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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黑马女主角,她值得
2024-09-25 14:39:33
广州日报新花城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奚佑

编辑 | 吴擎

《出走的决心》选在中秋档上映,是个大胆的决定。

在一个被传统习俗定义成“阖家团圆”的节日,讲述一名女性如何被婚姻与家庭围困、最终出走的故事,似乎是有些叛逆和讽刺的。


《出走的决心》在豆瓣获得了8.6分

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故事原型是前几年在网络爆火的视频博主“50岁阿姨自驾游”,原名苏敏。2020年9月,56岁的苏敏开着打工赚钱买下的两厢汽车从河南郑州出发,离开丈夫、女儿女婿和两个外孙,开始一个人的自驾之旅。

决定出发时,她患有中度抑郁。

不过,《出走的决心》并非大快人心的公路片,它不是李红(影片中以苏敏为原型的女主人公)的疗愈之旅。影片着重讲述的,反而是她不顾一切地驶向远方之前,为家庭忍耐、挣扎、退让的几十年。


《出走的决心》海报

李红是女儿、妻子和母亲,这些家庭角色剥去了她的自我。而她最终选择自救,走出这座围城。

她是我们的母亲,是某个时空中的我们自己,是千千万万现在或曾经被困在家庭中的女性。

《出走的决心》是属于她们的电影。

01

外婆、母亲与女儿

打个比方,《出走的决心》的叙事结构有些像小学奥数的“追击问题”。一条叙事线从李红女儿怀孕临产开始,另一条则从李红的少女时代追溯,前者缓慢而细致,后者则如剪影掠过。终于,后者追赶上前者,明黄色的过去与晦暗的当下渐变重叠,李红从一个明亮的少女成为一位劳顿的老妇。

李红这半生,始终不是她自己。

少女时期的她,是家中的长女,是幼弟的长姐。电影只用寥寥几笔展现她作为长女和长姐的妥协:李红高考前几个月,一家人决定从四川迁回河南,在未征求李红同意的情况下,父亲自作主张给她办理了退学。

而现实原型苏敏的青春岁月则笼罩着更浓重的乌云。她有三个弟弟,母亲患有高原性心脏病,一年中有近一半的时间频繁往返于医院,苏敏因此承担下照料幼弟的责任。她还记得上小学的时候,课间操音乐一响,她就从山坡上的学校往山下的家中跑,回家添木头烧火,蒸煮米饭。

苏敏本人并未因搬家而失去高考的机会,这是电影的改编。她以2分之差落榜,后来成为一名化肥厂工人。

生活反而更难熬了。她的工资必须上缴,闲暇时间也无法自由支配。别的女孩去唱歌、逛街、玩闹,苏敏被父亲要求下班以后尽快回家,料理家务。

因此,苏敏想要结婚。在她看来,婚姻是逃离原生家庭的唯一出路。


年轻时的苏敏和女儿/来源:@50岁阿姨自驾游

影片对此的刻画显然是过于浪漫化的,李红与年轻的恋人在饮品店约会,夜晚在电话中倾诉衷肠。然而在现实中,苏敏与丈夫的结合是工厂媒人促成的。在决定结婚前,他们只见过两次。

苏敏以为,结婚以后搬出去住,就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生活。

她并未如愿。她成为了妻子、母亲,依然不是她自己。并且,在这漫长的几十年中,苏敏肩上依然存有长姐与长女的“责任”:弟弟在佛山开了一家工厂,缺人手,苏敏便去广东工作三年。这时候,女儿已经上了大学,而她与丈夫的婚姻正处于一种岌岌可危的境地,苏敏去广东,是一次主动的逃离。

于是,煮饭、收货、发货、库管,工厂中大大小小的杂事,只要弟弟需要,苏敏都做。但自始至终,弟弟从来没和苏敏商量过发工资的事宜。

“出走”二字贯穿了苏敏的半生,不只是开车上路的那一刻。只是,此前数次的出走从未取得成功:她从原生家庭出走,却又被婚姻围困;从丈夫身边逃走,却又被亲情俘获。

当女儿诞下一对双胞胎以后,作为外婆的苏敏又被困在了“含饴弄孙”的牢笼中。

长女、长姐、妻子、母亲、外婆,几个家庭角色依序定义了苏敏漫长的半生。它们是相对于其它家庭成员的苏敏,却从来不是她自己。

02

爱的剥削

影片中,丈夫孙大勇的刻薄刁难加剧了李红的不幸,但李红的困境并非婚姻失败的个例。被围困在家庭之中,“主体性的丧失”是女性所面临的广泛的、结构性的困境。

一个很好的例证是影片中李红的女儿孙晓雪。她从小便能体察母亲的委屈,高中伊始就劝说李红离婚。她接受过良好教育,似乎更理智、更清醒,早早就看清了父母不幸。更幸运的是,她的丈夫徐晓阳是个传统意义上的好男人,心胸开阔、温厚朴实。他们彼此相爱。


徐晓阳和孙晓雪/《出走的决心》剧照

但是在生育以后,孙晓雪还是无法避免地失去了一部分自我。

因为照料年幼的双胞胎儿子,她的一部分精力被迫从工作上转移,继而在严酷的末位淘汰机制中被裁员。待业在家期间,徐晓阳主动给她购置的礼物,竟然是一件宽松的家居服,一件为了照料孩子的“工作服”。

一瞬间,孙晓雪发了火。她终于真正理解了母亲长年以来的苦楚。

然而,孙晓雪想要返回职场,全神贯注地投入职场竞争,就必须把照料孩子的工作委托给李红。影片中,此时的李红刚刚考下驾照,兴致勃勃地准备自驾去参加高中同学会,却在“女儿前途”的胁迫下,再度收起了行囊。


