该县属广州市管辖）读者来信反映，他的妻子在他人胁迫下，屈辱地饮下了因车吊致死的死人血，在县内四处告状，事过一年，也无结果。考虑此事牵涉多个部门，我们先在《群众中来》反映。报社领导阅后．认为应见之于报端，为民伸张正义。记者黄萍儿接受任务后，到当地多个部门深入了解，写了一篇《值得思考的奇案》，见报后，佛冈县人大常委会十分重视，法院立案调查，当事人沉冤得雪。

我还记得在南方日报工作时，正值中美建交，读者反映颇多。内参刊登后，省委通知我和两位采写的记者跟随报社领导到“小岛”，直接向省委常委们作汇报。

延续近半个世纪的“读者来信”

王：《广州日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何时起何时终？当年其他媒体有没有类似的栏目，反响如何？

刘：我在职的年代，媒体都很重视读者反馈。据我所知，从《人民日报》到地方党报，一般都设有“读者来信”专栏。

《广州日报》从1952年12月1日创刊之日起，就在二版下辟栏设“读者来信”专栏，日刊，至1954年12月31日停刊时止。1956年6月15日复刊，6月17日，就在三版开辟了“读者来信”专版，基本是周刊。1965年7月1日，《广州日报》第二次复刊，不定期刊出“读者来信”栏目。1976年11月28日，恢复“读者来信”专版，不定期刊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读者来信”固定为周刊(1987年一度为周双刊）。由此可见，“读者来信”在当年是一个深受喜爱的、传民情递民意的栏目。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我退休，“读者来信”栏目仍然持续着。

那时我每天上班的第一件事，就是阅读当天收到的百来封读者来信，沙里淘金，挑选可供报道的素材，让记者跟进调查采访。同时，重点内容选送头版。有两篇获得全国好新闻奖的稿件就是根据读者来信再由记者现场调查采访得来。

【编辑注：查阅上世纪90年代的《广州日报》得悉：“读者来信”专版一直持续到1992年年底，自1993年起，因为大众通讯方式的转变，该版相继更名为“社会热线”“读者热线”，一直延续到1998年年底。】

丨群工部与监督报道

王：群工部的全称是群众工作部，您能谈谈群工部的主要工作内容吗？

刘：我说一下我任职群工部主任时部门的工作吧。

1.编辑“读者来信”专栏或专版；

2.编辑深受读者喜爱的《五层楼下》，当时的副主任方书岳默默无闻地做了许多为群众排忧解难但并未见报的工作；

3.通联工作，包括：建立通讯员队伍，每年评选积极通讯员；把不适用于见报或内参的读者来信转有关部门；

4.接待读者来访；

5.编辑内参刊物《群众中来》。

1987年四版扩八版之后，副主任周素梅、记者陈玉玲来到群工部负责《职工之家》专版，这个版是1985年10月起开版的，由本报编辑部和当时的市总工会合办，据说当时也是地方报纸中首创该类专版。当时市总工会还作出决定，每个工会小组可由工会经费开支订阅一份《广州日报》。

老同事们常聚会，从左至右：周素梅、吴淑贤、刘淑健、庄求实、杜凌、陈武鹰。

王：您任职群工部主任之时，群工部做了哪些让您印象深刻的报道？

刘：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群工部，采写的多是舆论监督，就是现在说的调查新闻。采访过程艰辛，为取得第一手真实素材，往往需要绕过主管部门，隐姓埋名深入现场调查，在“揭疮疤”的采访过程中，阻力可想而知，而群工部的记者都能同心协力。我们秉持党报记者应有的良知，急读者之所急，通过深入采访、如实报道来促进问题的解决。

例如，1987年8月间，广州日报与广州地区多家媒体以及市邮局联合举办大型的读者咨询活动。在广州日报摊位，一些退休工人反映：物价飞涨，退休工资“缩水”，他们生活困顿……这件事引起我们的注意。当时考虑，如果只是就此编发一篇读者来信，只能浮光掠影地反映一鳞半爪，看不到问题的普遍性和严重性，不利于引起有关部门重视。因此，记者黄萍儿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写了一篇有点、有面、有分析、有议论的《必须重视退休职工的生活问题》的调查汇报。见报后，中共广州市委十分重视，由市委常委带队，组织市总工会、劳动局负责人参加的退休职工情况调查组，进行了一个多月调查，做出调高退休职工每月最低生活费的决定；春节期间，还对退休职工进行一次性生活补贴。

1990年8月间，我们连续收到近郊农民来信，诉说自1984年蔬菜供应由统购统销转为农民自产自销后，应运而生的农贸市场容纳不了农民摆卖蔬菜，许多人只好在马路上随处摆卖，影响了市容市貌和市民生活，卖菜人也要被城管人员驱赶。来信农民叹息：“种菜难，卖菜更难。”根据读者来信反映的情况，我们特意在凌晨四时到东风西路天光墟现场采访，写了《农民进城卖菜难》的调查报告。见报后，相关分管副市长致电报社，要听取现场采访记者的汇报，时任副总编辑谢烽领着我到市府汇报。有关部门后来采取了相应措施，如在农贸市场设立专卖点，把菜农卖菜纳入规范化管理等。

往事如烟，我已耄耄老矣，回忆难免颠三倒四，请谅解。

丨“好编辑”的四个维度

王：您的脑力让人佩服。您觉得“好编辑”需要具备哪些基本素质？

刘：我的浅见，判断“好编辑”的几个维度：1.政治立场；2.新闻敏感度；3.深厚的文字功底；4.对记者、文字及图片作者的尊重和理解。

王：您今天已是九十高龄，能和我们谈谈您的养生秘诀吗？现在还是有不少老人抗拒进入养老院，您和先生当年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呢？几年下来感受如何？

刘：四年多前，我86岁，丈夫88岁，干家务颇感吃力，又不想请保姆，觉得与外人同住不方便。我们也不想增加儿子的负担，我们年老，儿子也是老人了，自顾不暇呀！

刘淑健在养老院里生活得怡然自得。

我在2019年12月与丈夫一起，入住位于大德路的越秀银杏颐养院，丈夫于前年驾鹤西去，我包房自住。如今我已适应养护院生活，每天饭来张口，同楼的有退休的工程师、教师、离休干部等等，也都谈得来，不会有孤寂的感觉。

院里经常举办各种活动，我耳不聪，五音不全，唱歌、养生报告之类没法参与，只参加了书法班（练习隶书）、手机班（有课件），每天都与报社一些同龄人互通微信，读书，看报，在天台花园漫步。无家务之烦扰，更无案牍之劳形。这是我根据老师在黑板上张贴的隶书《相思》样本，临摹的习作一篇，转您斧正，供一笑而已！

91岁的刘淑健在练习书法。

91岁刘老初学书法，此为文中提及的小练笔。

*个体叙事·个人记忆

采访、文字整理/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晓云

图片提供/刘淑健、黄松风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