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日报在上世纪80年代有一个开创地方党报先河的创举，就是从每日对开四版扩为每日对开八版。也是在这次扩版中，原来双周刊出的理论专刊改为一周两期、每期一个版的《探索与争鸣》，改革开放带来的新课题催生了理论研究的春天。

丨大胆探索与自由争鸣

1986年10月27日，在《改版试刊致读者》一文中，广州日报编辑部提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实现了工作着重点的转移，迈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实步伐，实行从经济体制到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从而开创了一个建国以来最好的时期，出现了并将继续出现许多新人、新事、新风尚和新经验。这些，都需要我们有更多的篇幅加以报道。”“同时，由于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人们思想解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敢于从实践出发，打破以往固有的模式，创造了不少新鲜的经验，也面临着不少尚待解决的新问题，需要进行大胆的、科学的探索，展开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和争鸣。作为舆论工具和传播媒介的报纸，应义不容辞地介绍和推动这种探索与争鸣，以利于学术和艺术的繁荣，为经济建设和全面改革服务。”

1986年10月27日《探索与争鸣》试刊时“编者的话”。

1987年元旦起，广州日报从每日四版扩为八版后，一个比较大的有影响力的动作就是推出每周两期的理论版《探索与争鸣》。在这个版中，我们不仅立足于广东改革开放的实践，鼓励和反映广东理论界对如何进行改革、如何进一步开放等问题，展开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广泛讨论，如卓炯的《关于所有制改革的几点思考》；王琢的《改革对象·目标模式·改革战略——从金融体制改革试点说起》；《广东广州改革开放如何先走一步？——广州地区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畅抒己见》中，朱家健、张向荣、左正、王珺等都热情洋溢地发表了观点。

与此同时，我们也广邀北京、上海等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就我国改革开放中遇到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更为宏观和深入的探讨。如《“发展商品经济”不能成为新的套话》（董辅礽），《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比较？》（夏禹龙），《加快改革的整体设想》（吴敬琏），《深化企业改革必然要进行所有制改革》（蒋一苇），《论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的分配原则》（晓亮），《中国能否产生企业家阶层》（杨鲁军）等。

丨理论探讨与实践总结

在推进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探索与争鸣》版不仅有如何进行改革的理论探讨，还有大量对在改革开放中付诸实践探索的理论总结。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从1987年8月开始，由本报与广东省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广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十年”的征文活动。此次活动历时一年多，共收到征文120多篇。征文作者中有潜心研究学问多年的老教授、老专家，有朝气蓬勃、勇于探索的青年学者，还有实践经验丰富、有开拓进取精神的各级干部，他们均在对珠三角各地改革实践进行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珠三角改革开放实践进行了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最终有《工农并进，三大产业协调发展——东莞经济发展道路考察》等18篇论文分获一、二、三等奖。其中一等奖中《佛山经济发展的启示》得到了当年的佛山市委主要领导的肯定，他在对该文的批示中说：这是我看到的总结佛山改革开放最好的文章。

此次“征文”中入选的文章除了在《探索与争鸣》版陆续刊登外，还选编了49篇出版了《实践的光辉——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十年征文选》一书。中宣部理论处看到此书后，让我们送一批书到当年召开的全国改革开放十周年研讨会上进行交流，使各地对广东的改革开放探索有了更多的了解和关注。

广州日报理论部主编的《实践的光辉》曾被中宣部理论处推介。

《探索与争鸣》版从1987年1月正式创刊，到1998年10月27日刊出最后一个版，在将近12年的时间里，吸引和动员了近百名国内的专家学者及改革开放一线的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们进行探索与思考，在反映和推进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曾受到中宣部理论处的专文肯定。当年羊城晚报总编辑许实曾经赞叹其为“广州日报的招牌饭”。

《探索与争鸣》第一期版头。

 *个体叙事·个人记忆

文/蔡惠芳  曾任广州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主持工作）、夜编中心常务副主任、国际部主任、足球报社长等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苏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