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耋龄先生藏品捐赠仪式暨“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开展仪式日前在广州博物馆举行。

刘体智之孙刘耋龄先生从上海赶来，将包含有罗振玉、容庚、唐兰、陈梦家、郭沫若等名家及史语所等机构致刘体智信函在内的61封珍贵信札正式捐赠给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馆长吴凌云评价，它们“是研究近代学人治学、收藏、交游等方面生动具体且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对近代金石学、历史学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展览的展期为一个月，展出文物合共193件（套），其中一级文物3件，二级文物9件，包括刘耋龄先生所捐赠的49件书信，以及与这批书信相关的青铜器、甲骨片、古籍善本等。本次展览聚焦于刘体智与民国学人间的交往。由于是借助名人信札串联勾勒，所以通过书信内容的解读，人物形象变得更加生动具象，也让观众得以了解众多文人间交往的细节。

绝大部分藏品都化私为公 归于国有

那么，刘体智究竟是谁？为什么20世纪前半叶那些名声赫赫的学者、文化人与他有着这样深入的交往？为什么许多博物馆中收藏的国宝重器都曾与他有关？

“刘体智是安徽庐江人，父亲刘秉璋是晚清重臣，和李鸿章、彭玉麟等交往甚密，曾领导中法战争的镇海之役并取得大捷，青史留名。”吴凌云介绍。刘体智曾因父荫任清政府度支部郎中，后任职大清银行安徽总办、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受父辈的影响，刘体智雅好收藏，所藏青铜器、甲骨、古籍善本极其丰富，被公认为民国时期海内收藏第一人。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刘体智庞大的藏品除少量流散外，绝大部分通过无偿捐赠和有偿出让的方式，化私为公，归于国有。

吴凌云介绍：“他收藏的甲骨文片多达28000片，是民国甲骨收藏的最大家。他于1953年将这批珍贵文物全部出让给国家。其小校经阁藏书多达10万册，以明清精刻为主，亦不乏宋元古本，现藏于上海图书馆。其收藏的唐代大小忽雷古琴以及众多的青铜彝器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上海博物馆等。”

曾大保盆

昜鼎

越王剑

“我们广州博物馆现藏的一批珍贵青铜器中，有95件来自容庚先生的捐赠，其中就有不少来自刘体智先生善斋的旧藏，其中还有三件国家一级文物——昜鼎、越王铜剑、曾大保盆。它们也都在此次展览中与大家见面。”吴凌云介绍，容庚在日记中曾两次提到从刘体智手中购买曾大保盆的情况，可见其对之的重视。

刘体智的收藏事业肇始于清末。其在1937年1月12日致傅斯年的信中曾提及“弟收集古物，至今卅余年。”经过多年积累，他形成了以三代青铜器、殷商甲骨、善本古籍、古钱币为主，书画瓷器、秦汉玺印、汉魏名碑、明清精墨、名人名砚等为辅的藏品体系。这些收藏除古籍大部分源自家族传承，其余多为其本人或委托他人多方搜求、交换购买而得。刘体智家族积累颇厚，加上他长期担任金融业高级职员，相对充裕的资金为收藏提供了保障。

“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

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副研究馆员赵爱学在《国家图书馆的善斋藏甲骨及其著录》中写道，今天国图馆藏甲骨相对数量世界第一，多达35000余片，“其中刘体智善斋甲骨就占国图总量的百分之八十，不少大片甲骨、著名甲骨都是出自善斋旧藏。”“四方风甲骨”、完整的“最大肩胛骨”、世系甲骨等皆闻名于世。世系甲骨更是证明了《史记·殷本纪》的记载可信。

1953年，时任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主任委员徐森玉协调善斋甲骨以三万元的价格让归当时的文化部。文化部收购后，先借给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考古所将之全部传拓一遍，并对照刘体智的原拓本逐片辨别真伪，记录下断折、剥蚀、损字等情况。1958年8月，这批甲骨被移交给北京图书馆（1999年更名为国家图书馆）。根据目前的最新统计数据，国图善斋甲骨为28450片。这些甲骨仍然装在当年善斋的原装具中，是150个用上好红木制作的横拉盖式木盒。红木盒内又摆放两摞长方形蓝布盒，甲骨就依序放在其中。

1998年，北京图书馆参与“夏商周断代工程”甲骨取样工作，所选馆藏甲骨23片，善斋旧藏就有17片。赵爱学表示：“善斋甲骨无论从内容的全面性、字体风格的多样性、重要甲骨的比重等方面，都可以算是一部规模略小的‘甲骨文合集’。”