李红和孙晓雪/《出走的决心》剧照

一个家庭中女性与女性的命运就此牵扯起来:如果其中一个要去追求自我实现,就必须另一个作出牺牲,这是一场零和博弈,必须有一方先做出妥协。

而妥协的,永远是李红。

或许真正困住李红与苏敏的,从来不是婚姻或生活,而是“爱”。

年轻的时候,苏敏不敢离婚,她害怕单亲家庭会让女儿在学校受欺负。过了十几年,苏敏还是不敢离婚,她担心单亲家庭让女儿在婚恋中被歧视。为了女儿,她十几年如一日地忍受着丈夫的颐指气使,维系这段脆弱的婚姻。

终于,女儿结婚、生下孩子,苏敏对离婚依然顾虑重重。她在采访中说:“女儿已经忙到焦头烂额,如果再加上一个脾气臭的老人,女儿的身体如何能吃得消?”

这是一种“爱的剥削”。


苏敏

之所以称之为“剥削”,因为苏敏被迫承担的家务劳动是琐碎、反复且徒劳的。家务劳动并不具有建设性,也永远不会结束,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所著的《家庭事务社会学》中,一位家庭主妇曾经这么形容:“来来回回做,却换来永久失败的感觉。”

就如影片中,导演尹丽川以极快的速度让镜头在堆积的衣物、脏污的碗筷、杂乱的桌面之间来回切换,让李红在物件之中打转,一种窒息感扑面而来。

况且,家务劳动的场所极其封闭,无法与外界互动,来自家庭成员的言语评价几乎就是全部反馈。

如此,人们便能理解李红为什么决定在这个夜晚出走:一家人聚餐庆祝彼此的成就,庆祝孙大勇在乒乓球比赛中赢得了奖牌,徐晓阳升职加薪,孙晓雪在新公司成功转正。围坐在桌旁,他们都有所获得、有所成就,一旁还在忙碌的李红却只能当个旁观者。


《出走的决心》剧照

被转嫁的家务劳动束住了李红的双脚,她困在琐碎的重复之中,她是他们成功的“代价”。

此刻,李红再也等不下去了。她夺门而出,踩下油门。她要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03

负担与博弈

中国经济结构的转型与社会意识的进步,让女性面临的工作和家庭责任之间的冲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出走的决心》中,李红的母亲、李红和孙晓雪这三代女性,她们的命运依次相连,又迥然不同,却各自有各自的苦衷。

李红的母亲是个完全被男尊女卑思想束缚住的人,在家庭生活中,她让儿子和丈夫吃白馒头,让自己和女儿啃窝窝头。她这一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也是父权制的维护者,她深受其害,从未想过反抗与出走,一生困于方寸之间。

李红与她母亲不同,尽管被残余的旧秩序束缚着,但从蒙昧中觉醒了。她懂得女性要自由,就必须有自己的收入,于是宁愿凌晨三点起床去扫大街,也要花自己的钱买一束花摆放在家中。她在枷锁中奋力挣扎了半生,最终成功出走。

而孙晓雪呢,她最能代表如今新一代女性的处境。她们看似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与男性一样拥有实现梦想的契机,与他们同台竞技。可是实际上,她们并没有完全挣脱束缚住她们母亲和祖母辈命运的东西。

社会学中有个专有名词来描述这种束缚,叫做“母职惩罚”。意思是女性在成为母亲以后,会在职场上遭遇工作机会受阻、薪资减少、晋升无望等困境,然而这些困境往往不是她们的自身原因造成的,因此被称作“惩罚”。

譬如,就曾有研究表明,在2015年,每多生一个孩子就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17.47%;而在1989年,每多生一个孩子还只会导致女性工资率降低9.41%。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母职惩罚的效应在不断扩大。

孙晓雪这一代女性的处境,某种意义上比她们的母亲、祖母更棘手。上野千鹤子在《女性的生存战争》中曾写道,在她们那个年代的社会共识中,事业、家庭不可兼得,这两个目标之中不论达成哪一个都很厉害了。

如今普遍的社会共识中,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女性,“就是既要不让须眉,事业有成,又要相夫教子,获得‘女人的幸福’,二者缺一不可。”上野千鹤子称之为女性的“双重负担”。

影片中,孙晓雪平衡这双重负担的办法,就是把家庭的责任转嫁给自己的母亲,但如上文所说,它构成一场零和博弈,一方自由,就必然以一方牺牲来换取。

但问题是,为何丈夫徐晓阳不需要像孙晓雪一样,既在职场中竞争,又承担家庭责任呢?

这或许是影片的一种视角缺陷——在透视女性挣脱家庭重压而出走的同时,无法忽略的是,男性回家也是一种应尽的义务。

这的确是一种现实,但又并非永恒无解的。打破僵局的举措之一,或许在于社会托育服务的培育,让政府与社会一同参与进来,缓解女性在育儿照料中的压力,分担家庭的养育成本。这种社会托育机制在发达国家已有先例,中国近些年来也日渐呼吁,这是一个新的希望。

但在外界支持到来以前,女性能做的,或许就是像李红与苏敏一样鼓起勇气、走出困境。

就在两年前的中秋节,苏敏离家两年后第一次回郑州与家人团圆,在女儿家见到了丈夫。丈夫看见许久未见的妻子,张嘴第一句话是:“你还知道回来?混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这天过后,对离婚犹豫了三十余年的苏敏头一次对公众说:“我们一定会离婚。这是时间早晚的事。”

她再度下定了决心。

文中配图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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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主编 | 赵靖含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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