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一篇《北大教授成24小时照护者》的文章火爆网络，文中主人公胡泳今年50多岁，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他的母亲今年85岁，患有阿尔茨海默症，他不得不每天抽出大量时间用来照顾母亲。

北大教授胡泳照护母亲。图/一条视频截图

最近，女星应采儿在一档综艺节目里谈到自己的父母。她说，当自己眼里一向健康的父母突然被送进医院，需要签字的时候，自己第一次感到无助。

图/芒果tv

数据显示，中国60岁以上的失能老人数量有4000多万，这意味着有4000多万的家庭要面临看护的难题。人类的婴幼儿时代需要看护，老年同样需要。

按照胡泳的话，世界上有四种人：曾经作为照护者的人，现在作为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还有需要照护者的人。照顾和看护是每个人都将要面对的议题。

深夜病房的尽头站着一位陪护家属。

这次，我们采访的主人公——“90后”独生女楚滢（化名）也是这样一位照护者。楚滢是在自己即将迈入30岁时突然成为“陪护子女”的。也许她的自述能给第一次遇到父母病重住院的人一点启迪和帮助。

 爸爸病了，她没人能求助 

躺在病床上的父亲，身上插着临时起搏器、尿管、氧气管和输液管，在他的皮肤底下，还藏着刚刚安装好的两个心脏支架——这样的父亲，我从未见过。

父亲今年只有50多岁，经常锻炼身体，因此身体一向不错。原本我本以为“父母重病”的情况可能五年甚至十年后才会到来，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在那一刻，我没有一个人可以求助：起初想打电话给妈妈，但想到父母离异多年，给她电话也只是徒添烦恼而已。最终，我只能打电话给单位的领导，她一边帮我请假，一边告诉我准备证件、买机票、同时帮我联系了一些广州的心血管医生以备咨询；同时我通过小姑联系上医院的主治医生询问手术费用，取出我自己平时攒下的备用金，在当天休整好状态后，8月3日一早我便飞往了西安。

 女儿陪护爸爸有些尴尬 

一切前期筹备只是开局。在24小时的急救病房里，患者和照护者之间，还有许许多多具体、深入和难以言明的事情。性别困窘，是摆放在我和父亲面前的第一个难题。

由于父亲无法起身，插着尿管，加上护理床上不带坐便区。面对洗澡、擦身、大小便这样的事，尽管偶尔有亲戚前来帮忙，但毕竟我陪护父亲的时间较多，加上医生需要每日查房多次，前来询问大小便和饮食情况，因此我亲自去操作更合适。

但父亲为人好面子，还有洁癖，住院后的他，索性变成了一个“不听话”的孩子：一开始他坚持不肯在床上排便，甚至为了避免排便，可以减少食量；直到住院第三天，医生显然对他“憋便”这个事情有些生气，告诉他一定要认真排便。

后来父亲终于愿意排便，只是过程相当混乱：他先是盖住自己的整个臀部，待我放好塑料坐便器后，他又坚持让我走出病房；等到他终于完成整个排便过程，喊我拿走坐便器后，他又趁我去倒便的间隙强撑着自己擦屁股，以及甩掉了垫在下方的一次性隔尿垫和床单，一顿操作下来，原本平稳的50心率瞬间飙升到了110……同样的窘境，还有他因长时间卧床闷出湿疹，却不肯让我帮忙擦药膏等等。

当一个男人突然生病，可能他就是没办法什么都靠女儿。后续，我与他进行了耐心协商，也算达成一致：一方面父亲要听医嘱认真每日排便，允许我参与适度协作；另一方面，也让父亲保留自尊，允许他在正常心率范围内尝试自己擦便，同时让护理人员清理私处卫生。

 一边工作，一边陪护 

从大小便、吃药、换药，到喂饭、盯点滴进度等等，加上父亲住院期间需要戴着临时起搏器，时不时我还需要观察他的心率状况和临时起搏器的工作情况。但相比这些实质性操作的繁琐性，作为一名陪护者，更难以调适的其实是自己和患者的心理状态。

陪护期间的时间总是会切割得格外零碎，有时我会觉得，陪护的过程是家属被抽取时间和体力的过程，而且这种状态极容易随着住院时间的延长而失衡——大概是陪护的第三天，我在医院开始难以入睡，肩背疼痛的老毛病也开始出现。

家属的状态也极大程度地影响着患者的状态。看到我白天需要照护自己，晚上还要待在护士站工作，父亲的内心也格外自责，甚至有过几次催我说“你就回广州别管我了”。我开始意识到，作为家属也需要找准自己的状态和节奏，只有当家属的心态变得积极乐观时，被照护者的心态才能逐渐变得积极起来。

因此，在父亲住院的第四天，逐渐能自主动手吃饭之后，我也开始尝试放下那种“什么都让我来”的思维和心态，让父亲自己来做一些事情。

楚滢一边在护士站工作，一边盯着有父亲心率的显示屏。

当父亲开始主动关注到自己的用药和大小便情况后，一些令人欣喜的信号也开始出现，他开始学着放弃自己作为病人要依赖他人的被动状态，不再只是自顾自躺在床上玩手机，而是开始主动了解自己的身体。

此前，由于关掉临时起搏器时父亲出现过停博问题，他的心态曾一度较为悲观甚至暴躁不安，但后续他会根据自己使用的药量的变化，自主在上网查资料，从而树立对疾病的正确认知，了解自己的病后护理及注意事项等。

利用能喘口气的机会，我则会在医院里通过跑步和爬楼梯来释放压力。

尽管可以做好心理调适，但在陪护期间，最为核心的目标还是康复。

父亲离退休还有好几年，日常少不了要与电机房、电子设备打交道，因此安装永久起搏器对他的工作存在不小的影响，这也一度让父亲的心态格外抗拒。

为了打消父亲的顾虑，我便将父亲的病历整理成word文档，其中包含父亲的每一次检查报告结果及父亲每日的状态，用于询问分别位于广州和武汉的两位医生，尽管并没有得到什么有效建议，却得以教父亲正确客观地认识了自己的疾病，父亲的心态也逐渐好转。

 学习算账 

尽管我的父亲属于职工医保，可以报销大部分住院费及医疗费，但由于父亲使用的是进口心脏支架，加上他平时自己并不怎么储蓄，因此父亲住院期间，“算医疗账”成了我的主要任务。除却预留后续可能要做永久起搏器需要的几万元，我还在网上第一次了解到关于家庭共济账号、亲情账号、慢保、异地医疗等相关内容。

对于我们这批独生子女而言，我们的消费观、人生观大多强调“活在当下”，以至于此前我们都很少了解到类似于家庭共济等医保功能。

所谓家庭共济即一个家庭里的成员，可以用同一个人（共济职工）的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包括统筹基金部分。只是它有两个前提条件：一是共济的家庭成员仅限于父母、配偶和子女；二是共济的家庭成员必须参加了基本医保。但对于跨省是否可以使用这一功能，经过我多方确认，才算搞清楚原来目前这个功能仅限同一个地区或同省，跨省无法申请。

一次陪护，似乎不仅仅在修复我与父亲之间过去的关系，更是给我上了一次“社会学”课程，这个课程刚好发生在我人生30岁之际，它关乎的不仅仅是陪护常识，还有身体健康、爱与陪伴，抗风险能力，以及“除却生死，一切都是小事”的人生体悟。

深夜时分，楚滢在陪护床上观测父亲的心率是否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