“从刘体智与容庚、郭沫若等人的交往中，其实可以看出来他是一个很有情怀，也很有胸怀的人”，“缀古——刘体智与民国学人”展策展人之一、广州博物馆陈列部研究部副研究馆员霍雨丰表示，对于这些有志于学的后辈，刘体智常很慷慨地将珍贵的家藏资料提供给他们使用，一些重要的学术成果也由此诞生。

与28000余片甲骨同时拨给北图的甲骨拓本集《书契丛编》是善斋自拓旧拓本，成书于20世纪30年代初，是极为珍贵的早期甲骨拓本。这套资料曾被刘体智先后借给郭沫若，以及任教复旦大学的胡厚宣，时间分别长达一两年。郭沫若从中选取1595片编成《殷契粹编》一书，感慨道：“刘氏体智所藏甲骨之多且精，殆为海内外之冠。”

艺博院镇馆之宝也出自“善斋”

广州博物馆专家介绍，刘秉璋是晚清淮军重要将领。凭借父亲与李鸿章的关系，刘体智很早就被李鸿章收为义子，进入天津李鸿章家的私塾中与李氏子弟一起学习，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善文字音韵，长文献考据，著有《说文谐声》《尚书传笺》等多部著作，其依托自身收藏编著的《书契丛编》《善斋吉金录》《小校经阁金石拓本》等，在民国时期影响极大。

《善斋吉金录》

20世纪20年代，刘体智在其位于上海新闸路的住宅内建造了一座两层的中国古典风格八角小楼“小校经阁”，用来放置藏书。1951年8月，刘体智将小校经阁所藏400箱线装书籍共67800余册捐赠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这批书的收集花去了他数十年的心血，均著录于《四库全书》，其中不乏珍贵善本、精钞本和旧椠本，如宋本《伤寒类书活人总括》《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等。一同捐出的还有地图22扎又51幅。这批资料后拨交上海图书馆。此外，他还捐赠碑帖282种，共436册，时间上起汉魏，下至宋金元明。

同年9月，他又将87件珍藏的兵器捐赠上海市文管会，后调拨上海博物馆，当中便包括著名的“吕不韦戈”“郾王喜铍”等。《上海文物博物馆志》记载，刘体智捐赠上海博物馆的文物包括青铜器130件、陶器3件。20世纪60年代。他还将收藏的一批古砚古墨无偿捐赠安徽省博物馆。

霍雨丰说，以藏品为媒介，刘体智与近现代一大批著名学人，如罗振玉、唐兰、傅斯年、徐中舒、陈梦家、郭沫若等相识、相交，形成一张颇具影响的人物关系网。这当中，容庚是非常突出的一位。

容庚与刘体智相识于1931年。当年暑假，他与徐中舒、商承祚到上海拜会刘体智，琳琅满目的藏品令他目不暇接。从此两人密切往来，书信不绝，并有很多青铜器的收藏交流。

毕钲

侃勺、立铜鼎、叔铜鼎

在本次刘耋龄所捐赠的信札中，有一份善斋列单青铜器定价草目，前四件现为广州博物馆馆藏文物，都由容庚捐赠。来自商代的“毕钲”便是其中的一件，其初名为“毕铙”，容庚在得到此物后更名为“毕钲”。此外，广博所藏容庚捐赠的侃勺、立铜鼎、叔铜鼎、孟辛父铜鬲等也都是来自善斋旧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103件善斋青铜器，当年也是经容庚奔走斡旋，而由刘体智以七万元售出的。

《秋树聚禽图》（图据艺博院官网）

今天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的镇院之宝之一，明代宫廷画家林良创作的《秋树聚禽图》是1948年由刘体智赠送给容庚的。广州艺术博物院（广州美术馆）副研究馆员陈志云在《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善斋刘氏赠容庚书画概况》中写道，作为第一个进入全国主流性行列的粤籍画家，林良很早就引起容庚的注意。但林良存世作品甚少，容庚“求之十年未能得”。刘体智赠与他这张画，可谓深知他的收藏癖好而精心挑选。

另一件同样经历了“刘体智-容庚-艺博院”流程的张锦芳《临汉周憬碑册》也非常珍贵。周憬碑全名“神汉桂阳太守周府君功勋之纪铭”，是迄今为止广东发现的仅有的一块汉碑，记录了桂阳太守周憬等人组织的有据可考的粤北第一次大规模水利工程——开凿乐昌泷的史实。碑曾立于乐昌县周府君庙中，宋代迁入张九龄庙，今已无存。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图、视频/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 卜松竹

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谢育芬